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 (第4/5页)

一片混乱中，教育局长助理打电话来，问我能否做点什么。他希望停止校园暴力，而我想知道为什么废除种族隔离没有产生预期的正面效果。双方的关注点有所重合，于是我接受了挑战。

我们问：“溜达是什么意思？”

不久后各地出现的种种现象明显表明，消除种族隔离并非易事，要达到预期效果没那么容易。大多数地区废除种族隔离措施后都会在社区里引发骚乱，在教室里激起敌意。学校里的种族偏见实际上有所增加，而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和成绩都并未得到提高。奥斯汀的情况更富有戏剧效果，可以说是动乱的一个典型代表。

“是这样的，”哈尔回答，“一些朋友在父母就寝后会偷偷溜出家门，在城里从半夜一直溜达到凌晨三点。今天晚上我们想去跟他们碰面，但怕你们半夜醒来发现我们不在家会吓坏的。”

我记得当时很多人对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感到欢欣鼓舞，亚伯拉罕·马斯洛甚至在办公室里跳起了舞，他大声叫道：“这是结束种族偏见的第一步！”理由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如果种族隔离伤害了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那么种族融合就将保护他们的自尊心。一旦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得以维护，他们的学业成绩也会提高。此外，如果说偏见主要出于无知和令人不快的刻板印象，那么让白人孩子和少数族裔孩子待在一起彼此了解，就能降低他们对彼此的敌意。

我笑了：“你们是在请求我们准许你们偷偷溜出去？”

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a id="w2" href="#m2">^[2]</a>进行了裁决，此事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奥斯汀废除学校种族隔离之举正是针对该事件的一个迟来的响应。在那次判决中，最高法院否决了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只要黑人和白人拥有“平等的”教学设施，就允许实施种族隔离措施。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隔离但是待遇平等”本质上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即便白人学校和黑人学校的设施一模一样，种族隔离仍然会对少数族裔孩子的自尊心产生“也许永远无法消除”的负面影响。

“我知道说出来很愚蠢，”尼尔说，“但我们就是这个意思。”

市议会上的演讲以及与声音沙哑的恐吓者打交道的经历，将蛰伏在我内心深处15年的愿望再度唤醒：寻找做好研究和为世人谋福利相结合的机会。我并没有等待太久。1971年奥斯汀公立学校废除了种族隔离措施，结果闹得一团糟。非裔、墨西哥裔和白人年轻人公开掐架，一幕幕闹剧在整座城市各个学校的校园里精彩上演。

“你们的朋友没有干过破坏公物之类的违法行为吧？”

全家人在恐惧中煎熬了几周。渐渐地我们意识到，那位警官说得没错。声音粗哑的家伙再没出现过，我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不过，这是我们第一次直接和顽固的种族偏见者打交道，领教了他们肆无忌惮的愤怒和威胁。令人安慰的是，我们的实地研究不仅推动了公平房产法的出台，还凸显出其他价值。第二年，我们学校少数族裔学生的人数就大幅增加了。

“我保证没有。”哈尔说。

“那他已经如愿以偿了。”我回答道。

我和薇拉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那家伙可能只想吓唬吓唬你。”警官安慰我说。

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告诉了我们夜里发生的事情。大约两点半左右，他们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巡逻车拦下了。巡警问他们：“父母知道你们在外面吗？”他们点头说是，巡警自然不相信，于是开车送他们回家，并一直护送到大门口。满以为孩子们会因怕被父母骂个半死而瑟瑟发抖，但哈尔和尼尔却十分平静，巡警不禁再次询问他们：“父母真的知道你们在外面玩？”他猜孩子们说的是实话，就离开了，也许心想他们的父母可真够呛。哈尔和尼尔后来再也没有请求晚上出去溜达了，因为他们发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趣”。

我到奥斯汀警察局报案，警官却告诉我他们对此无能为力。

至于我，那时正经历着双面人生。平时，我在大学里进行严谨的实验室实验，周末，我和薇拉在社区领导T组活动。T组组员来自各行各业，有牧师、医生、家庭主妇、律师、承包商、教授、商人等。我的学术同行们认为我失去了理智，可能脑子都坏掉了，他们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做会心团体的领导者。他们甚至请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做特邀报告，题目就是：埃利奥特·阿伦森将来会怎样？另一方面，我新认识的人本主义同行们也不能相信，我居然花费大把大把的时间进行严格的实验室实验。

仅仅因为一个人是某个团体的成员，就对其做出不公正的、负面的或有害的行为。歧视行为往往源于偏见，但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制度上的歧视，即使在没有偏见意图的时候也如此。

但我自己并未觉得两者之间有脱节之处。我在领导T组的过程中学到了有关人际吸引、竞争、社会影响和有效沟通的知识，这些都是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而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的专业素养让我在领导T组时能够少说废话，直接切入话题核心，并且能够发现一些加快或者阻碍小组讨论进程的心理变化。

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