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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外面不再嘈杂,游客们仿佛都走远了。我只注意到伍里奇和他那温柔的眼睛。他喝光了咖啡,用餐巾擦嘴。
“你得试着习惯。”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们得到了指纹,一个不完整的指纹。”他说。或许看到自己手指上的纹路,他才想到了这件事。
第一通电话是下午4点打来的。当时,我已经看了几小时糟糕的电视节目,又读了一会儿往期《大都会》杂志的问答专栏。布里约快速从床上爬起来,向两个技术人员打了个响指,其中一位已经去拽耳机。他用手指比画着数到三,示意我接起手机。
他把报纸拿过来,浏览了关于谋杀事件的报道。他的手指沿着每一段文字边缘移动,很快便被油墨染黑了。读完文章后,他看着自己变黑的手指,先是用拇指蹭了蹭,然后又用纸巾擦了擦。
“是查理·帕克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也没有,只是偶尔见面。我们约会过几次,前几天我还去了她家,看看是不是一切都好。天哪,真是太糟糕了。”
“请问你是?”
“你们经常见面吗?”
“我是雷切尔·乌尔夫。”
“不太好。”他说,“我只睡了三小时,每隔二十分钟还会醒一次。我总会想起弗洛伦斯朝自己嘴里开枪的样子。”
我看向联邦探员们摇了摇头。他们显然松了口气。我用手遮住话筒:“喂,你们要遵守最小化原则,对吧?”有人按了一下录音机,将它关上了。布里约重新躺在干净的床单上,手指扣在脑后,闭上了眼睛。
他鼓起了双颊,深呼一口气,轻轻地将头从一侧摆到另一侧,就像汽车后座上的点头狗装饰一般。灰色从他的鬓角蔓延至所有的头发,皱纹从他的眼角和嘴角生出,就像精美瓷器上的裂痕。
雷切尔似乎感觉到电话对面发生了什么。
“你还好吗?”我终于开口问道。
“你方便说话吗?”
苏珊和詹妮弗死去后,他陪我去警察局接受审问,在外面等了四小时。第一天晚上,我在医院大厅里哭了一夜。我既不想回家,也不想和沃尔特·科尔待在一起,不仅因为他参与了调查,也因为我当时不想看到他的家人。于是,我去了伍里奇那间狭窄但整洁的公寓,墙上摆放着很多诗集,诗人有马维尔、沃恩、理查德·克拉肖、赫伯特、琼森,以及罗利。有时他会引用罗利的《虔诚信徒的朝圣》。他把自己的床让给了我。葬礼那天,他冒着雨站在我身后,任由雨水落在他身上,像眼泪一般顺着帽檐流下来。
“有人和我在一起。我能不能一会儿再打回去?”
我还记得他来参加詹妮弗的三岁生日派对时,头上戴着用硬纸板做的小丑帽子,手里拿着本杰瑞的樱桃加西亚冰激凌。他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被三四岁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包围着,显得有些尴尬。但是当他帮孩子们吹好气球,或者在他们耳朵后面变出硬币时,却又显得格外高兴。他模仿农场里的动物,教孩子们怎样用鼻子顶住汤匙。离开的时候,他的眼中充满了悲伤。我想他大概想起了他女儿从前的生日派对,那时他还没有失去她。
她把家里的号码告诉我,又说自己晚上7点30分才会回家,我可以到时候再打。我谢过她,挂掉了电话。
但伍里奇和我有了更多交集。我们偶尔会遇到,也一起喝过一两次酒,然后我回家,他回到特里贝克空荡荡的公寓中。他给过我尼克斯队比赛的门票,来我家吃过晚餐,也送过詹妮弗一只巨大的玩具大象作为生日礼物。当我一杯接一杯地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时,他只是在一边看着,既不评判也不打扰。
“女朋友?”布里约问。
没有人知道是谁杀了她。听闻女友死去的消息,汤米·洛根似乎非常震惊,甚至顾不上担心他的妻子会发现。或许由于珍妮·奥尔巴克的死,汤米决定对生意伙伴更加慷慨,但一切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汤米·洛根也死了,他的喉咙被割断,尸体被丢在皇后区的波顿桥下。
“是我的医生。我有低耐受综合征。她希望经过几年的治疗,我就能忍受别人无聊的好奇心了。”
他说得对,珍妮·奥尔巴克的公寓充满了怀旧气息,就像是一个穿着喇叭裤、留着山羊胡的家伙。不过这对珍妮·奥尔巴克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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