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安全 (第3/5页)

兰加：他们一起看足球呢。

搜查结束，年轻人把手放下来，从墙边走开。

奥比里：他们心里肯定是有点什么的，或者说他们是来自这个地方的，这种案件刚好反映了东伦敦某些地方的一些紧张状况。所以他们会想，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在公众场合讲种族歧视的话就给他定罪。天啦。我们都这么轻易地给人定罪吗？这都成了什么世界啦？但你如果面对另外一批陪审团，他们是有色人种，他们就会想，我的老天，这太过分了。这种情况不应该在伦敦出现。

他穿着浅蓝色的鞋子，鞋带看起来像是浅紫色，不过在卡姆登镇地铁站的亮光之下，也有点趋近于深紫色。亨德尔的《水上音乐》正从扩音器里传出来，试图安抚卡姆登的人群。地铁里偶尔播报着：“女士们，先生们，地铁北线为您提供上乘服务。”

◇◆◇

“14岁。”

兰加：最糟糕的部分是，当陪审团出去讨论、你等着他们回来时，你听到广播说：请大家都回到法庭上。你不知道他们只是回来了呢，还是会接着问问题，或者说说别的事情。你只能乖乖回到法庭，然后听到法庭文员说，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们不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但结果有了。你只能坐在那儿等着。你情绪很糟糕，你感到很紧张，心跳加快，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就像在等考试成绩一样，心里不断想着，我会考最后一名，我会考最后一名，我会考最后一名……然后结果就公布了。你知道他们在走进法庭之前，要先在一个小房间集合，而到要宣判时，房门会打开，他们就走进法庭。有些人会交头接耳，你能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是他们在开玩笑和聊天。如果是这种情况，被告应该会被判无罪。决定要给被告定罪的陪审团一般都很安静，绝对的安静。他们会陆续走进来。几年前，有人告诉我，陪审团坐下时，如果看向被告席，那就代表他们不会给他定罪，而是要给他判无罪。因为如果你作为陪审团，要给一个人定罪，你就永远没办法跟他四目相对。你会一点都不想看他的眼睛。但是，其实我从他们是交头接耳、还是安安静静时就知道了。这周五我在法庭上，陪审团已经讨论了四天，才回来宣判。当时我坐在那里，我是辩护律师，本来应该不会因为陪审团而紧张，但毕竟等了整整四天啊。

“我们在按照《刑事和公共秩序法》第60条做事，”警官又问，“你多大？”

奥比里：是什么案子？

“我什么也不知道。”年轻人说，

兰加：非常奇怪的案子，持械抢劫。我等了四五天后，真的有点累了，想赶紧得到一个结果，因为那是我的工作，然后……

“因为这里是莱斯特广场。”警官回答。

奥比里：你看到的是安静。

“为什么要搜查？”一个年轻人问。

兰加：对的。陪审团成员集结在一起，然后法庭文员打开门让他们进来——他们一言不发。我那时候就知道了。他们鱼贯而入，然后坐下来，我看看他们，没有一个人敢看被告。对的，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神再次确认结果了。

我们到达卡姆登镇地铁站时，几个年轻黑人刚好在警官们面前摊开手臂。“把手放下，”一位警官说，“这里不是美国。”

奥比里：我现在好像已经到了这么个阶段，就是陪审团进来时，我很紧张，我没办法去留心看陪审团是不是在看我的委托人，我只是坐在那里。我看都不看他们。我只往下看。

接近晚上10点，出警电台响了最后一次。有几波年轻的索马里人穿着统一颜色的衣服，从查令十字车站坐上地铁北线。“紫色是佩卡姆小枪团的颜色。”科林说。他们晚些时候会在莱斯特广场的特罗卡迪罗玩乐中心集合。所有争斗将在西区上演。“上级已经授权，可以使用《刑事和公共秩序法》第60条了，”他说，“第60条被授权，是因为收到了可靠的情报；这条法律给我们权力，让我们可以在卡姆登区无理由地截停任何人。通常来说，截停检查只能在有理由的时候才能进行。”他伸手出去，把科杰克灯放在车顶。车开动了，活力满满。车流又一次分出一条路来，为他让道。

兰加：我会看看法官。

我们必须要好管闲事。我们必须要正面与人对峙。我们也必须搜查人们的包，必须问他们在干什么，否则你就没有对工作负责。

奥比里：我只看桌子。如果我看陪审团，然后看到他们没在看我的委托人，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只坐在那里往下看，然后听到陪审团主席说：“陪审团成员们，你们有一个达成一致的审判意见了吗？”“是的。”“陪审团成员们，审判结果是？”“1，2，3……”我这时候才会看他们。但最糟糕的是，现在已经有人告诉我，可以通过听他们是否交头接耳来判断结果。如果他不告诉我，我肯定怎么都想不到的。这真是糟糕。而且每次都对，每次都对，每次都对啊。

有时候，上面的人让你去做截停检查，结果我们找到目标物件的数量跟拘捕数量不相称——这就成问题了。所以，你知道，伦敦X区的携带刀具问题正在上升，上面的人就会把大量资源和警力调配过来做截停检查；问题是，可能一整周的行动下来，你会发现截停年轻黑人的数量比例上升了50％，依照该区域的人口统计数据，这必然就有问题，由于少数族群被截停的数据比例上升而扭曲了整体数据。你如果做了50次截停，而只有一次搜出了武器，那这个数据也是不成比例的；一个月做了1,000次截停，只找到三把刀，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时候上级会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加强截停力度，是为了对这种、那种犯罪方式做出反应。但是会有很多青年领袖站出来说，我们的年轻人老是被你们截停。哎，这是因为他们凌晨三点钟还不回家，成群结队地站在那里，还全都戴着卫衣帽子，不然就是穿着新型夹克衫，用帽子遮住头，戴着大护目镜，又把拉链一直拉到能遮住面部的地方。我们从警察的角度来看就觉得这些人很可疑。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被不公平地对待，但我们必须这么做。

兰加：你需要一顶可以挂耳塞的假发。是啊，我能想象到陪审团进来时一言不发，辩护律师这时候就知道自己输掉了官司，他肯定要抓狂了——啊啊啊，我怎么听不到你说话！听不到你说话！

伦敦七七爆炸案之后，我在沃伦街的警戒线周围忙了好几天。我们被下令去做各种搜查工作。这是首都警队的典型做法。在事情发生之后，他们才决定去嫌疑人的家里搜查；可是，马厩的门都关了，马肯定早就跑了啊。我们只好在街头做截停检查。我一直不知道我们究竟有没有情报。这些做法只是为了让公众安心，当然也是好事。做截停检查时，要注意不要表现出歧视的行为，不能只截停那些背着背包的亚洲人，即便到最后发现确实是亚洲人放的炸弹。它原本应该是以情报为导向的截停检查。如果你看到四个背着大帆布包的亚洲男人，说不定，他们就需要接受检查。很多人会截停白种商人，很明显这会把他们惹怒，不是么？这种时候还是要用常识啊，不是么？我不是说穿着商务套装的白人永远不可能是炸弹客——他也确实有可能是。但是在这种时候，我们收到的指令就是做搜查，而我们手中没有任何关于自杀式炸弹客的资料。截停检查是一种非常有争议性的权力，但也是对我们而言最好的权力——可以让别人停下来，我们对其进行搜查。把他们的自由拿走五分钟，就能让他们意识到现在有权力的人是你。我们通常会这样说：我们怀疑你做了什么什么，不管你喜欢与否，现在我们都要对你做什么什么。如果你不合作，我们会对你使用武力。我们会给你警告。如果你反抗，我们只能使用武力，强迫你合作。

副警长与伦敦二级警署

“我弟弟不在这里。”一个肥胖臃肿的男人走出来，身上裹着全套家居服。

查尔斯·亨蒂

门开了。

从大概1018年开始，这里就有一座监狱——甚至再早一点可能就有了，因为楼下有一堵罗马时代的墙。我们在这里有一阵子了。总体来说，我们处理的是一级罪案，包括凶杀案和恐怖袭击案——主要是这两类案件。去年我们做过一个记录。我们这里有七个高等法院的法官，所以常驻法官不得不巡回审判。这说明我们这里处理的案件都很重大。我们一般不处理小案子。你肯定不能指望在中央刑事法院这种地方处理入店行窃之类的小案子。

又传来一次金属撞击声。两位警官手里都攥紧警棍。有些事情改变了。在北伦敦的土地上，我们被一堆玫瑰油画环绕着，整个情境在无辜与威胁之间来回切换。

他告诉我，他以前是个军人，是最年轻的陆军少校。20世纪80年代，他在北爱尔兰服役，也参与了第一次伊拉克战争。在被派遣伊拉克的两天半以前，他结了婚。他的办公室相当整洁，被窗帘掩着的窗户正对外面的院子，他坐在离窗帘很近的椅子上。他讲起中央刑事法院的武装安保系统时，提及了站在窗户外面的武装警卫；他拉开窗帘却没看见他们，脸上闪过一丝担忧。我们走进警卫室，里面的滚动屏幕即时更新着每个法庭发生的事。警卫室里还有一块白板，列明今日审理的所有案件，上面还用小小的剑形标志标出高级法官们的位置。白板上还列出了罪案类型——谋杀，谋杀，会计犯罪，恐怖袭击，谋杀——后面附有人名。回到办公室，他又拉开窗帘看了看，这时窗外的警卫已经到位，他们看起来大大方方、有气势、全副武装。

“他出来我才能确认啊，不是吗？”

我的工作是让这个地方正常运转，保证每个人通力合作。中央刑事法院可是块亮招牌啊。外人走进来，在前门看到一个保安，不会把他和别人区分开来，也不会想他究竟是为我服务，还是为法院服务，他只会想，这就是中央刑事法院的样子。我这里有电气工人，有锅炉房，有清洁工，也有保安。保安总共有64个。不言而喻，保安工作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里经常有一些很不好的人进来。我们在外面封过路，每天都有直升机在天上盘旋。我们每天要搜查牢房，夜里也要搜查，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这里关押的是全国上下危险系数最高的犯罪嫌疑人。我不准备告诉你这些犯罪嫌疑人是谁，但他们的危险性毋庸置疑。每天，这里大概有2,500人来来去去，这还是不向公众开放的日子呢。所以说，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你可以把我的角色理解成训导主任。我们要让法庭保持良好运转。我们不想浪费时间，所以每天很早就开始工作。清晨六点，我们就开始了，首先是排查每个法庭是否有故障，因为要是开庭时有灯泡一闪一闪，那就很尴尬了。我们这里有金融城的警队，他们的存在让人放心。说到这里，我得提一下，我的队伍是全国第一支被授予高等法院安保员资格的队伍。实际上，今明两天，他们正要练习锁臂勾腿等可以限制人活动的摔跤动作。他们必须具备这些技能，因为被押到这里的好些人，可一点都不希望进来。

“是我另外一个弟弟。”

我们会对每个案件做一个安全评估。如果需要武装保护，我们会立即部署武装警察。是否部署由高级主审法官和警方决定，且必须经过法律程序，以严格的指导方针来部署。这些部署下来的武装警察不一定出现在法庭上，通常坐在外头的一辆车上。这是这里的现实情况。去年，我们首次在法庭周围公然部署武装警察。一般来说，武器要用袋子装好，不能直接露出。目前，我们有一个佩泰瑟枪<a id="ch12-back" href="#ch12">⁽¹²⁾</a>的警官在法庭里。他们不必使用致命武器，但法庭里危险系数很高，警官完全可以在使用任何其他东西之前先使用泰瑟枪。指导方针确实很严格。

“但里面有人。”

在每个案件中，被告都会从关押他们的牢房出来，从同一个入口进入法庭。这就有风险，因为所有被告都通过一个入口，然后根据他们的犯罪分类，进入相应的牢房区，他们会在那里被再搜查一次。如果他们随身携带任何物品，这些物品会被打包、记录，然后他们会被关进离法庭最近的拘留室。我们有三层牢房，共74间。还有一栋A类副楼——A类代表安全级别最高。我不能说得太详细，只能这么说吧，你把不锈钢板切开，才能把一部手机弄进来——简直像是用来关汉尼拔的牢房。我们现在有近20间A类牢房，挺多的了。这里也关押了一些脆弱的犯人，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有很多是青少年。去年，一个男孩被判谋杀罪，他犯罪的时候才10岁，后来这个案子被推翻为过失杀人罪。还有几个14岁的孩子，他们犯下了残暴的罪行，谋杀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们不一定会说现在的谋杀案越来越多，但我认为，谋杀犯的年龄层在降低，这是很可怕的一点。

“他不在里面。”

◇◆◇

“他该不是要往外跳吧，啊？”

说实话，我很高兴，我的孩子们不住在伦敦。它已经不是我在其中长大的那个伦敦，我比以前警觉多了。但这也有可能是我变老的迹象。我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伦敦了。还有，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世隔绝的，因为我们被照顾得太好，人们都很专业。我们看到青少年犯罪的数量在明显上升，而且上升速度很快，这让我很担忧。人们好像只要有一点不满，就会向别人捅一刀。现在刚好有个人正在受审，他就因为别人在上公交车时看了他一眼，就拔出刀来把那人杀了。他们以前从未见过面。看到一些青少年的那种“我不在乎”“那又怎么样呢？我牢都坐了”的态度，我觉得，我们不住在伦敦的决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