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最后的风波与华丽退场 (第4/5页)

学生的愤怒和潜在的暴力行动令我左右为难。我答应确保詹森的安全，但200名学生“袭击”20人研讨室的场景十分令人担忧。我该叫警察来保护詹森吗？还是该取消报告会？显然都不行。我不想制造学生和警察发生冲突的场面，也不想屈从于非民主的粗暴行径。左思右想后，我找到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办法：研讨会改在一位教授家举行，在系研讨室门上贴一张公告，宣布报告会改在校园外举行。当一群本科生赶到研讨室准备闹事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他们气坏了。

这就是1989年我提出虚伪范式的缘由。在和研究生杰夫·斯通、卡莉·弗里德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我们请有性行为的大学生宣讲艾滋病的危害和使用避孕套的重要性。我们为每一场演讲录像，并告知演讲者，他们的录像将作为高中性教育课程的部分内容。录像结束后，我们设计了关键的情境，让他们谈谈自己没有使用避孕套时的情况，促使他们留意到自己的虚伪。这一招很管用。

不久，令我吃惊和失望的事情发生了。詹森来加大的前一天晚上，几百名学生举行了一场集会，烧了他的一本著作和一些研究论文，宣称第二天晚上要大闹报告会现场。我在得州时就已熟悉右翼分子的偏执行径，如今面对自由主义者的偏执行径却非常震惊——这些人与我的价值观一致，但其行为与我在奥斯汀遇到的非民主分子如出一辙。

我们自然不能跟着被试进卧室观察他们，但我们的确进行了间接的行为测量，即统计他们实际购买避孕套的数量。“虚伪”情境中的学生购买避孕套的数量多于控制组的学生。后者也进行了同样的演讲并被录像，但无人提醒他们其行为和所阐述观点有冲突。我们有理由相信，“虚伪”情境中的学生不仅买了避孕套，而且也真的在使用。几个月后，我们进行了追踪调查。该调查打着评估校园性行为的幌子，聘用本科生电话访问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我们发现，“虚伪”情境中的学生继续使用避孕套的比例是控制组学生的三倍。

詹森在电话里接受了我的邀请，让我吃惊的是，他同时提出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詹森解释说，之前几个月在数所大学里，他的讲话都被学生们的尖叫淹没，学生们还向他吐口水、对他推推搡搡。我向他保证，这些过激举动绝对不会在加大发生，因为我们的学生思想开放活跃。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学术研讨会在系研讨室举行，规模通常很小，大约只有10位研究生和七八位教授参加，大家围坐在圆桌边进行研讨。我开玩笑说，我们的研究生从不向客人吐口水，但詹森并没笑。

推广避孕套的实验成功后，我与研究生露丝·蒂博多合作了另一个虚伪实验，劝导学生节约用水。当时加州正处于一个周期性干旱中，校领导呼吁学生减少用水量，但收效甚微。我们制作了呼吁为节约用水而减少淋浴时间的海报，请学生们在上面签名。学生们很乐意签名，毕竟人人都懂得节约用水的道理。随即我们让其中一半的学生留意到自己的虚伪之处，方法就是让他们估计一下自己最后一次淋浴花了多长时间。这以后，我们的实验同谋就到健身中心的淋浴房里闲逛，暗中计算被试的淋浴时间。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平均淋浴时间是三分半钟，只占控制组学生淋浴时间的一小部分。

我读过詹森的一篇代表性论文，看得出他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并不是一个偏执狂。但作为社会心理学家，我认为詹森忽视了环境和情境对种族差异的影响。我不想邀请他来做报告，但并不是因为他备受争议，而是考虑到系里经费有限，我更希望请一位我认为所做研究更为有趣的心理学家。但是研究生委员会认为，如果能面对面地以友好的姿态质疑詹森的观点，该多么令人兴奋啊！作为系主任，我不想挑起争论，也不想回避它，于是同意邀请詹森。

重回斯坦福

1977年，我勉强同意担任代理系主任，直到找到正式的系主任就任为止。那年，研究生学术报告委员会决定邀请阿瑟·詹森为心理学系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做一场报告。詹森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他研究人类智商后得出结论认为，不同种族平均智商存在差异的原因之一是受到基因的影响。这无疑是一条爆炸性的结论，尤其在人权运动如火如荼的当口，很容易引发过激的反应。

虚伪范式拓展了认知失调理论的研究领域，被证明是探索人类行为的一个卓有成效的方式，产生了众多有趣的假设，但我想让其他学者来验证这些假设，至于我自己，到了跟社会心理学实验室说再见的时候了。我已年逾花甲，对实验的兴趣日益减少。一旦虚伪研究完成，我就华丽地退出江湖，就像资深棒球手梦想着最后一次打出全垒打，以此结束职业生涯。等杰夫、卡莉和露丝拿到博士学位，并在优秀的大学谋得教职，我就不打算带新学生了。我发现自己慢慢变得只求当下安好，实验室都开始积灰了。

但是，对本科生十分有利的学习环境，却影响了研究生的科研训练。由于心理学系教授散居于校园的各个角落，研究生们很难与我们互动。在哈佛、明尼苏达大学和得州大学时，研究生的办公室多半紧邻我的办公室，我们全天都可以轻松自由地进行交流。我认为，保持密切的师生联系是办好研究生专业的关键所在。我说服校长给我们配了一个拖车式活动房作为工作室，就停在史蒂文森学院边上。工作室既提供了实验场所，也可以作为研究生助理的办公室。它并不奢华，但也不像弓街9号的阁楼那么寒酸。

正如我和艾伦·苏齐合作讲授的“生命周期”课程上相关理论预测的那样，我的工作兴趣发生了转移。我已经没什么耐心做实验，因为不想每次只为社会心理学大厦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晚年时，我想凭借自己的学识，将这些砖瓦叠放在一起。我想继续讲授大课，激发本科生对社会心理学的兴趣，也想为一般读者写书。我十分渴望通过这些方式整合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我和同系的同事安东尼·普拉卡尼斯一直对说服的使用和滥用颇有兴趣，于是我们合写了面向普通读者的《宣传时代》，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与我们的洞察和解释结合在一起。

克雷斯吉学院的教学实验改革宣告失败后，我转到了阿德莱·史蒂文森学院，这是比较传统的一所学院。在那里我大部分精力都花在心理学系研究生专业的建设上。刚进学院时并没有研究生专业，社会心理学同仁中也没人积极从事实验研究。我敦促系里先后聘请到两位出色的社会心理学家托马斯·佩蒂格鲁（Tom Pettigrew）和安东尼·普拉卡尼斯（Anthony Pratkanis），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很活跃。不久，我们三人就建立了一个应用社会心理学研究生专业，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前来就读。

那时我的一些好朋友都退休了，但我自己从未有过退休的念头。哥哥去世后的几年里，我确信自己也会英年早逝。三十几岁就要死的人怎么会考虑退休之事呢？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被迫舍弃了充满浪漫主义悲剧色彩的自我意象。即便这样，我还是不能想象自己要离开学校。我太热爱教学工作了，深信自己一直会站在讲台上，除非他们先把我杀了。我甚至暗自幻想过这样的一幕：95岁高龄的我站在一个座无虚席的大礼堂里，正充满激情地讲授着认知失调理论，学生们满怀景仰之情，附耳倾听每一个字句，突然，我心脏病发作，倒在讲台上，就此离开人世。

又一次被恐吓

到了1994年，虽然心存幻想，但因为兴趣的转移，我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些左右为难了。我可以过得很轻松，继续教学、写书，领高薪。但学校聘用我的主要原因是看中了我的研究实力，并希望我能够将研究生们培养成为优秀的科学家，使他们在学术圈里顺利谋得职位，继续从事研究并培养他们的接班人。我可以不带研究生吗？如果这么做，就意味着我对学校有所亏欠。在没有研究热情的情况下，我该走过场般地带研究生吗？如果这么做，就是对冲着我申请我们学校的学生有所亏欠。

我没有料想到，对克雷斯吉学院里发生的一切，很多外人投以怀疑或嫉妒的目光，还有很多人毫不掩饰地表示敌意。“嗨！这帮人玩得开心着呢！如果真那么开心，还谈什么教育！”一次，有位学生跟一位教授说，他要去克雷斯吉学院与迈克尔·卡恩见面。教授一脸严肃地跟他说：“小心点——他会拥抱你的。”人们常常将T组讥讽为肉麻地自我关注和伪心理学的温床。后来学校来了新校长，克雷斯吉学院也来了新院长，都不赞成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的实验改革。面对来自行政管理层和周围许多人的反对，年轻一些的教授不愿参加这一实验了。于是在我来到克雷斯吉学院三年后，课内外学习一体化社区解体了，这预示遍及全国的T组活动将寿终正寝。学生们异常失望，我的心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