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 (第5/5页)

受得州任课教师协会的邀请，我和T组的两位实习生杰伍·赛克斯、马特·斯纳普开始进行T组巡回培训，为教师们开设讲习班，足迹遍及得州的大城市和小乡镇。我们讲授的都是T组活动的精华部分，侧重如何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以及如何积极地倾听他们的焦虑和困扰。对大多数教师而言，我们的培训带来了相当大的文化冲击。第一堂讲习课时，教师们穿着优雅的职业装前来听课，我们却胡子拉碴，衣着随意，就像令人敬畏的加州嬉皮士。一位教师后来跟我说，当我们步入举办讲习班的酒店大堂时，她对身边朋友说：“天哪，我希望给我们上课的不是那三个家伙。”10分钟后她沮丧地发现，“那三个家伙”正是T组领导者。但教师们聆听着，参与着，在T组活动里受益良多。

持有根深蒂固种族偏见的当地人自然对此感到十分愤怒。一天深夜两点，家里电话突然铃声大作。电话那头是个声音粗哑的男人。他称我为“黑鬼情人”，并威胁我说：“我们知道你家住址，也知道你有四个孩子。如果哪天晚上你家门铃响了，请务必亲自去开门，因为有人会带着双管猎枪在那儿等你，我们可不想伤了孩子。”

两年后，得州任课教师协会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奖励。这份认可让我特别开心，它意味着在保守的得州，教师们开始重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价值及其对公立教育的促进作用。以前他们几乎都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是一种“卿卿我我”的颠覆性的教育理念。

很明显，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立法，将房东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的歧视定为非法行为。我和同事鲍勃·赫尔姆里希出席了奥斯汀市议会讨论住房公平提案的会议，并发表了演讲，从大学教育机会均等的角度来支持这一提案。为使我们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会议前一周我做了一次实地实验。我让学生们按照学校附近的租房广告前去看房，结果发现，穿着得体、谈吐文雅的非裔或墨西哥裔学生要求看房时，总是被告知房屋已租出，然而一小时后一位白人学生去同一个地方要求看房，立即就被房东领去看房。不同种族学生所受的待遇差别如此之大，只能用房东的偏见来解释，这就是我展示给奥斯汀市议会的证据。当晚，市议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住房公平提案。这是梅森·迪克森分界线<a id="w1" href="#m1">^[1]</a>以南的主要城市中出台的第一个公平房产法令。

虽然全心投身于社区和政治活动，我和薇拉并未成功地变成地道的得州人。我们喜欢奥斯汀，喜欢得州大学，但从未想过在这里度过余生。因此当哈尔进入高三准备申请大学时，我和薇拉意识到该做个明智的决定了。我们一直是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可孩子们很快将散居各处。我们能去哪里找个魅力之所，让孩子们长大后还愿意待在父母家附近呢？如果回答得简短一些，答案就是：“得州不行。”

这场席卷全美的社会变革使我们察觉到了大学里存在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得州大学是一所一流学府，对州内居民所收的学费却低得惊人。任何成绩不错的得州高中毕业生几乎不用贷款，就能在奥斯汀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可是我刚到那儿时，学生几乎全是纯种白人。即使是渴望赢取全国冠军的校橄榄球队也只有一个黑人球员。我与班上一些非裔、拉美裔学生交谈后得知，很多少数族裔学生不愿申请得州大学，他们觉得这地方对他们并不友善。他们说得对，非裔和拉美裔学生很难在学校附近租到房子。其实那里空房很多，但大多数房东都拒绝出租给少数族裔学生。

较长的回答就复杂一些。我们的理想是搬到一个有魅力的城市，靠近大海，气候宜人。那一定就是太平洋沿岸地区了。我特别中意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该校虽然才建校10年，已获得斐然的学术建树。哈尔也觉得这所学校不错，于是递交了申请，顺利地被录取了。该校对本科生实施创新的教学模式，整个大学分成八所独立的学院，每个学院都拥有几位来自不同系科的教授，而且每个学院都有一个特定的主题。迈克尔·卡恩几年前调到该校，加盟筹办中的克雷斯吉学院。克雷斯吉的主题是创造一个“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学生将在T组里将课堂所学与实践相结合。在卡恩和我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在游行前夜参加了学生集会。现场人满为患，一帮热血青年高喊着：“去死吧，蠢猪！”众人兴奋不已，回应道：“说得好极了！”我和几位同事发表讲话，警告学生不要和游骑兵发生冲突，否则会把和平游行变成一次暴乱。我们劝说学生采取明确而强势的方式进行游行，但不要有公然挑衅之举，否则会置自己的生命于危险境地。我们的讲话赢得零零星星的礼貌掌声，但远不及一声“说得好极了！”来得热烈。离开会场时，我仍不能确定学生们会如何行动。第二天我出发去参加示威的路上，心情沉重不安。好在学生们选择了和平的示威行动，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他们虽然大声呼喊着抗议口号，但没有任何行动让执法者有理由动用警棍或枪。电视台记者们早早就收拾东西离开了现场，显然他们认为非暴力游行没有新闻价值。

1974年，该校首任校长迪恩·麦克亨利聘我为克雷斯吉学院心理学教授兼院长。他说，整个心理学系都在热切期盼我的加盟。除了不想接受行政任命，其他的我都很满意。正当我纠结着是否接受聘任时，麦克亨利又打来电话说：“我必须得告诉你，克雷斯吉学院的几位女教授正提议任命一位女院长。虽然对你个人没什么意见，但她们觉得这是任命首位女院长的好机会，并且已经推举了两位不错的候选人。不过学院大多数教授还是投了你的票。如果你愿意，院长就由你来当。”

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之后，无数得州学生决定前往奥斯汀市中心的市议会大厦举行反战示威。得克萨斯州骑警，一帮既强硬又保守的执法者，闻讯后宣布他们会到事发现场武装“维持秩序”。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一些游骑兵视学生们的反战示威为不爱国的暴行，并公开表示了敌意。他们宣称很高兴为了保卫和平而让一些人的脑袋开花。在他们看来，大多数学生领袖藐视并决心挑衅游骑兵的权威。事态一触即发，各大电视台都派出一流记者前去报道，他们认为这场暴乱的画面感一定很强。虽然我支持学生的抗议行动，但也担心他们的安全。因此我同其他几位教授自愿出任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这番话倒让我做了决定，我婉拒了学校的聘任。克雷斯吉学院对我的确很有吸引力，但我认为女教授们的提议合情合理，而且我不想让自己在这所大学的职业生涯从一场纷争开始。两周后，麦克亨利再次打来电话，说已经任命了一位女院长，问我是否愿意只以心理学教授的身份加入克雷斯吉学院。我当然乐意，于是接受了聘任。

这些社会变革在某些人眼里是可行的，在另一些人看来是空想主义，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则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1970年，俄亥俄州国民警卫队向肯特州立大学进行反战和平示威的学生开枪，打死了4人，伤了9人，1人致残。许多美国人对此表示愤怒，但更多的人则觉得那些学生活该。在那种政治氛围下，大学里没有人可以保持中立。

去加州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圣克鲁兹拥有一个人气颇旺的海滨木板道，那里居然矗立着一个货真价实的木制过山车，和我家乡里维尔的过山车十分相像。我的人生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

拼图教室

<a id="m1" href="#w1">[1]</a> 美国马里兰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分界线，也是过去蓄奴州的最北界限。——译者注

从1965年至1974年，我在奥斯汀生活了10年。这10年可谓是20世纪最为动荡喧嚣的时期，身处其间自然热血沸腾，尤其是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越南战争打得正酣，而反战运动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纷纷上演各种静坐、性爱集会和抗议活动。示威人群叫喊着“要做爱，不要作战”，许多人甚至当场把宣言付诸行动。“人权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等词语频繁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强化了人们的意识。“意识”这个词语用得恰如其分。人们不仅意识到那些显而易见的偏见与歧视，也意识到那些常常漠视的不太明显的不公平待遇。当我和戈登·奥尔波特在哈佛教授俱乐部共进午餐，畅谈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歧视时，我们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应该对女教授必须从后门进入俱乐部这一无理规定表示愤慨。

<a id="m2" href="#w2">[2]</a> 1951年，来自堪萨斯州的布朗夫妇向联邦地方法院起诉，认为实施种族隔离措施的学校为黑人学生提供的待遇不平等，最高法院判定种族隔离的学校并未提供黑人学生公平教育，因此公立学校应该取消种族隔离。——译者注

拼图教室效果显著，不同种族学生之间表现出更多的友爱，少数族裔学生自尊心增强，考试成绩也有提高。这一研究表明，偏见可以消除，不同种族的孩子可以学会相互喜欢。小时候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犹太人被人歧视，如何才能让他们喜欢我……今天，我终于用科学的方法，给了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a id="m3" href="#w3">[3]</a> T代表training，是“敏感性训练”（sensitivity training）的简写。——译者注

种族偏见可以消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