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后排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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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个子不高，一头金色短发，二十多岁。她是我一个有钱朋友的更有钱的朋友。其实，可以说我和他们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某个夏夜，在美国留学的袁羽走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门口，偶遇下楼取外卖的我，问我能不能进学校看看。他得有一米八，身体很瘦，戴一个耳环，爱打篮球，老家在广东，在加州学编程，微信名开头是就读的学校的名字。

2019年那年，仿佛已经预知接下来几年会什么样，我几乎没停下过，不断地东西南北来回跑。我有次甚至接了一个自己觉得很好玩的活：从北京特地坐高铁去深圳，在公园看看夕阳，再把一些摄影器材带回北京（由于不同地区的器材租金不同，有时会有人请人把器材送回租金最低的城市，这是最划算的方案）。我喜欢这个国家的大，大到能够让自己在其中消失，在上千里的铁路上漂泊。我不带任何目的或需求，迎接路上所有的偶遇。度过了主要在学校活动的前两年，我现在很渴望看到更广阔的中国。我终于能听懂人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像有着不竭的活力，我被这样的力量吸引了、打动了。在我比较缺乏方向的时候，他们向我展示了生活不同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和我的生活无关。在路上，每一次的交集都让我觉得我属于这个混杂、不完美、让人又爱又恨的世界。

在电影学院转了一圈之后，袁羽约我第二天在中关村的一家咖啡馆办公。他边忙工作边翻着成功学的书，到点带我去附近的店里吃烧烤。他说当下的形势没以前好了。这个表面上比较模糊的判断其实有很客观的衡量标准：两年前，袁羽家里有三个司机，现在只剩一个。说“三个”的时候，袁羽的眼神发光。他是90后独生子，等于说家里一人配一个司机。这样的奢侈，如今只有他父亲才能拥有。“回家的时候，我基本上没有司机。”袁羽说。

在探索异国社会的过程中，我陷入了典型的局外人的悖论：我尝试主动地去了解他人，却不断地吸引注意力到自己身上。或许，比起高调地出面，和周围的环境直接相处，我更适合坐在车后座，静静地听听前排的人说话，让他们说着说着就忘记我的存在。

周末他带我去参加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的活动，我们在会展上和姜明碰了面。他们一人手里一杯奶茶，在高科技的展馆中间走马观花。我和袁羽是坐十号线地铁来的，而他真正期待的是逛完会展去坐姜明的玛莎拉蒂。“参加会展”只是摆个样子给彼此看。北京的南六环上，袁羽舒适地躺倒在玛莎拉蒂的副驾驶座椅上，接着对姜明说自己最近的烦恼。他正纠结于四个女生之间。

无法在异国成为自己人的失落是真的。想要保证大家在日常中对你说话礼貌不越界，不干涉你的个人生活，不强迫你陷入年龄、婚姻、生育焦虑，这也是真的。在工作上，我也感受到了对外国人身份的怀念。在东莞进剧组那次，我接了一个为本地人设置的岗位（不报车票，工资极低），经历了上级的那种非常不客气的对待，也只坚持了两天。在拍摄现场，那些刚从海外飞过来的演员享有全剧组的照顾，而作为幕后工作者的我已经失去了那些待遇。作为老老外，我只能羡慕他们。

“你最喜欢哪个？”姜明说，专注的目光不离开前方的道路，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

“那也差不多了。”朋友自信地说，似乎手里有方案。我一时不懂他想说什么。“可以想一想稳定下来的问题。”朋友接着说，解决了我的困惑。他想说的其实很清楚，甚至摆在我面前：一对结了婚、生了娃、在商场吃烤鱼的夫妻。我紧张地笑出声来，但朋友讲的不是段子，是真的提问，所以他等着我接话。“差不多，差不多。”我边说边用筷子挖掘锅里的鱼肉，顺便看看能否挖掘到一些能让我走出这次演变成尴尬局面的午饭的话语。回去以后，我们谁都没有再找对方。

“都差不多。”袁羽望了眼路边的树说。姜明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到他们两人都认识的第五个女生。“你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姜明说，语气带着提出了解决方案的骄傲。袁羽直接笑出声来，这大概是他收到的最不可能的建议。“她不是有一千万的车吗？”袁羽直截了当地反驳。

我感到有点奇怪，但也还行，这些不是不能说的。我如实回答，期待着对方的某种对自己已经流逝的青春的感慨。

“我爸的车才有一千万，好吗？”姜明带着贬低的笑容说，“她的车就四五百万，放心。”

“对了，亚历，”朋友说，聊天的方向盘突然对着我，“你多大了？”

袁羽所说的四个女生都是他爸介绍的——分别是市长的女儿、省长的女儿、警察局长的女儿、某个商人的女儿。那天早上，袁羽收到父亲的消息，又是给他介绍女生的。袁羽编了个借口，变相拒绝了。“我爸急了，”袁羽带着烦躁说，“他觉得一旦工作了，没那么容易找。”

我们聊的大部分是他们的事，特别是他老婆的事，关于同时带孩子和工作的事。我认真地倾听，并提出建议，让她和我另一个像她一样教意大利语且有孩子的朋友认识认识。我想过，这大概是我今天最大的贡献，连接了两个应该会聊得来的外国人。加上我从市区跑了一趟，他们来买这个单也不过分吧。我得意地猜测后面就没有我的事情了。

“他说得对。”姜明连忙回答。她语气里有那种深谙生活智慧的过来人的得意。“你在工作上会遇到很多女生，但她们主要是图你的钱。”姜明又补充说。袁羽保持沉默。路上很堵，像他自己脑中的想法。他的目光流落到车窗外的南六环，仿佛试图在车流中寻找答案。

我去见了一个不太熟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老婆是意大利人。因为他老婆在北京朋友比较少，他叫我到他们家附近一起吃个饭，聊聊天。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场吃烤鱼，在场的还有他们三岁的小女儿。那天，我内心认为自己是某个被他们请来的社会观察者。我平时不会在周末挤商场，聊聊孩子的问题。考虑到客体的陌生程度，比起普通社交，这更像是一次田野调查。我告诉自己，这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和我的生活毫无关联的体验，这样才能够放松地享用那条烤鱼。

“找个喜欢的。”姜明说。她终于摆脱了那种说教的语气，听起来还稍微亲切些，大概也像一个朋友吧。袁羽的注意力被成功地拉回到车内。

不过，基于坦诚——以及身边人的犀利提问——我必须要回答一个既现实又比较哲学的问题：如果真的能融入社会，我会想要吗？有没有其实不想脱下外国人这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想退后一步的情况？融入了，不就没有梦幻岛了吗？我想了一下，一次在八宝山的下午茶给我提供了一些线索。

“但是，”姜明严肃地说，像讲到了课堂上的知识重点，“你要找个和你差不多水平的。经济条件不一样总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