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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关系。”我回答，“这也是良药嘛。你竟然还在家里说脏话。”李讨厌脏话，她经常说只有傻瓜才会这样说话。沃尔特会反驳说，维特根斯坦还在哲学论辩中挥舞过拨火棍呢。他认为这证明了即使是最伟大的人，有时也无法将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可怜的孩子。”老婆婆悲伤地皱起了眉头，“她已经腐烂在这里了。从别处跑过来，却迷了路。有人让她搭车，她再也没有回来。她被杀死了，很惨。他没用手碰她，只用刀。”

“我靠，抱歉。”他说。

她的目光转向我，我这才发现她不是盲人，在任何层面都不是。她用手指在我掌心划线，我闭上了眼睛，感觉到她见证了那个女孩生命的最后一瞬。刀刃砍下时，或许她还为女孩带来了一丝安慰：“孩子，婆婆在这里呢。孩子，牵着我的手。他不能再伤到你了。”

“挺好的，”他回答，“劳伦依然不喜欢高中。到了秋天，埃伦就要到乔治敦大学读法律了，我们家至少有一个靠谱的人。”他大口地吸气，把杯子举到嘴边，抿了一口。我也不由自主地喝了一大口，感觉很呛。沃尔特注意到我的样子很狼狈，也脸红了。

她触碰我的时候，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了刀片的切割，刀片将肌肉与关节分开、肉与骨头分开、灵魂与身体分开，如同艺术家正在创作作品。我感觉到疼痛在我的身体中跳舞，像闪电一般划过即将逝去的生命，像地狱之歌的音符一般从那个躺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里的陌生女孩身体中涌出。从她的痛苦中，我感受到了我女儿的痛苦、我妻子的痛苦，我知道这是同一个人干的。当痛苦最终从沼泽里的女孩身上消失时，她的眼前一片黑暗。他夺走了她的双眼。

“孩子们怎么样？”我问。沃尔特给自己倒了一杯爱尔兰知更鸟威士忌，是那种带有螺旋盖的老款。

“他是谁？”我问。

“见到你真高兴，鸟哥。”她说。她用右手轻触我的脸，眉宇间的忧虑让她嘴角的微笑显得很不真实。她看了沃尔特一眼，两人无言地交流了一下。“我去拿咖啡。”她走出房间，轻柔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她开口了，她的声音里有四种角色：一个妻子，一个女儿，一个坐在昏暗房间中的胖老婆婆，一个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中悲惨、孤独地死去的无名女孩。

书房的门开了，李走了进来。她和沃尔特在一起二十四年，两个人从容而优雅地分享着彼此生活中的一切。即使在最好的时候，我和苏珊也做不到这一点。李穿着黑色牛仔裤和白色衬衫，虽然她已经生了两个孩子，而沃尔特又很喜欢东方美食，但她的身材依然保持得不错。她的头发很黑，绑成了马尾，其间几缕灰色的发丝就像是月光映在深色的水面。她走过来，轻轻地亲吻了我的脸颊。她的手臂环绕着我的肩膀，薰衣草的香气将我笼罩起来。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对李·科尔有一点儿着迷。

“他是个旅人。”

皮面的桌子旁边有三个文件柜，桌上放着苹果电脑。墙上挂着当地艺术家的画。角落里有一个小陈列柜，正面是玻璃的，里面放着沃尔特的射击奖杯。它们杂乱地堆在一起，仿佛沃尔特既为自己的能力而自豪，又为这种自豪而尴尬。上半部分的窗户打开了，这是一个温暖的夜晚，我能嗅到刚刚修剪完的青草的气味，也能听到孩子们玩街头曲棍球的声音。

沃尔特在椅子上动了动，勺子敲击瓷杯，像是钟声一般。

我到沃尔特家时刚过晚上9点。他亲自开门，把我带到了他的“书房”。像我这样不太有文化的人，只能想到“书房”这个词，但只用“书房”形容似乎并不恰当，毕竟这间小型图书馆里陈列着他半个世纪以来挚爱的收藏：济慈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传记与鉴识科学、性犯罪和犯罪心理学的著作放在同一个书架上；费尼莫尔·库柏与博尔赫斯的书并排摆放；巴塞尔姆被海明威的作品环绕着，似乎有些不安。

“没有，”我说，“我没找到他。”

沃尔特·科尔住在列治文山，这是皇后区七姐妹社区中最古老的一个。它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社区的中心像乡村，看设施又像城镇，就像是在曼哈顿的门口新建了一个中美洲。“二战”结束后不久，沃尔特的父母从杰弗逊市搬到了那儿。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沃尔特接手了他们的房子，它位于113号街，美特尔大道北部。几乎每个周五，他和李都在牙买加大道上一家古老的德国餐厅——三角皇家啤酒屋吃饭，夏天便会在森林公园的密林中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