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尝人生 (第4/5页)

吴组缃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中文系，毕业后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攻中国文学，1935年受聘成为冯玉祥将军的国文教师，后又兼任秘书工作。

这一年，在济南高中教国文，季羡林初尝了人生的艰辛。他亲眼看到，教师握在手中的那只饭碗，随时都有飘飘欲飞的危险。

吴组缃是幸运儿？

被“炒鱿鱼”，还不如主动离开这里。

林庚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1933年毕业留校，担任朱自清教授的助教，并兼任郑振铎、巴金、靳以等人主办的《文学季刊》编辑，本来是幸运的。他1934年春想去上海体验作家生活，夏天回到北京，继续在清华大学工作，而且先后在北京民国学院、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

但是，怎样离开济南高中呢？

林庚是幸运儿？

这时候，别人出国留学的消息，不时地传入季羡林耳中。他忽然想到，在留学热中，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因为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无份之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脸流汗，没想到此时却轮到自己浑身发抖了。他遥望着欧山美水，看那些出国者如神仙中人，而觉得自己，只是人间凡夫，与出国留学镀金者相比，“更隔蓬山千万重”了。

乔冠华1929年入清华，学校里发生了赶走国民党走卒校长罗加伦和不学无术的校长乔万选的运动，乔冠华没有参加，只是赞成，其他革命活动也没有参加。他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是一个书呆子，既没有同当时的国民党同流合污，也没有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专心致志干的，是读书，包括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样一个百分之百的书生，到了1933年3月到4月间，由于日军侵入古北口，北京城内已是一片恐慌，学校当局决定，1929级毕业生提前毕业，也不举行毕业考试，交篇论文，便发给毕业文凭毕业了。由于日文教授钱稻孙从中帮忙，乔冠华争得一个公费派遣生的名额，赴日留学。在日本，因涉嫌与日共有联系，在1935年春天被日本警察押运回到上海。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三十块大洋约等于今天人民币六百元。德国一百二十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八百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

乔冠华是幸运儿？

但是，无论如何，这样的一次机会，对于一心想离开济南高中的季羡林来说，就如同是凭空送来了一根救命的稻草，不管是否能获救，他却非抓住不可了。

胡乔木在1931年8月，便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辍学，到北平共青团市委担任市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长，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北平的学生、工人、市民的罢课、罢工、罢市，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但他因被中共河北省委以“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挂”了起来，只得辗转在清华、北大、中国大学等校当旁听生，进行自学。1932年到上海，接着在盐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到杭州入浙江大学外文系插班读二年级。在浙大，胡乔木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夏天，正要升入四年级时，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把胡乔木的考试成绩八十多分改为五十多分，以不及格为由，开除了胡乔木和其他十几名进步学生。所以，胡乔木大学没毕业，就离开了大学，以后以革命为生。

得到这一消息，季羡林喜出望外的心情就不用细说了。他立即通过母校清华大学报了名，当时出国留学由学校审核通过即可。季羡林在校期间主修德语专业，四年的成绩全优，自然很容易就获得通过。

胡乔木是幸运儿？

消息传来，季羡林没想到梦寐以求的出国留学的愿望就要实现，着实狂喜了一阵子。但是狂喜之后，他开始考虑现实的问题：由于叔父失业造成的家庭经济状况濒于破产，而且家中叔父、婶母、父亲，妻子彭德华、女儿婉如、幼子延宗，老的老，小的小，有他在，一百六十块大洋还可以维持，他一走，全家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想到这些，他又忧心如焚了。

清华的同学中，有谁是幸运儿呢？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官，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2．谁是幸运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