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条 (第2/5页)

7点，人很多，窗口旁边的桌子还剩最后一张，我去抢。大玻璃墙赋予那些桌子某种舞台性质：路人会看到你吃了多少串，喝了几瓶啤酒，并会想象你和对方是什么关系，在聊什么话题。其实不是路人，他们算观众。坐在更靠里面的那些适合一到两个人的小桌子上的，就是没有拿到上台资格的其他演员，他们只好吃吃饭，远距离看戏。如果不坐窗口旁边，我总觉得去池记差点意思。

“西瓜怎么了？”我问老许，心里开始担心在这顿自助餐里没有几种食物是安全的。

再是“追一个表演系的女生”的作业。为了证明“个人魅力”，需要通过讲故事打动对方，并且第二天要请她来教室里作证。同学给我介绍了明宜，她是表演系的研究生。点击明宜的微信名片才发现，我们半年前已经加过好友，那时是为了送出一张校内纪录片放映的门票。仿佛迅速懂了情况有多荒谬，明宜没多问就答应了，直接说到见面的时间地点。我们约去学校附近的烧烤店池记——Mido曾经夸过我在池记点菜的能力，说和利诺去过觉得不好吃。我从此更喜欢去池记，并且在利诺会成语这件事上获得了一些心理上的平衡。

“它会消耗你的元气，降低你体内的热量。”老许客观陈述事实。我仔细地观察自己手里的西瓜，仿佛它变成了某种致命的武器。“没事，你吃吧。”老许说，似乎又变成了老老许。

过了二十多年，我们在隔壁的教学楼讨论该怎么讲故事。他用“借假修真”的概念来解释电影：剧情虽说是虚构的，但表达的是真实的情感。老师因此安排课堂练习，让所有学生轮流对彼此表白，并要求“表演要真实”。如果表演被判断失败，要回家给该同学手写一万字的情书。在那几天的朋友圈里，有人感慨字都不记得怎么写了，还有人表示对男的提不起兴趣、无法完成练习。

那顿早餐使我变得特别谨慎。西北干旱地带，四十度以上的沙漠，我一整天都避开了冷饮。虽然不知道元气长什么样子，但我的牺牲总算是能保护它的吧。那天的拍摄，我和老许负责不同的现场。再见他的时候，已经是收工后，在酒店的电梯。

讽刺的是，这位老师还在校读书的时候，就在离我们上课的教室不远处的一号公寓宿舍跳过楼。当时还是本科生的他醉心于一个剧本，在寝室里走来走去，走到了神情恍惚的地步。屋里每一个角落都被他踩过，他将精神完全投入进去，最终走上了椅子，又上了桌子。窗户开着，外面没有护栏，老师跨了出去，在不知不觉中跳了楼。他的室友疯了似的跑下楼去救他，发现老师在一堆垃圾里。人没什么事，但他因此闻名学校了。现在，宿舍楼每扇窗户外侧都有铁丝网。

“我今天喝了很多牛奶。”老许说，像小孩承认做错事的样子。

可想而知，课堂上气氛很紧绷，有一种怕一旦说错话后果难以预料的感觉。仿佛光是学费还不够付这门课，还需要额外支付一些精神代价。先别说艺术，师生关系缺乏基本的尊重，只有没必要的傲慢，还有放在任何场合都不太合适的行为。为了保住心理健康，我决定不去上这门课了。有同学劝我说，“师父打骂徒弟都是很寻常的事，这样的相处模式大家都习惯了，更像父子之类的”，将我不适的感受归于文化差异——当你是在场的唯一的外国人，这是一个万能的解释。只不过，在这样的文化出生长大的同学也有同样的难处：“他的课我个人一直觉得精神压力很大。”被称为“虚伪艺术家”的同学私下对我说。这个同学可能不是“大家”。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我惊讶地反问。不是早上才说不喝的吗？先是寒凉的西瓜，后是喝牛奶的老许，我今天已经被背叛了两次。老许忏悔完毕，我们到酒店对面的一家烤肉店，坐在室外的桌子。天黑了，环绕着我们的空气依然是暖和的，像个低压的吹风机。我翻着菜单。

某行业大师为本科生开设的“拉片课”是全校最火爆的，报告厅满得像足球场，需要保安在门口拦人。在系里，我还有幸坐进了他的小班，老师能抽烟的那种。在一个冲向未来的世界，教室里残存着古代师生关系的影子。传统文化的糟粕浮出水面，课堂变成了比武过招的场合。老师会放一些获奖短片，再让学生一个一个发表对作品的评价。针对某个发言的学生，老师多次称呼他为“虚伪艺术家”。关系不仅不平等，甚至有冒犯他人的倾向。不符合老师标准的发言者会受到惩罚，包括手抄一篇关于印度教的论文（话题怎么从短片创作扯到印度教上去了，我也难以回想起来）。忽略掉学校不久前发生的毕业生自杀事件，老师会开玩笑说，上完他的课学生可能会有轻生的念头。

“你是不是要喝啤酒？”老许问我。他总能看透你。自从进电梯下楼的那一刻，我已经决定了要喝啤酒。冰的。带着即将要犯错误的意识，我对老许承认了自己的计划。老许会心一笑，点了点头，接着叫了服务员过来。他点了冰啤酒，还要了酒单。看了几下，他给自己点了瓶白酒。第二天要早起，不过，老许说，白酒不会消耗元气。

学校的氛围没有辜负我的期望。想要进入电影行业的年轻人有一种坚强的毅力，还有一套信仰：睡前读塔可夫斯基、定期去电影资料馆、通宵拍片，对他们来说这代表通往好作品的必经之路。下午课后，校园里的食堂和咖啡厅会成为学生招募剧组成员的基地，在附近读小学初中的小朋友会被家长带到剧组里做演员。电影是一门不完美的科学，怎么讲都讲不完，怎么学都学不够，学生就不断地用口传的形式来填补彼此的欠缺。在食堂交流拍摄经验，可以默默地吸取别人的教训，零成本学到新的东西，提升在创作中应对问题的能力。聊完，各自回图书馆琢磨各自的剧本。一次通宵拍戏时，遇到创作瓶颈的导演和演员私下沟通了一小时，整个剧组都在宁静的清晨等待结果。脱离了宿命论非常重的意大利社会，我很珍惜这种人人通过努力能决定自己的未来的信念。它让我想起书中读到的19世纪美国城市开拓者的心态：靠个体的勤奋，经受考验，坚持目标，就可以证明自我价值，创造成功的机会。

电影方面，夏天的收获几乎为零，跟我设想的高强度积累经验的档期来比，还是挺糟糕的。我夹着尾巴回到了学校，尽量将前几个月的经历忘掉。腾格里沙漠的夏令营只是个微薄的安慰，像你输了欧冠，输了联赛之后，赢了难以使球迷兴奋的意大利杯。更多，是心酸和遗憾。我本来对电影行业充满着期待，但真的接触了，自己却搞砸了。我为什么不能和其他进剧组的人一样，扛着不满完成拍摄，坚持到大家开开心心地拍杀青照、吃杀青饭呢？自从入学导演系，我不怎么喜欢看电影了。那成为一件有压力的事情：这个镜头怎么拍？演员行不行？我为什么写不出那样的故事？

让我们把镜头切回中国。8月底，我在开学前搬回了学校宿舍住。一切和两年前来学中文时一样，除了红珊瑚一屉包子加豆浆的总价涨到了两位数。国内的研究生有点像自由职业者：没人知道你每天都在干些什么，直到你想办法交上一些能见人的东西。那几年给我的主要是时间：创作的时间、思考的时间、纠结的时间、发呆的时间、迷茫的时间。学校不再是一个天天督促你跟上学业的家长，它变成一个只想偶尔看看你成绩的叔叔。本科生才是日程排得最满的孩子们。

要重建和中国电影的良好关系，就从重建和北京电影学院宿舍楼的阿姨的关系做起。

2016年的夏天，我身处的两个似乎比较分裂的世界被缝合在了一起。美国学校创意写作课的老师了解到我最近拍片子的事情，在走廊撞到我时提出可以给我一千欧元，把他写的短篇小说《夏天》给拍出来。我同意了，并在美国电影院的孩子中选演员。小说讲的是一个给富裕家庭工作的女佣的故事。情节是超现实的，我们在墓地拍摄女佣和想象中的主人跳舞的镜头。这是我在罗马做的最后一件事。

她是北京人，准确来讲，西单人。我和她有时候会在电梯里碰见，礼貌地点点头，不久后就争论起谁要先出电梯。我说不过阿姨，因为她会直接推我的胳膊，把我往外推出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我已经跟她讲过自己来自意大利，也见过几次，可是在她眼里我只来自“国外”。进寝室打扫卫生时，阿姨注意到一个小冰箱，自然地问我：“这是从国外带过来的吗？”我说是在淘宝上买的，她问多少钱，我说三百。她没别的要说的。

和他们相处，电影变得很具体。行业里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我还把我的驾照积分卖给某个频繁违反交通规定的编剧。罗马某个电影节找了团队的领头选片，他接了之后不想干，直接外包给我。我写了故事片的剧本，凑钱拍了个短片。和我一样，团体里的其他人也想做电影，有想做制片的，做演员的，甚至有想做放映员的。我更加确定这不是在做白日梦，而是我现在的现实。

“这屋里煮了咖啡豆啊。”阿姨忙了会儿之后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