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安全 (第4/5页)

“我们怎么知道呢？”科林说。紧接着我们听到从门后传来的金属撞击的一声咔嗒响。女人看起来很困惑。科林站得离门远了一点。

抗议者

“我弟弟，”女人说，“但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弟弟。”她很快补充道。

芭芭拉·塔克

“谁在厕所里？”他问。

她徘徊在国会大厦对面的国会广场的人行道上，抽着烟卷，戴一顶浅粉色的针织帽，帽子总是往下滑。旁边，一块皱巴巴的帆布盖着睡袋。

门终于还是开了，一个操着土耳其口音的女人说，她的弟弟不在。两位警官往楼上走，路过几幅带画框的画，有画着玫瑰的，有画着猫的。整套公寓里弥漫着一股甜腻得让人作呕的气味。

我老说，这里的每一栋大厦都应该被真相覆盖。应该到处都是真相，不是吗？那他们很快就会停下来，不是吗？因为我留意到，这些人一点也不介意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他们毫无羞耻心。他们所做的事情真的很可耻。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一定要把真相说出来。这里非常有活力，因为全世界的人都经过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发声，让人们了解尽可能多的事实。我们不仅是为了向人们传达信息，还是为了告诉他们，是的，你可以质疑你的政府。是的，你可以说“不”。

后来，我们到朗代尔住宅区，他同样从投信口往里看，然后用可收缩警棍往里推。他们来这里是为了找另外一个没有在法庭上露面的男人。

只要我们还在这里，那些正在受苦和死去的人就不会被遗忘。如果这种事发生在你或你的家人身上，你肯定希望有人为你发声，不是吗？

有图有真相，一幅图胜过一千个字；而录像替你讲了一百万个字，不是么？你还能有比录像更完美的证据么？录像是鲜活的，会展示出人的面部表情，是从你的视角拍摄的，也就是最好的证据。

下面的地铁穿行而过，国会广场的地面随之震动。春天，我看到新栽的三色堇的叶子颤动。另一群抗议者在广场上种植了莴苣和胡萝卜等作物。他们在和平营里建了一间厨房，里面有饮用水，还有一张桌子，桌上放了几颗被涂鸦过的石头，石头底下压着一本关于加沙<a id="ch13-back" href="#ch13">⁽¹³⁾</a>的小册子。塔克远离营地，在人行道上走着自己的抗议之路。现在，几个月过去了，那些帐篷撤掉了，新立起来的是一些金属栅栏。穿着反光背心的警察在人行道上排着长队，盯着塔克。

我也非常赞同警察佩戴摄像头的做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总有些人想杀害警察。他们会身着西装革履，到法庭上说：“我什么都没做。”警察这时就可以说：“是吗，我给大家看看这段录像吧。”录像里，这个人喊着：“我他妈的要捅死你！”让他被打脸真是太好了。

我对人们说，“欢迎来到威斯敏斯特村。我们唯一做得好的一件事，就是从别人的痛苦中大捞一笔。”我在过去五年内被拘捕过39次。我学到了什么呢，如果你没法在公共场合坚持你的立场，没法在没有武装保护的情况下说出真相，你就不配做你正在做的事。政府里的那些人，总是躲来躲去，藏东藏西，躲在他们的大门背后，躲在武器背后，躲在电视演播室里，躲在腐败的法庭里。

带着枪，你就要用别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说话，所以在刚才那个情境里，我觉得正确的说话方式应该是：“你好，伙计，给我他妈的从这车里出来，马上！”你要骂脏话——我们的持枪警察就是这么做的。对持枪警察有不同的规则。他们也会获得更多尊重。

有时候，他们很晚才从国会大厦里出来，我就拿着大喇叭站在那里对他们说：在你余生的可悲时光里，你会不断地往回看，不断地、惴惴不安地检查你的假日行程，因为不管是10年、20年还是30年之后，你知道，人们会想办法抓住你，将你绳之以法。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杀了你，而是说我们会让你受到公义的制裁，并且改变制度，从而使这种可能性得以发生，真正保护人们的生命。这是我给他们讲的睡前小故事。希望他们带着担忧和惊恐入睡吧。

带着枪，你表现出的气质就不可能那么社群，也不可能那么礼貌了，因为你要变得更警觉、坚定才行。你不会说：“你好啊先生，您介不介意从车里出来一下呢？”伦敦警察身着帅气制服，就这样对人礼貌地打招呼。但是情况正在改变，不是吗？现在，你不知道司机在车里藏着什么，所以我们多多少少会说：“伙计，你好啊，从车里出来吧，我们想跟你说说你的驾驶问题。”这就是你跟人们说话的方式，不是吗？如果我们带着枪，走到一辆车旁边，别人会知道你带了武器，你就不是那个礼貌的伦敦警官了。

通常在周二或者周一晚上，议员们喜欢在十点半排成一队往外走，互相吹捧。他们会立刻离开。一天晚上，交通大臣还是谁吧，居然够胆摇下车窗对我说“滚你妈的”，然后看着警察，希望警察把我弄走；警察什么都没做，只是看着他，然后对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走吧。”这就是我们的政府人员啊。

我们以前是首都警队，一支武装部队。我们自我管治，并且决定自己行事的方式。我们不随便出警。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有很多这样的武装部队。后来，我们变成“首都警务服务”。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但变成这样，是因为警队的企业化改革。我们想成为一个服务系统，想要显示出我们在为社群做事情。这就是非常政治化的做法了。当我们还是警队的时候，我们对人们宣称这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是专家，事情就该这么做。我们纪律严明，制定了一些严格的规定，比如“你必须剪短发”。你加入警队，长官就会告诉你要怎么做事。但有些事情没有变过。比如枪支：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布这个事实——我们可能是全世界唯一一支不带枪的警队，或者说世界上唯一一个警察不带枪的国家（好像新西兰的警察也不带？）。我不会带枪，除非有一天开始强制性带枪，那再说吧。

我有“拘捕战犯”“停止杀害儿童”等横幅。他们有又大又厉害的机关枪。保护什么呢？它只是唤醒了人们。当我把横幅挂在唐宁街首相府外，那才有趣呢，因为那里的人流非常大，所以很容易找到跟你说话的人。游客们尤其喜欢看我们抗议，他们能拍到首相府门口挂着“这才是真相”横幅的照片。他们会想，这些大块头的家伙是在保护什么呢？在唐宁街周围，那些大块头最终对抗议者采取了零容忍态度。

在亚历山德拉路住宅区，两位警官下车，顺着混凝土阶梯往上走到那个没有在法庭上露面的男子的住处。科林从投信口往里看。“什么都没有，”他说，“伦敦投信口真的很有用。从这个口子看进去，你就能看到你需要看到的东西。你能看到地板上铺了尘，看到房子的布局，或许还能瞥见一把刀，或是一个人。”这套公寓的主人是一个非常瘦弱的、刚来伦敦不久的泰国男人。他打开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条狭窄而昏暗的门厅。这本不应该是一套分拆的公寓，但里面的门上都标了号码。我们要找的那个男人不在；他的房间里只有一个脏脏的电饭煲。这时，别的房间传来微弱的声音。一番巡查过后，两位警官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就为了听那个微弱的声音。泰国男人挪动着脚。“祝你学习顺利啊。”离开的时候，科林对这男人说。

我们真的是在野兽的肚子里。我们被包围了。我拿着扩音器，对路过的人说，只要英国还想去侵占别的国家，我们就会一直侵占威斯敏斯特村。我们会占领你的头脑，占领你的时间，占领你的金钱，以此提醒在威斯敏斯特工作的成千上万的人，你们所做的一切，是在帮助这个导致无辜平民受苦的政府撒谎。而且，当这些所谓的合法战争中，90％的伤亡对象都是无辜平民时，这就不是“战争”了，而是权力的杠杆，不管你怎么称呼它。这些人是你需要唤醒的，是你需要给他们施加压力的。

然后我设法把他从我身上推开。他又伸手去拿那把锤子和那把刀。这时我们拿出了金属警棍。我想，这次我真的受重伤了。于是我用警棍一直打他，打到他一动不动。有那么一分钟，我以为我把他打死了。我的警长冲了进来。我们先前已经呼叫了紧急后援，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整个世界都冲来了。警长到了前门。我站在那里，衬衫被撕破了，被抓伤和砍伤的地方布满血，整套制服都毁了。男人倒在地上，我站在他旁边，完全喘不过气，只是盯着他看，手里还举着警棍。他躺在那里，动弹不得。我的队长走过来，转身说，出去，走出去，走到外面去站着。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想，老天，他估计吓坏了。那是十五年来唯一一次别人为我担心。我接到过很多有危险性的出警通知，也被攻击过好多次，被打昏过两三次，但这是唯一一次，事发过后我坐在那里想，老天啊，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那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情绪崩溃，全身颤抖。后来查出，原来那把枪只是仿制枪。

他们给我判处了社区令<a id="ch14-back" href="#ch14">⁽¹⁴⁾</a>，噢，糟糕。限令的内容是，一年内我不得在未经伦敦警察厅厅长许可的情况下进行抗议活动。那么，在我们社区里，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位被“判刑”了的“罪犯”是谁。于是，我把这张社区令贴在所有路灯柱上，告诉大家，我就是那个可怕的“罪犯”。他们忙着把我贴上去的社区令撕下来，我就对他们说，先生们，打扰一下，你们在干吗呢？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把我关押起来，但他们临阵退缩了，因为把和平抗议定为犯罪的做法违反人权法。但他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这几年来，情况越来越糟。

我被这个男的拖进客厅。地上有一把羊角锤和一把手持电击枪。床上放着一把菜刀。真可怕啊。他伸手去够那把电击枪，我想，老天，这次我真的完了。

你可以逮捕我们，可以把我们关押起来。你也可以伤害我的身体，但你永远没办法战胜我的灵魂。你可以杀了我，但我的精神会活下去。因为我对人类的精神有信念，我在这条路上也有同伴。你没有办法扼杀人类的精神。可以说，这个国家对人类的精神感到困惑。

在伦敦，你会遇到很多无法预料的情况。在一个周日早晨，我很困倦，一点也不想工作。我跟一位同事一起巡逻。这位同事是个强壮的家伙，受过很多训练，现在是一名持枪警察，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时候都不敢想象，如果那天他带了枪会怎样——当然，其实我是能够想象的。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一名女子报警说，她被她的男友施暴了。我们开车过去，女子说她的手指受伤了。我看了一下她的手指，然后想，这没事啊。一根手指而已。那是周日早上，我们都觉得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要是发生在周五晚上，我们可能会警觉一些。我敲了敲门，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来开门，他很健壮，只穿着短裤，别的什么都没穿。他问，咋了？我们穿着制服，所以他知道我们是警察。我说，伙计，早啊，我们来自什么什么警察局；我们接到电话，你的女友说她被你施暴了。他说，没发生这样的事，然后想把门关上。我马上把一只脚伸进去，说，等下，伙计，我们是来调查的。女子站在我后面说，啊，对啊，我的手指。我心想，真希望我不在这里，赶紧处理完去喝杯咖啡，这里肯定没什么事儿。整条街死气沉沉。我问那名女子，你想起诉他吗？——就是一句套话，大家都知道的，类似于“你想声明一下吗”“你希望他被捕吗”。她说，对啊，我要告他，我要他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我们说，好吧，那我们就进来了啊，现在我们有进入权了。男子说，你们不准进来。你们要是进来，我就把你们杀了。我说，伙计，没必要这样。这会儿，我的两只手还插在口袋里，我看看他，心里想着，他这么瘦，真要来攻击我们俩，就来呗。我本来站在门口，这时候我想，我受够了。我推开门，说，我真要进来了。男子说，我告诉过你们，我会杀了你们。他开始沿着狭窄的门厅往里走，尽头是一扇门。我们也就顺着门厅往里走，我说，伙计，不要离开我的视线。男子又说，我告诉过你们，我会杀了你们。我说，伙计，手拿出来。这时候我还在想，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儿……这时，他突然朝我走来，说，我他妈的跟你说了，我会杀了你，现在给我滚出去。然后他拔出一把枪，抵在我的头上。这枪究竟是从哪儿拔出来的？我能清楚感受到它抵在我皮肤上的感觉。突然就有了一把枪抵在我的头上，这是我唯一一次被人用枪抵着。我只记得自己说，行，伙计，好的。然后我突然用空手使尽全身力气打了他一巴掌，枪飞了出去，我马上冲他来了一拳，才算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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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工作不是特别难，你边做边学习，还可以把生活中其他方面的经验也带到工作里来。对待受害者，按照你心里最诚实的想法去做，或者按照你认为能够帮到他们的方式去做，就是对的。比如，你面对一个刚被人抢劫的受害者，她可能被人掐住了喉咙，还被拽到了黑暗的街角，她手指上的所有戒指都被抢走了……这种事情在伦敦很常见。你不可能站在那里，一点同理心都不流露，不问她们要不要叫救护车，不想办法把她们从现场带走。这肯定不可能。你要把她们带到一个暖和的地方，比如一家咖啡店，让老板提早关门，让顾客们出去。这种事情是常识。但有些人缺乏这种意识，会把受害者留在街上，让她坐在人行道上把眼珠子都哭出来，让她自己想怎么办。受害者可能只是需要一条温暖的手臂拍拍她的肩膀。你要问她，你还好吗？如果她反应不好，你得随机应变。

他们把这条路当作护城河，保护着他们不被我们伤害。

有人曾经对我说，在伦敦警察厅工作三年，你就比在别的郡工作十年的人都有经验。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当警察，可能值一个晚上班只会接到一到三个出警电话，但是在伦敦的一些辖区，电话简直没完没了。接电话时，你不能用不耐烦的情绪来对待，比如说——这“只不过”是又一个有人死亡的车祸，“只不过”是又一具在公寓里发现的尸体……久而久之，你会陷入一种自动模式里：接电话，出警，情绪却完全不在状态，只是做你该做的事。

你总要先想办法把他们唤醒，才能让他们理解你，不是吗？这就是唤醒的部分，我在想办法跟他们的人性连接。我想让他们看着我的脸，我要他们面对我。

我以前在伊斯灵顿片区工作，在那里处理过不少可怕的事情。我出去跟朋友聚会时，他们会说，伊斯灵顿，那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很时髦啊。我就不说什么，只是看着他们。我们说，世界上有两种极端，富裕和贫穷，但这两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互相隔离的。即便我现在有钱，即便你把房子以半价出售给我，我也不愿意住在伊斯灵顿。我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我亲眼见过。

议员们对我的扩音器很不满。我有一个功率25瓦的扩音器，用了三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毕竟麻烦还是有的——我被逮捕过好几次嘛。虽然他们从来没起诉我。这个25瓦的小扩音器是我在埃奇韦尔路用49英镑买的。他们那儿的好货挺多。

福特蒙迪欧汽车在尤斯顿路碰到拥堵，我们向前缓慢地移动着。他轻轻按喇叭，旁边一辆车上的女士转过头来看着我们。“不要打电话了。”他用口型对那位女士示意。那位女士露出尴尬的微笑，把手机放下来。

她回过头，看着广场周围的金属围栏。

警服其实也是我们的盔甲。我们的裤子和长袖衣都很酷。在伦敦，你如果是男警官，要穿长袖衫，打领带，戴帽参加每个仪式性的活动，不管天气如何。即使外面热得要命，我们也要穿上黄夹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警察可能穿马球衫、轻便的迷彩裤和运动鞋，看起来还是又帅又正式，而且高效。但我们是女王的警队，全世界的媒体都看着我们。这是很大的舞台啊。

如果可能，我会把那些雕像搬走。我觉得，把整个国会广场变成绿地，周围放些椅子，应该会很不错。再栽点树就更好了，不是吗？不过，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在这里为人们设置适当的十字路口，让他们不再对有人过马路，有人跨过“护城河”感到恐惧，让他们发现，我们其实是一群正常人。

现在，我已经成为训练年轻警员的人，也就是有经验的警官。我们发现过上吊自杀的人，我走进去检查，然后说，好吧，他已经死了。这些新人脸色都绿了，转身冲到门外，吐了一地，周围的邻居们看着，然后想，唔……人们会忘记警察也是人，而很多时候，我们要去面对那些会把自己吓得屁滚尿流的情境。我们也会害怕，但既然穿上制服，就要去处理。你别无选择。如果有人在房子里说，你进来，我就杀了你，多数人面对这样的情况会报警，然后等警察来处理。但我们能这么做么？

我们如果希望有一个正常的世界，就要把人们聚集、联合起来。因为他们想要塑造的一种景象是，“这里的人都是疯子”，在他们的眼中，这就是游戏的玩法，不是吗？“那些抗议者都是疯子。”所以他们故意把这条路弄得难走，这样人们就过不来，不会发现这边的人其实很有趣，也不会知道这边的人在做什么。我希望看到这个国会广场变成人民的广场，向所有人开放。如果人们都没有办法接近它，设立这么一个广场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人民的广场，它应该永远属于人民。

到我19岁时，我已经出现在别人的家门口，处理各种纠纷了。一般而言，那些情况会交给有经验的警官负责处理，但当时他们已经放手让我独自处理了。我在去往目的地之前，完全不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可能是婚姻纠纷，而你要告诉那个男的：赶紧离开，否则把你拘捕。他会说，哦，是吗？我孩子都比你大，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