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投入心理学的怀抱 (第4/5页)

第一个月我们只是接吻和抚摸，经常达到高潮，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直到一天晚上在朋友的汽车后座上，我才完全进入她的身体。这是我的第一次，难言的快感传遍全身，心中对芭芭拉充满了感激。

我一直以为我和薇拉通往布兰迪斯的求学之路没有太大差别。几个月后，薇拉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薇拉生于1930年，有个幸福的童年。她家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经常去近在咫尺的歌剧院观看演出。然而到了40年代，匈牙利本土纳粹组织箭十字党与极权政府合谋屠杀了一批犹太人，并将其他犹太人驱逐出境。薇拉的哥哥乔治被抓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薇拉死里逃生。最后苏联军队终于打败德军，将德国人赶出了匈牙利。1947年薇拉来到美国，被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听不懂英语，进高中的前几周她一直哭哭啼啼。但她学东西很快，三年后便以班级第五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布兰迪斯大学提供的连续四年的奖学金。

每晚我在快餐店从7点工作到10点，而女生宿舍11点就要关门。芭芭拉会在快餐店快关门的时候来找我，俩人就能在一起待上一小时。那时候没地方亲热，更别说做爱了。我们不能去宿舍，因为女生宿舍禁止男生进入。当然也不能去旅馆，即便付得起房费，也得结了婚才行。旅馆前台总用怀疑的眼神打量没带婚戒又神情紧张的年轻情侣。因此我和芭芭拉只能在汽车后座或者昏暗无人的投币洗衣房里亲热。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悲惨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令很多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多年后依然深陷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些情绪的发泄对象包括纳粹分子、普通德国民众，甚至整个人类。但包括薇拉在内的一些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决定捕捉生活赋予的每一份美好。

1950年秋季到布兰迪斯大学读书后，我立马行动起来，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多与外界接触。我结交了一些密友，他们大多个性强硬、言辞犀利、聪明绝顶，擅长冷嘲热讽。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要想与他们并驾齐驱，我就得学会反击。过去我很脆弱，现在为了保护自己，我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也开始和女孩约会，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颇有女人缘。我有了固定的女友芭芭拉，是个人缘极好的漂亮女孩。慢慢地，我不再认为自己是笨头笨脑的小男孩了。芭芭拉告诉我，她的朋友们称我们是校园里最迷人的一对。

我们一起散步时，薇拉常常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总能引导我发现这幅画面中的美妙与神奇。薇拉的眼中仿佛没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礼物。她还培养了我对高雅艺术的欣赏品位，教我欣赏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扎特的歌剧和梵·高的绘画作品。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启蒙课程，在毫无艺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严重缺乏审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离开芭芭拉的直觉，如今召唤我向薇拉靠近。那个小小的声音在说，有过世间最惨痛的经历后，她依然能在身边的点滴小事中感受快乐和美好，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该有多么美好啊！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木板道游戏场，而是找了一份挣钱更多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联邦高速公路工地干活。暑假期间我思考了很多，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在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令我明白，新环境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良机。高中三年我从没参加过校园舞会，也没有一次约会经历。因为我太害羞，不好意思约女孩子出来。同学们都认为我很腼腆，这一评价影响了我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又反过来束缚了我的行为。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上大学可以将过去一笔勾销，我可以在新环境里按自己的意愿重塑自我。我想如果自己待人接物时落落大方，新朋友们就会认为我很开朗。

与芭芭拉以及其他几位我交往过的女孩不同，薇拉是个直性子。她在恋爱中从不受限于普通的游戏规则，而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她如果说“不”，决不是在掩耳盗铃，不会表示“无论一小时、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时间，只要我假装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得认为我真的不知道”。而当她说“是”，就真的表示她十分清楚如此回答的原因，以及这对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她，她也不可思议地爱上了我。

不过我最终还是决定去布兰迪斯大学，因为该校免去了我一年的学费，并给我提供了一份兼职工作，薪水足以支付大部分房租和伙食费。每周我要在校园快餐店工作五个晚上，做奶昔，烤汉堡。

10年后我才得知，不仅马斯洛在“谁将掳获薇拉芳心”的打赌中押我赢，其他心理学教授也是。我跟薇拉第一次约会时，里卡多·莫兰特还只是新来的助理教授。他后来告诉我，每一次心理学教授们开会时，都会讨论谁会赢得薇拉的芳心。莫兰特还笑嘻嘻地提醒我，薇拉在他的实验心理学课上拿了A，而我只拿了B+。

就是因为怕沦落到那种境地，我才开始发愤学习。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有了一点提高，但最大的惊喜是SAT考试，我考出了一个极高的分数，别说老师，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于是我申请了几所波士顿地区的大学，被波士顿大学、东北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录取。布兰迪斯大学成立仅两年，却已步入全国一流大学之列。但贾森也在布兰迪斯就读，这让我有了一丝迟疑——我得再一次以弟弟的身份，追随成绩斐然的贾森。他是学校的优等生，已当选为第一届学生会主席，即将成为学校第一本年鉴的编辑，同时还担任校园时事讽刺剧《嗨，查理》（Hi Charlie）的总导演。

我和薇拉打算结婚，但我们面前还存在一道障碍。我早已下定决心，没有明确人生目标之前绝不结婚。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越发感觉前途一片迷茫。马斯洛一直想让我从事跟临床心理学相关的职业。我听从他的建议申请了几个研究生专业，被顺利录取了。

那真是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年，我俩目睹了许多早早地就跟高中女友结婚的小伙子，才20出头便身为人父，推着婴儿车在镇上的一条主干道上闲逛，干着没啥前途的低贱工作。看着他们，我感到既悲哀又恐惧。

为了积累临床经验，也为了维持生计，每逢暑假和周末我都在布莱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病房当护理人员。其中一项工作是协助医生为病人实施电休克疗法。我得按住病人的肩膀和臀部，以免治疗中病人的身体因抽搐而移位。慢慢地，我与几位病人建立了友谊，他们病愈出院时我由衷地为他们开心。令人沮丧的是，几个月后他们又回来了。我发现那时的治疗手段，比如精神分析、电击疗法和大剂量镇静药，最多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对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这类严重的精神疾病几乎没什么疗效。医院如同一扇旋转门，重复着不变的步骤：病人入院—接受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再次复发—再度入院。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动摇了我想成为优秀临床心理学家的理想。由于没找到其他中意的专业，我放弃了去那几所学校读研究生的机会。

贾森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说道：“笨蛋，你真想过那种推着婴儿车，沿着雪莉大街闲逛的日子吗？”

我始终坚持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依次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我将何去何从？第二，我将与谁同行？那时正值大四的春季学期，一个月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知道我将与谁同行，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贾森不但要赢得弗雷德舅舅的信任，还得说服我继续求学。我讨厌高中生活，学校老师几乎个个无精打采，讲课乏味，历史老师甚至经常醉醺醺地来上课。老师们并未对我寄予厚望，我也无意责怪他们。我学习不怎么用功，成绩大多是B和C。为了给我打气，贾森特地跟我深谈了一次，鼓励我在毕业班好好努力，争取考上一所好大学。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天生就不聪明，而且即便考上了也没钱去读。我可不打算向弗雷德舅舅伸手借钱。贾森试图说服我像他一样申请奖学金。“我又没你那么聪明！”我立马反驳。

幸运之神意外降临。距离毕业只剩三周时，马斯洛突然收到卫斯理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戴维·麦克莱兰的一封来信。为了给本科课程配备助教，麦克莱兰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硕士专业，但当年居然没人申请这个专业。焦急万分的麦克莱兰写信给马斯洛，问他那里是否有聪明好学、目前又尚无深造计划的心理学专业学生。马斯洛把这封信钉在他办公室外的公告栏上，立刻被薇拉注意到了。她一反平日的淑女风范，一把从公告栏上撕下信飞奔着找到我，把信递给我说：“亚伯拉罕就是想让你去！这个研究生名额简直就是为你而设的！”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许真是这样。我不想当心理咨询师了，如果去卫斯理，我也许能学到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大学老师。”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的出路，贾森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大学为他开启了一片充满机遇的天地，他希望我也能走进那片天地。他担心我如果高中毕业就直接去工作，就再也不会重返校园了。最后家庭会议不欢而散。待舅舅和姨妈们离开，贾森对母亲说：“妈妈，你肯定行的。”母亲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没过几个月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在波士顿特里蒙特街上的钱德勒高档百货公司卖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