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条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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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事情泡汤了，但是后面还有戏。意大利朋友要负责电视剧《三十而已》一个摄影组的工作。她不会中文，所以找了我做翻译。来广东之前，我已经在北京和导演面试完并确定了合作。他们给我发了全剧的剧本，让我等开拍的消息。我想，被东莞的组开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多转转广东，再去朋友的剧组。童瑶的名字我应该能记得。

“你做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脸上一副震惊的表情的HR对我说，“从来都没有人坐过老大的椅子。”他很冷漠，似乎想保持距离，避免自己不小心对我产生同情。除了开我，我感觉HR的潜台词是说：“你不属于这里。”我刺激到了一些什么，仿佛让他见到了某个怪物。他无法接受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我这种反应。HR拿微信向我转了几天的薪水，我就离开了剧组。

时间变得充足，我一页一页地翻译完《三十而已》四十三集的剧本，用中文和意大利语做场景笔记，还复习了一些摄影相关的术语。不巧，这也不行了。摄影联系我说，她跟剧组闹矛盾了，不干了。自然，我也不用去了。两边都落空，这下我真的没有备选了。我只好认命，那是一个不适合意大利人在中国的剧组工作的夏天。

在拍摄的间隙，我走到摆在大监视器前面的椅子，坐下来喝了点水。“不要坐那个椅子，”副导演小声地对我说，“那是老大的椅子。”我懂了她的意思，她是在好心提醒我。但是我根本不在乎。委屈占据了我的脑海，使我无法冷静思考。我继续坐着不动。当天下午，公司HR找我谈话。

方向感全部失灵，老许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并给我指路：一路向北，直到腾格里沙漠。这是老许接到的一个业务：我们要跟拍一群广东小孩的夏令营，做成纪录片。暑假的第三个活儿，不会搞砸吧？我还在东莞，在市区找了个宾馆，闲着待了几天。我逛了一条全是卖木门的店铺的路，还有用秤定价的书摊。说白了，我没事干。我假装考虑了两分钟后答应了。童瑶是见不到了，我去找老许了。

第二天到现场，除了身体比较疲惫，我对剧组已经有情绪了。我在休息区叫人去工作的时候，有演员考验我是否记得他的名字，说如果不记得，他不会配合命令。我努力控制自己不他，内心在慢慢崩溃。在前一天的混乱后，谁能记得那么多人的名字呢？我感觉自己干不了这个活了。我后悔来了广东，后悔接了这个破工作。要是有个按钮，我想当场消失。

在广州，老许开车来接我。上完北京电影学院的进修班后，老许回了广州工作生活，这里有他的妻子和女儿。我问他关于王泳的事情。“你不要相信他。”老许边开车边坚定地说。“为什么？”我说，车里的气氛显然没有往我期望的方向转变。“他是个骗子。”老许说，目光依旧放在前方的高架上。

东莞湿热的夏天，我从酒店跑到现场，再到陌生小巷里的餐厅、咖啡店和酒吧，就一个使命：找演员——由于他们工作时间都不一样，演员们不会同时出现在现场，而会分散在整个镇里。等找到了所有在名单上的演员，天已经黑了。我准备走回酒店，喝个啤酒凉快凉快。在这个时候，剧组联系我说，拍摄计划有变动，需要再去通知所有演员。

果不其然，我在学校认识的王泳不是学校的人。他在北京卖房子，到学校扮演一个导演系进修班的学生，骗了所有人，包括老许。参加一个班里的话剧时，王泳偷走了部分剧组资金。他在老许那里借住一晚，沙发上的现金第二天就不见了。据说，王泳回四川做白酒了。我意识到，那时自己看到的只是很表面的一个王泳。本以为我和他之间仅有语言的障碍，结果我眼前是一个能够顺利骗到同龄同学的表演者。到底谁是王泳？他那时找我借钱，为什么全部还我了呢？我对他那么重要吗？在去机场的路上，我的问题多于答案。我想起爷爷半世纪前对父亲说的话：中国的现实真的很复杂。

为体验电影剧组的生活，还没到正式暑假，我就离开了北京，坐上高铁前往广东。出品方是讲粤语的美国华裔，电影是一部要在美国上映的音乐片，计划在东莞市常平镇拍摄二十天。我做制片助理，负责协调剧组和沟通演员。剧组人员中外混合，工作语言随时从英语切换到中文和粤语。由于拍摄涉及大量舞蹈片段，剧组从国外请来了几十个舞蹈演员，也就是我需要沟通的对象。第一次做演员，他们明星感倒很强，晚上10点多也不怕麻烦你要个巧克力棒。演员没有手机卡，手机上不了网，我没法用微信和他们沟通工作安排。剧组采取比较原始的解决方案：将拍摄通告打印出来，一份一份递到每个演员的手里。我就是那个执行者。

像喝了口苦药，老许面无表情地吞下刚刚说的话题。我看不太出他的内心。这个一上来对谁都热情的东北人，能以同样的速度收住自己的幽默风趣，变得严肃沉默。现实会逼着老许临时脱下自己使用过几十年的社会面孔。其实，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那是我单纯二元的思维，用来解读一个房产中介能变成电影导演的世界，根本不好使。

先聊别的。我们其实聊了挺多的。明宜说到她要演的一个戏。作为两个读研究生的人，我们抱怨工作的烦恼，也就是以前做的工作。我们聊了梦想和相信自我。明宜说到改变她人生的一本书，《牧羊少年奇幻之旅》。我给她推荐一家在北京的意大利餐厅。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到一半，我们碰杯的节奏也跟上了。可以讲故事了。

下线版的老许对我没有那么好奇。哪怕我们快三年没见过，他也并不急于问我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这是关系好的意思吗？不用寒暄？或是老许觉得没话讲，也懒得追回生活的蛛丝马迹：日子过一过就得了，你这个老外还想干吗，我要边开车边演脱口秀吗？还有什么上下线版？真是没完了。

烤茄子、烤土豆片、烤韭菜。十串羊肉串。两碗米饭。两瓶鲜啤，冰的。菜上之前，我们坚持聊今天的天气，她刚在忙什么，我刚在忙什么。终于啤酒上了，烤茄子也上了。吃完土豆片之前，我是不会讲故事的。不大可能。需要桌子上的菜多一点，啤酒快喝完了，才能有气氛。我相信，烧烤会给我们带来气氛，不过要给它时间。蓝色的笔记本在桌子的一个角落里耐心等待。

老许跟我谈中医。他给我安利徐文兵和梁冬对话《黄帝内经》的播客。一切始于老许感到一只脚疼痛，经过之后的研究，他决定要杜绝冷饮寒食，试图恢复自己的元气。

虽然我们坐在池记，我却感觉明宜像来了我家里做客。不是因为池记就是我的家，不是这个道理。只是我感觉向别人讲故事是允许他们进入你特别隐秘的一个地方的象征。住学校，现实中没有什么隐秘的地方，毕竟随时会有陌生的剧组带着一堆摄影器材走进寝室里，看到你穿着内裤坐在床上吃面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反而问你能不能洗个手。想要隐秘，你最好能想象出来它。

在宁夏银川，早上出工前，我们在酒店吃早餐。安静的气氛里，老许低声对我说：“日本人牛奶喝得太多，会抑郁。”说完，心平气和的老许继续吃蒸菜，似乎刚说的话已经够了，不需要进一步解释。我实在回答不上来。我的无言让老许有了说下去的动力。

我还要学习怎么念出她的名字。手机上，我把明宜两个字从微信聊天记录中复制粘贴到中文字典的软件里面，研究是哪两个字，哪两个声调，试着说了两三遍。池记的其他客人会觉得我疯了，不过这样至少可以保证，我在跟她说第一句话时不会叫错她名字——第一次和别人见面也许是我把他们的名字讲得最好的时候。走进池记，明宜确认是不是我。是我。

“牛奶会消耗身体很多的能量，”老许借徐文兵老师的科普发挥，“消化之后会比较累。做事情会更费劲，觉得生活没意义，最后就自杀。”我边吃茶叶蛋，边思考老许的观点。从早上喝牛奶到干脆想不开，老许怎么也跳过了一些重要的逻辑步骤。但是，眼看着心满意足的老许喝着豆浆，我只好点点头，表示理解。我去拿水果。

明宜还没到。她会喜欢窗边的座位吗？她是表演系的，肯定会喜欢被看到吧。里面那些小桌子又会使我们太近，也不合适，说不定会让她觉得我是在找作业的借口和她约会，借假修真？服务员过来点菜，我说我们先等会儿。服务员看我是一个人，便默默去了其他的桌子。外面的雨停了。我拿出蓝色的笔记本，复习准备要讲的故事。

“其实凉性食物也不是说物理上是凉的，”等我拿着水果回来，老许说，“你在吃的西瓜也是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