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人生犹如过山车 (第2/5页)

我失明之后尝试写的第一本书是和朋友兼同事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rris）合写的《谁会认错》（<i>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i>）。卡罗尔是心理学界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竟也惊喜地发现口语交流对提高作品质量大有裨益。这本书对我意义非凡，它是向我的挚友和导师利昂·费斯廷格致敬之作。1957年，我极不情愿地阅读了《认知失调理论》的手稿，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费斯廷格是伟大的科学家，但却毫无兴趣将理论运用于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

我们的孩子没有像很多同龄人那样受到毒品和叛逆的蛊惑，对此我和薇拉在想，这到底是偶然，还是归功于我们培养孩子的方式？我们采取的方式应该称做“警觉的不干涉主义”。我们极力避免干涉孩子们的私人生活，但鼓励他们和我们讨论跟他们有关的任何问题。即便这样，他们依然对自己经历的险情、不幸和伤心事守口如瓶，事隔多年后才会告诉我们。

我退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想为普通读者写更多的书。实际上我也这么做了，直到无力阅读和编辑自己的作品为止。因为这时一个人写作对我而言已变得十分乏味（该死的光标到哪里去了？）。以前我喜欢和同事合写，但如今自己无法阅读，就得采取更新、更多样的合作方式。我先和合作者谈论彼此的观点，并加以论证和反驳。初稿出来之后，对方大声朗读给我听。面对面的口语交流不但有利于观点的讨论，也完善了书中的语言表达，因为聆听比阅读更容易发现错误。我建议所有作者对自己的作品既要浏览，也要聆听，没失明也可以这么做。通过这种方式，我和两个儿子——哈尔和约书亚，合作修订了三遍《社会性动物》。

我们曾对孩子们说，如果卧室门锁上了，就意味着我们不想被打扰，除非他们需要我们开车带他们去看急诊。朱莉三十多岁时，有一次饶有趣味地告诉我们：“我三岁那年有一次在你们卧室门外坐了一个小时，只是希望你们听到我在抽泣！”更为严重的是，最近约书亚才告诉我们，有整整一年时间他的四年级老师都跟他过不去。约书亚抱怨说：“我真希望你们早就知道这件事。”也许我们应该多一些警觉，少一些不干涉主义。但所有孩子都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原谅了父母的错误和疏忽，并且和我们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好。

盲人作家

每个孩子成年后都选择了自己喜爱的工作，但在选择职业时都拥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为公共谋福利才是快乐的人生。哈尔成为一位环境社会学家和太阳能专家，还培训少数族裔的青少年、失业的承包商和汽车工人，帮助他们成为前景广阔的技术能手；尼尔当上了消防队员，能够第一时间将人们从火灾、车祸和地震现场营救出来；朱莉从事教育顾问工作，推广和评估中小学创新计划，约书亚成为一位社会心理学教授。往事在脑海中一一浮现，当我忆起詹森到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作报告那一段时，不禁微笑起来。此事发生在约书亚去那里念书的前几年。如今，约书亚从事有关发展干预的创新研究，提高了最弱势少数族裔的成就动机和学习成绩。他的研究对詹森的错误观点予以有力的回击，远比当时我和其他人的反驳来得有效。

每次我的视力下降，自我调适的方法之一就是弱化无法再做之事的重要性（我才不喜欢参加鸡尾酒会，写期刊文章呢），同时关注自己能做之事，比如与朋友们交谈，聆听有声读物。在街上向陌生人求助对我来说已不是难事，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都会耐心而友好地帮助我。就算我再也没法接住棒球，甚至连球都看不到了，我还能跑。我可以一大早到海边的沙滩上去跑步，这样就不用担心会绊倒正在学步的小孩子。

人生犹如过山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