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发现天赋的实验之旅 (第4/5页)

而我正忙着

不久后的一天，费斯廷格居然来向我请教。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如下假说：为了少许酬赏而撒谎的人，远远比为了丰厚酬赏而撒谎的人更相信自己的谎话。因为后者有相当充分的撒谎理由：“我为了20美元而说谎，值了。”前者则感觉心理失衡：“为什么我会为了区区1美元就说谎？我必须相信这不是谎言。”费斯廷格让研讨课上的那位本科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去做这个实验。整个实验像亚瑟·米勒<a id="w10" href="#m10">^[10]</a>的戏剧一样构思精妙。

冲我唱起最美的歌；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被要求完成几件极其无聊的任务：将12卷线轴装满一个托盘，而且必须用一只手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将它们取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如此反复进行半个小时。梅里尔在旁边一边观察一边记录，手里还握着一个秒表，神神秘秘地不知在做什么。半小时后他通知被试实验结束，并对对方的参与表示感谢。他向被试解释说，自己正在验证一个假设：如果人们事先被告知要完成一项特别有趣的任务，那么之后干活的速度就会比事先不知情的人要快一些。梅里尔告诉被试：

她天真烂漫，咿咿呀呀，

“你被分在了在控制组，所以事先对要完成的任务一无所知。”

暖暖的牛奶，簇新的尿片，陪她撒野陪她玩；

接下来梅里尔对被试说，负责告诉下一位被试这项任务十分有趣的家伙刚刚打电话说来不了了。梅里尔恳请这位“控制组”的被试帮忙，代替那个缺席的家伙，并付给他1美元（或20美元）作为酬赏。一旦被试同意，梅里尔立刻付钱，并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列举了称赞这项任务的几条内容，让他独自准备几分钟。随即梅里尔把被试带到等候室，里面坐着一位女本科生（实际上是我们的实验同谋），让被试在她面前将工作任务好好称赞一番。

为她，我开启新的一天：

但是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梅里尔很沮丧，因为被试对实验意图表示怀疑。于是在梅里尔进行第五次试测时，我和利昂坐到单向镜后面观察整个实验程序。梅里尔头脑特别聪明，但在实验中却表现得十分木讷，这可怜的家伙缺乏人生历练。当我在海滨木板道上积累珍贵的人生经验时，他却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曲棍球上。看着他在实验中的迷糊劲儿，被试对他产生怀疑的原因昭然若揭：他的表演本身令人生疑。费斯廷格对我说：“训练训练他。”

多年之后，我的好朋友、诗人戴维·史旺格（David Swanger）为我写了一首诗《女儿的早晨》，字里行间弥漫着父女晨间活动中的那份美好：

我听命对梅里尔进行表演强化训练。“你不能仅仅嘴上说研究助理来不了了，”我告诉他，“你得表现出坐立不安、懊恼不已的样子，你要来回走动，绞扭着双手，向被试传递出明显的讯息：你真的遇到麻烦了。然后你要装作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抬头看着被试，两眼放光：‘对了，就是你！你可以代替他。我甚至可以付你报酬。’”

虽然我给三个宝宝都喂过奶，但喂朱莉时心中满溢的幸福滋味最为记忆犹新。我小心地揽着她，手握着奶瓶，注视着瓶中一点点减少的奶液，仿佛那就是从自己干瘪的乳房里流出来的。一开始，早上换了尿片，喝了半个小时奶后，朱莉就会睡着，我也继续回去睡觉。但三四个月后，朱莉喝完奶就不肯睡觉了。那会儿她精神头正好，嬉戏玩耍着，期待着新的一天开始。我很想抽身回去再睡个把小时，她却黏住了我。虽然困得恨不得马上爬上床，却被她一点一点诱哄着保持清醒，我只得喝咖啡提神。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梅里尔就像是在艺人培训班里一样，经过训练，梅里尔终于脱胎换骨了。实验进行得十分顺利，40位被试只有一人对实验产生怀疑。实验假设也得到了证实：仅仅拿到1美元酬赏的被试说服了自己，认为任务是相当有趣的；而拿到20美元的被试仍然认为这项工作枯燥无趣，当然这本来就是事实。

1958年12月，我们的女儿朱莉诞生了。没错，三年生了三个孩子！薇拉总想趁我们年轻时组建一个大家庭。她劝我说，目前固然很辛苦，但也其乐无穷。像以往一样，她这两点都说得很到位。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清早起来给宝宝喂奶。薇拉当然是用母乳喂宝宝，但她自己也需要休息。因此我负责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冲奶粉喂宝宝。

我热爱实验研究的每一个过程：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观点，然后设计实验程序，并撰写剧本；之后进行彩排，训练助手；正式进行实验；向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分析数据，撰写研究论文并发表。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能够从事实验研究了，那种感觉就像儿时在里维尔掌握了接地滚球的技术一样，不再因场上的紧张气氛而不安，也不会祈祷击球手把球击到别处（老天保佑，别打给我），而是希望球向自己的方向飞过来。

莉莉搬来后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五月份尼尔出生后，她成为很好的帮手。然而容纳三人都嫌小的小洋楼，如今却挤了五口人。一天房东路过，进屋巡视一圈后要求我们在30天内搬家。于是我们又住进了营房，就坐落在斯坦福研究所里。我们觉得那个有两间卧室的公寓很豪华，于是在那里一直住到我们离开帕洛阿尔托。后来莉莉开始教钢琴课，挣够钱就搬出去住了。

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渴望从事的研究，正如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它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火”。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职，但如果心理学系下一学年请我走人，这不就是天大的笑话吗？要是这该死的统计课分数高一些就好了。学期快结束时费斯廷格告诉我，他打算让我给他当两年研究助理，就从下学期开始。我回答说：“如果能一直留在学校的话，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助理，可我的统计课成绩不太好。”

到了冬天，也就是1957年初，薇拉的姐姐莉莉住进了我们家。纳粹大屠杀后莉莉留在了匈牙利。跟许多犹太幸存者一样，她对承诺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抱乐观态度。而且她是一位勤奋的音乐专业学生，想继续在布拉格李斯特音乐学院师从佐尔坦·科达伊<a id="w2" href="#m2">^[2]</a>。当她对苏维埃政权的极权主义失去信心时，冷战时期到来，移民之路被堵死了，她只得留在那里。直到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她才乘国内动乱设法逃到美国，最后投奔了我们。

他摊开手心耸耸肩说：“统计？不要紧。像你这样的家伙愁什么？等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雇一个甚至两个统计员，到处都是。”

住在小洋楼令人心情愉快。小洋楼坐落在荷马街上，这是一条紧挨着斯坦福高尔夫球场的泥路，其所在区域已发展成艺术家聚集区。尽管三个人住着有些挤，小洋楼却散发出巨大的魔力。我们竭尽所能，有效利用每一寸空间。卧室在最里面，我们把它让给哈尔。这样只要一关卧室门，他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们用巨大的书橱将客厅与厨房及用餐区隔开。为了让客人在客厅待得自在一些，我们把床安置在用餐区，离餐桌仅两步之遥。因此我的朋友圈中流传着一个笑话：“埃利奥特特地调整了家具的位置，好让自己从吃到睡不必多走一步路。”

他这番温情的反应是消除我和他之间师生隔膜的第一步。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将他仅仅看做一个严格的项目监工或是一位难缠的导师，而是开始视他为朋友。当时薇拉还取笑我，说正是因为我在费斯廷格手上经受了重度入门考验，所以才会喜欢上他。也许一开始的确是这样，但入门考验的实验结果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的喜爱程度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几十年。32年后，当我在费斯廷格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想到往日他对我的严苛以及他那遗憾而轻蔑的经典表情，不禁会心地笑了。我很遗憾失去了人生中最温暖、最愉快的一段友情。

到达帕洛阿尔托后，我们给迪克·阿尔伯特打电话。之前他主动提出帮我们在斯坦福校园附近找一间公寓，但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征得房东同意后，迪克决定搬出自己租住的小洋楼，将其转租给我们。我们自然不好意思住下，他却笑说自己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斯坦福刚刚批准他做一年代课教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博士论文），我们的到来正好让他找到提升生活品质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