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条 (第3/5页)

不过，我受到了欢迎。他们的带头人开会时曾说过，需要学会走在那些灰色的道路上。这是美国电影院的孩子的力量：他们有革命的精神，却能接受银行的赞助来办电影节。我是谁、在哪里读书、在哪里花钱没有那么重要，只要我愿意帮忙摆椅子就可以了。我加入了他们的团体，参加了会议、聚会，完成被分配的任务。夏天的六十个夜晚仿佛赎罪，越台伯河区对我来说不再是酒吧和约会的天堂，而是电影散场以后留下来扫地的圣科西马托广场。

“嗯！”我回答，感到了和对方连接的可能性，“阿姨喝吗？”

“能帮忙摆椅子吗？”我鼓起勇气问。我有点心虚，因为他们是维护城市原生态的罗马土著，而我只是一个来读美国学校的外地人。我的学校就在越台伯河区，距离他们占领的电影院才七百米。他们想通过无收入门槛的文化活动来丰富普通人的城市体验，挽救这条把重心放在赚游客钱上的旧街道的精神生活。我呢，我恐怕站错队了。我读的学校学费很高，吸引的是中产家庭，学生自然会成为越台伯河区租房市场的重点客户，加剧房租涨价的问题。咖啡店、饭馆、小酒馆的定价也会随着提高。从消费习惯来看，这些学生比较像是停留时间更长的游客，对这个街道的影响无法被忽视。前半年，当美国电影院的孩子在开会，和市政府打交道，准备枯燥的提案材料，为露天电影节的梦想努力的时候，我大概率是在附近的小店和几个同学一起喝酒。虽然谈不上敌人，但我代表的是整条街道走向中产的过程，是他们用文化来抵抗的那个经济趋势。怎么说呢，他们如果不想要我，我非常能理解。

“不喝，不喝。”阿姨想都没想就说。

我是在这里认识他们的。那是“露天电影节”的第一个夏天。六七月的每个夜晚，广场都有电影放映。不用票，不用钱，不用预约，坐椅子或坐地上都可以。

“阿姨喝茶吗？”

一号项目公司提出上诉，启动了意大利极其缓慢的法律程序。最终的判决可能要等十年，而青春只有一次。美国电影院的孩子们被迫离开，找新的事情做。但他们不用走得特别远——当地的居民免租金提供给他们电影院旁边的一个曾经是面包店的三十平方米的屋子。这成为他们新的总部。从6号搬到7号，他们留在同一条路上。现在，右边是他们的奋斗目标，而往左走几十米就是他们未来几年的新地盘：圣科西马托广场。

“喝茶还行。你这有什么茶？”

紧接着是国家的支持。2014年11月，意大利文化遗产部认可了美国电影院有艺术历史文化价值，从此这家电影院受所有现行法规保护。换句话说，它不能成为超市、豪华公寓、停车库。一号项目公司的计划泡汤了，财产价值直接减半。两年前带头占领电影院的大学生收到意大利总统的来信：“必须肯定那些为我们的城市街道带来剧院、影院、文化生活的人们的努力。”

“红茶，绿茶。”

罗马每天有很多郊区的学生来市区读书，他们下课后却没有除消费性质场所之外的聚集地可去。五十来个高中生和大学生对此不满，他们认为美国电影院的改造计划是旧街道成为地产商投机重灾区的象征。他们直接进电影院了。一年半之内，美国电影院的孩子在民间筹集了十万欧元（那时约八十五万人民币），重新装修了电影院的屋顶、排水沟、地板和电力系统。他们开放了图书馆和自习室，成功阻止了拆除改造的工程。除了放电影，他们办的活动有戏剧、公开辩论、演唱会，还有罗马球队的比赛，最热闹的时候影厅里能有一千人。每周四有“用书买酒”的活动，可以边喝一杯边把书贡献给电影院的图书馆。罗马是意大利电影产业的中心，因此像索伦蒂诺、托纳多雷、贝托鲁奇等著名导演很快就得知美国电影院的事情，并来到现场出席放映活动。越台伯河区的老居民以及意大利电影圈子都赞成：孩子们的梦想是正事。

“英国那边喝什么茶？”阿姨对我的英国室友何东说，终于向他打开我们对话的大门。

在曾经属于罗马底层居民，如今布满精致的爱彼迎公寓的越台伯河区(Trastevere)的一条街道上，那家美国电影院营业了四十多年。电影院本身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建筑内部有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的马赛克墙。1999年，电影院倒闭。最初改建为宾果游戏厅的计划因遭到居民的强烈反对被叫停。2002年，一号项目地产公司收购了这栋楼，准备将它拆除改造成二十间豪华迷你公寓，一层私人艺术馆，两层地下停车库。民间自发形成了反对派组织，阻碍了项目的进程。但是，他们没能为这栋楼争取其他用途，结果电影院此后长期处于废弃状态。直到2012年11月13日，市政府即将批准地产公司开工时，占领开始了。

“红茶吧。”还没睡醒的何东说。

拍纪录片那段时间，有次我傍晚路过一个小广场，注意到一群正在广场中摆椅子的年轻人。我意识到，他们是“美国电影院的孩子”，我最近在杂志中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几年前，还是高中生的他们通过行动获此荣称。

“北京喝花茶。”阿姨说，反复表示我们的茶不合适。喝茶的话题在此说完了，不过阿姨显然还要忙几分钟，我对交流的使命也没那么容易放弃。我借正来临的国庆假期说几句闲话。

他答应了，也没多问：“Sounds great, good luck！”我骑车去学校，拿了一大包器材。接下来一个月，我坐公交走遍了罗马，采访了当地涂鸦界的人物，从艺术家本人到策展人和经销商。我想的是将自己的传统记者报道转化为吸引力更大的视觉产品。效果还可以：我差点被罗马一个艺术品经销商告上法院。他不满于纪录片中既有对他的采访，又出现了和他对于涂鸦意见冲突的艺术家。经销商在电话中威胁我，劝我把纪录片从网上删掉。我没理他。他没有再闹了。

“国庆你们不放假吗？”

我的厚脸皮又派上用场了。我原本在米兰上学，因为申请到一所美国学校的双学位项目，就到罗马一所文理学院读书，算是做客。我享受的待遇是以意大利公立大学的比较低的学费去上这所私立的美国学校，也就是说，我比在这所学校的其他同学钱付得都少，大概是他们的十分之一。负担全在美方，我也得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给视频制作课的老师发邮件，说我想拍点纪录片，能不能借用学校的器材。

“你们不走，我们也不走。”

写作是我的母语，电影算是外语，所以你现在看的是一本书——也就是说，前者是几乎与生俱来的表达习惯，后者是后天学的。做电影的想法和来中国的决定有些相似，都比较随心。2015年，来中国前一年的春天，我选修了一门很基础的视频制作课，在一个学期之内接触了一些做电影的基本概念，从构思到剧作、拍摄和后期。班里所有人都各写了一个剧本，老师选择了最适合拍的一个，最后以全班为剧组，用学校的器材和剪辑房完成了一部短片。我室友的剧本被选上了。我很欣赏她的想法，期待她的创作，所以也不觉得太可惜。我在她的剧组边打杂边观察拍摄的过程。做后期时，我经常坐在剪辑房，看看她的进度，见证杂乱的素材渐渐变成电影。这个过程是有一定魅力的。到了暑假，我也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