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发现天赋的实验之旅 (第3/5页)

“多亏了拉尔夫·哈伯，”我说，“是他一直叮嘱我给车装上安全带，大概是看了《消费者报告》（<i>Consumer Reports</i>）之类的杂志。我讨厌装安全带，不仅价钱贵，而且你得去店里请人在车底板上打洞，然后把可恶的安全带装上去。但我最终还是装了，因为实在不想听他聒噪。”

得出结论时的欣喜若狂至今记忆犹新。我兴奋地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思维的研究中有了全新的发现：人如果经历千辛万苦才赢得某物，就会更加珍视它。我发现，虽然人的行为相当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我的任务就是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将其提炼成可被验证的假说，设计实验验证假说的关键部分。入门考验实验的完成也揭示出，我可能有某种天赋，能打造研究方法之匙，开启人类行为的神秘大门。多么出乎意料啊！我想人生中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了。理智点说，这是我进行的第一个实验研究，同时也成为一个经典的实验，是失调理论的一个代表性实验。

第二天早上，我给研究生同学约翰·赖特打电话，他开车把我们接回帕洛阿尔托。后来约翰和我找到出事的路段，顺着陡坡往下走，寻找那辆VW。它完全报废了，翻滚时驾驶室的门已经脱落，车子仰躺在半道上。“天哪，”约翰说，“你怎么没被甩出去？车子又滚又压的，你怎么还安然无恙？”

高影响实验

车子翻转了一圈又一圈后终于停了下来，车顶朝上。不可思议的是，车里没有一个人受重伤。薇拉受了轻微的脑震荡，我的一个膝盖磨破了，莉莉和孩子们都没有受伤。我迅速把每个人拉出车外，从陡峭的山崖爬上公路，试着挥手向过路车求救。但没有人愿意在漆黑的雨夜停下车来帮助路边一个衣衫不整的家伙。最后我只得站在路中央，挥臂逼迫一辆车停下来。我向司机说明事故的经过，他答应到前面帮我们打电话叫救护车。他没有食言，救护车将我们送到了最近的医院，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

进行这类实验的困难之处在于，你得想法子让被试置身于一个前后连贯、引人入胜而又真实可信的预设情境中。实验者既要具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才能，又得遵循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实验里，实验室变成了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事情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相比，这种研究方式没有过重的人为痕迹，我们称这种实验方法为“高影响实验”（high-impact experimentation）。实验中我们把被试引入一个逼真的情境，确保他们的反应与在实验室外并无区别。通过设计这类实验，我发现不依靠人为或真空环境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我作为实验者的座右铭。

正是因为拉尔夫的提议和游说，我才有了这次精彩的教学经历。我觉得自己已经欠了他很多人情。然而一年之后，他又救了我一命。圣诞节我开着那辆小小的VW，载着薇拉、莉莉和三个孩子去洛杉矶探望亲戚。回来的路上，我冒雨驱车经过巴捷柯峡道，那是一段两旁都是陡坡的盘山公路。当时夜色迷朦，行至一个弯道时，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我急忙向左打方向盘，车子滑过两股车道，冲下了对面陡坡。车子悬在空中时，我听到薇拉叫喊：“哦，不！”那一刻我在想：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画上句号了吗？

以前社会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要么调查无足轻重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比发表在《真理报》上更令人信服，要么观察人格测试中获得高分或低分的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差异，比如成就动机研究。费斯廷格则教会我树立创新的理念，科学家不能将研究局限在无足轻重的课题抑或平淡无奇的研究方法上。凭借充分的创造才能，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研究任何现象。这样就能将科学家从过分依赖人格变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不再仅仅以人的个性解释其行为。我们能够直接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人们的某种行为，因为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创造了这些因素。使被试爱上讨论小组的是重度入门考验，而不是被试的儿时经历和人格因素。

我和拉尔夫从希尔加德约200人的班上挑选了15名学生。除了修希尔加德的课程，他们每星期有一个晚上来上三个小时的研讨课，地点是拉尔夫家的客厅。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我和拉尔夫而言，这都是一次丰富的学习经历。学生们精读原著，小组讨论既生动又富有教益。每位学生都评价说这是他们在斯坦福上过的最好的一门课，其中超过一半的学生后来读了心理学研究生。作为教师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满足，但作为科学家的我却不允许自己沾沾自喜。因为我深知这群学生并非是从斯坦福全体学生中抽出的随机样本，他们是被精挑细选出来的，毕竟每位同学都清楚地意识到，研讨课需要花费许多额外的学习时间，但仍然心甘情愿来上课。

高影响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戏剧性。若想实验进展顺利，剧本必须可信，实验者必须是令人信服的演员，否则无法令被试融入其间，实验只能宣告失败。大概是因为有过在里维尔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实验中的表演要求根本难不倒我。比如在入门考验实验中，我成功地设计出一个情境，令被试相信，通过难堪程度测试后参加小组讨论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此外，我很快就领悟到试测的重要性。由于实验的程序相当复杂，试测可以确保整个实验过程按计划进行，就如同百老汇音乐剧要先在纽黑文彩排一样。如果试测不顺利，就要回到研究设计阶段进行改进。

拉尔夫也在秋季学期讲授心理学导论的几堂课。按系里的安排，我们每个冬季学期都会再教一次，做课程主讲教师欧内斯特·希尔加德（Ernest Hilgard）教授的助教，课上使用的教材就是他写的。在拉尔夫的怂恿下，我们俩厚着脸皮跟希尔加德提议，想合作讲授一门研讨课程，而不是老一套的助教课程。我们计划，在研讨课上，学生们不用阅读教材，而是阅读教材里提到的那些心理学家的原著，像约翰·华生<a id="w4" href="#m4">^[4]</a>、斯金纳<a id="w5" href="#m5">^[5]</a>、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赫布<a id="w6" href="#m6">^[6]</a>、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库尔特·勒温<a id="w7" href="#m7">^[7]</a>等人的著作。希尔加德起先对我们的提议并不赞成，但考虑几天后他还是同意了，并叮嘱我们：“别搞砸了。”

进行入门考验实验的第一次试测时，我邀请利昂从单向镜后面观看试测过程。试测完成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问他：“实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相比学生，我最能胜任的是助教之职，主要讲授心理学导论课的研讨课。在这些研讨课上，我设计了一种讲课风格，称为“温和的苏格拉底式”风格。阿伦·古尔维奇曾展示了苏格拉底式发问的力量，但他过于犀利。他有预期答案，如果对回答不满意就会表现得很不耐烦。我不会对自己不满意的答案全盘否定，而是顺着答案的思路提出一个能激发学生思考的问题，将学生引领到一个有趣的视角里。学生们反响热烈，一直坚持来听课，说明他们喜欢我的教学风格。

“没有。”

第一年我在必修课上表现很好，但远远称不上出类拔萃，两门统计课的成绩尤其糟糕。虽然我很用心地学习这两门课，但总觉得像雾里看花，结果两门统计课都只拿了B。我猜想，斯坦福要求学生修读两门统计学课程，说明教授们认为统计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觉得自己很可能要被赶走了。

“‘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那天下午我问研究生三年级的拉尔夫·哈伯，西尔斯所说的是不是真的。“哦，没错，”哈伯回答，“我念一年级时，几乎有三分之二的同学被通知走人。其实他们有的很聪明，功课也很好。当然你是不用担心的。”我点点头，心里却凉了半截，思忖道：拉尔夫并不知道我对心理学其实没什么研究。这样的欢迎仪式与卫斯理大学的一比较，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我想这就是参加大联盟<a id="w3" href="#m3">^[3]</a>的感觉吧。

“实验设计十分完美，你可以着手进行正式的实验了。”

开学第一周，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西尔斯（Robert Sears）召集所有一年级研究生开新生报到会。他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介绍了必修课的一些信息，随即便话锋一转，板起脸来，令人不安地清了清嗓子，要求我们好好看看在座的各位同学。“明年的这个时候，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同学里将有一半会离开，”他说，“由于我们没法准确预测研究生们的前途，所以招生政策规定，录取人数是培养人数的两倍。”教室里一片静寂，极度的焦虑弥漫其间。

“可我下午还约了另外三位被试进行试测。”

费斯廷格与失调理论

“全部取消，可以正式进行该项实验了。”

笨手笨脚地换尿片。

我曾说过，费斯廷格的赞美通常包裹着批评的外衣。看来他的赞美偶尔也会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这次他对我的实验设计居然不做任何批评。这种赞美是最高褒奖，因为我知道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善意或是向别人示好，他不需要这样做，也无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