过日子的老外 (第4/5页)

“好。现在3点05分，那么我教书得有快一个小时了。”

“如果明年回意大利呢？我就要从AIRE退出吗？”

“2点15分。”她平静地回答。

“对。发个邮件，说你回意大利了。”

“我们几点开始上课的？”我半笑着问她。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的信息。”

“老师，您什么时候开始教书的？”一个坐我旁边、眼神尖锐得可以穿透冰块的女生问。我笑了——咱要幽默点，对吧？咱也没有别的。

比萨还没有上，但是我已经想走了。边走边说：“不用了！没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说，使馆的人也会安心入睡！”但是我还在。加油。再坚持听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仿佛生活在无法沟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无奈。他放弃了AIRE的话题。

“开始吧。”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钟，再面对学生——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我们本来可以在五分钟前就开始。我发签到表，他们很快就签完了。现在呢？自我介绍？每人两分钟？我一说就意识到这是在做梦。果然，我迎来的是一个相当冷清的场面：每个学生说自己的中文和意大利语名字，紧接着是沉默，进一步的提问，更多的误会和解释，每人倒是超过了两分钟，但主要是我在说。

“我需要买一些西药，”迭戈平稳地转移到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哪里能买？”这种问题我喜欢。它有一个很直接、不太可反驳的客观答案。

但我在这些区域之外。上了十六年学，今天是我第一次有经营课堂的任务，还不坐观众席。我要想办法，继续讲话，保持气氛活跃，直到裁判吹响最终的口哨，让我们上地铁回家。这场长达五小时的比赛午饭后就开始，天黑了才结束。这下，我有点后悔了。这是要干吗？谁能讲这么久？电视上的主持人扯两小时也就差不多了。下午2点15分，要上课了。我心里是恐惧——其实我确定，我会搞砸，只不过还不清楚会以什么方式搞砸。墙上的阿佩罗橙光和狂欢节面具照片，能给我带来什么灵感吗？

“和睦家医院吧。”我利落回答。

决定的结果总是忽然冲过来。北京东三环，星期一下午。我被安排在“威尼托大区”上课。每个教室都被命名为不同的意大利大区。不知道是管理中的偶然还是排课老师的贴心，我老家帕多瓦就在威尼托。那是一个爱喝酒的大区，加上它位于东北部，我就开始和别人讲我是意大利的东北人。挂在教室墙上的白色木框里，装着我老家高中生喝的第一款酒——阿佩罗橙光(spritz)，墙上还有威尼斯狂欢节面具的照片。我身后是配了红黑两种记号笔的白板（正好是AC米兰的颜色，但我喜欢什么球队这一点，机构里应该没人知道）。长长的桌子顺着教室的走向延伸到俯瞰着东三环南路的大玻璃窗。我坐在桌子的这一头，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坐在桌子的两边。他们离我挺远的，远到给你那种大学教室里，三五成群的学生自发形成不同独立活动区域的感觉。

思考了几下，迭戈宣布：“我是不会去医院的。”

沉浸于这种久违的熟悉感，我差点忘了还要干活。我通常会这样：答应事情时光想着它比较轻松愉快的一面——办公室的咖啡机、每个月发的工资、写字楼楼下的饭馆，而完美绕开那些更沉重的问题。要用课本？没想过。要讲语法？没想过。要进教室，坐在二十来个握着笔、眼里满是期待从我这里学到东西的学生面前？显然没想过。在我心里，做决定的亚历和承担后果的亚历从来没有碰面好好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