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学界泰斗 (第3/5页)

6．出任《传世藏书》总编

而大乘，季羡林又把其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相距大约二三百年。原始大乘的特点：使用语言——混合梵文，经典作者——无名无姓，教义内容——在小乘中逐渐孕育，由量变到质变；古典大乘的特点：使用语言——梵文，经典作者——一般有名有姓，教义内容——不同程度成熟的崭新的大乘思想。

几乎在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持重大项目之时，另一个大型图书出版工程也在第三个战场进行着，这就是由诚成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策划、组织并全额投资1．5亿元人民币制作的古籍整理工程《传世藏书》。

佛教形成以后，又有小乘、大乘、金刚乘（密宗）之分。小乘向大乘过渡是印度佛教史上的一场重大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小乘只礼拜弥勒，而大乘则狂热地崇拜；小乘是无神论，大乘是一神论；小乘靠自力解脱，不用救世主，大乘则是靠救世主；小乘卖天国入门券，讨价高，出手比较吝啬，大乘则相对便宜……。

《传世藏书》是国家“八五”跨“九五”重点图书出版项目，是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之后二百多年来，最大最系统的古籍整理工程。项目启动于“八五”计划期间，由季羡林任总编，张岱年、徐复、王利器、钱伯城、戴文葆等著名学者任主编，并组成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主任由陈克勤、刘波、李频出任。全国二千多名古籍整理工作者参与整理工作，收入自先秦至清末要籍一千种，总计二亿七千六百万字，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之下又分若干部类，共计一百二十三册。

季羡林下力分析了印度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他认为佛教兴起时的印度，同基督教在西方传播时的罗马是不一样的。罗马当时是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而印度则不是。佛教继承了苦行僧的所谓沙门传统，但又加以发展、改进，形成了独立的一派。

该工程的初衷，是感叹中华典藏丰伟，但多为御藏、官藏，读之不易，借之尤难。便想汇为一书，变官藏为民藏，让喜读书的普通人，足不出户，能随时阅读，汲取知识，充实思想。

对于佛教研究来说，古今中外书籍文章已经是汗牛充栋，但是，在季羡林看来，真正搔着痒处的却是绝无仅有，这就影响了对这个宗教的理解。季羡林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通过原始佛典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这样一个大工程，困难多矣。经费筹措难，排印难。此书本可以取影印之巧，有错是原书的，不背骂名。但为了读者方便，有巧不取，决心横排、简体加标点，如此决策，平添了千百倍麻烦，千百倍工作量，就使工作中的艰辛，难以言状。

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季羡林下力最大的一个领域是佛教。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一部专著也难以写完，笔者学力所限也难精此道，这里侧重说其中的一个方面，这就是他对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区别。

在关键的时刻，季羡林为工作委员会打气，鼓之以真情实感：要办事，便有难，若人人取巧怕难，社会何以发展！于是，编写人员有了劲头，他们下决心给后世读书人行个方便，坚信“人终为灰土，书终以传世”。

而精神文化的交流要复杂得多，季羡林认为，两种陌生的文化一旦交流，一般说来，至少要经过五个阶段：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一个阶段同下一个阶段之间的交替，有时不十分明显，界限也难以截然划清，两个阶段会泾渭难分，总起来却不离这五个阶段。

在工程启动之后，编撰人员少娱乐，少贪睡，不闲适，多工作；无白发的，添了白发，有白发的，多了白发；衣带惭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有时候，一本书标点了，编辑了，校勘了，会忽然因为电脑或别的什么地方出了毛病，前功尽弃，令辛苦人欲哭无泪，只得一切从头另来。

另外，物质文化的交流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其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物质的东西，交流比较简单，一接触到这些东西，觉得很有用，很方便，用不着多少深思熟虑，也用不着什么探讨研究，立即加以引用，久而久之，仿佛就成了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菜篮子里许多菜，西红柿、菠菜、胡萝卜、土豆、圆白菜、洋葱等等，数也数不完，谁也不会想到是“舶来品”，但这是活生生的文化交流。

这样一件出版界的大好事，偏偏有人无端非议，指责设计时专注在“藏”，但并不实用，不收选本，不收注释，很可能成为有钱人摆在书柜里的装饰，于弘扬中华文化用处不大。也有人指责季羡林好大喜功。其实，季羡林早就功成名就，学界泰斗的地位早已确定，现在什么也不干，这个地位也不可动摇。对这样指责的人来说，他们的逻辑依然是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蛋的！不然，该做何解释呢？

有了文化，必有交流，接受者与给予者有时候难解难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同时身兼二重身分。投桃报李，人类文化从而日益发扬光大，人类社会从而日益前进不停。这是交流规律中最重要的规律，是其他所有规律之本。

当全书出版工作告竣之后，季羡林于1996年10月11日晚上九点半，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济南，10月12日在山东大学举行了北大教授季羡林、中国建行山东分行为山大九十五周年校庆献礼的“《传世藏书》捐赠仪式”，季羡林为母校捐赠了一套，建设银行山东分行捐赠了一套，每套价值六万八千元。

从交流的规律来说，季羡林主张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共同创造的，反对世界文化一元起源论。民族无论大小，都对世界文化做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所以，文化交流最根本的规律是：

目前，这两套书已经编码启用，以文史哲见长的山东大学莘莘学子，已经享受到季羡林贡献给中华民族这份厚礼的精神营养，一批学术研究成果将依赖这套丛书而诞生。山大学子们衷心感谢季羡林老学长！

从特点方面来说，季羡林认为是时间长，方面广。两国文化交流有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千年，在这之前，就很难说了。方面广是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所交流，上至天文、地理，下至语言和日常生活，中间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科学、技术等，在很多方面，无不打上了交流的烙印。

7．出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撰

印度河和恒河孕育出来了印度文化，影响了南亚、东南亚以及这一带的广大地区。黄河和长江孕育出来的华夏文化，影响了东亚、东南亚以及这以外的地区。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

这是又一个战场，又一个宏大的项目，就是编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项目主持人、总编撰是季羡林，因为此工程的策划者《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撰出版工作委员会认为，担此重任者，非季羡林莫属！

从意义方面来说，中印两国同立国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四大文化体系，中印各居其一，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实。两国文化交流的意义极大极大：

修撰这套大型丛书的起因，是因为《四库全书》虽网罗典籍3461种，70309卷，号称中国传统文化之总汇，但此书并不全，这也是学术界众所周知的，因为大量不合清王朝口味的，或列为存目，或遭禁毁。仅列存目的，就有6793种，93551卷，约占当时传世典籍的一多半。加之清中叶以来，多有国难，文献散亡，存目者十丧三四，如再不及时抢救，不但无法开发利用，且有继续亡佚之虞，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季羡林从总体上把握中印文化交流，详细探讨了双方文化交流的意义、特点和规律。

鉴于这一理由，策划者决定出版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出大陆版，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大陆外版。组成了以季羡林为总编撰的编辑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收录了散藏在全国和欧、美、日等国家的200余家图书馆四库存目书4000种，6万余卷，分成约1200册，分为百卷（总目），经、史、子、集四部，尾卷（索引）。这部丛书收录的，其中有三成是孤本，许多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实为研究中国文化所必备，堪称保存古代文献之盛举。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而中国文化，如二十八宿起源于中国，然后大约在周初传入印度，中国物质文化丝、纸、钢传入印度，印刷术、造纸术、罗盘、火药，桃、梨、杏，还有白铜、磁土、肉桂、黄连、大黄、土茯苓，至于举世闻名的茶，更不必说了。而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有一个中国佛教倒流印度的问题。在这方面，季羡林令人信服地引证了宋代《高僧传》作者赞宁在卷第二十七《含光传》中写的一个“系”，这个“系”非常清楚地说明，佛教从西天传入中土，将这枝叶植入中华之土中，又生根干，传回西天。

收录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比比皆是。

季羡林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是，他不赞成“单向流动”说，而主张“双向流动”说。印度朋友有个说法，在1949年中国解放以前，印度文化单方面地向中国流动，是中国学习印度。中国解放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又一个劲地流向印度，是印度学习中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微乎其微，似乎在若有若无之间，中印文化交流似乎成了单向流动。季羡林主张不是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流动。他认为印度文化曾流向中国，中国文化也流向印度。

对研究哲学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的有李贽《藏书》、《续藏书》，张居正《太岳集》、王廷相《雅述》、《慎言》，吕坤《呻吟语》、《去伪斋文集》，方以智《药地炮庄》、颜元《存学编》、《存性编》，李塨《论语传注》、《大学传注》、《中庸传注》、《大学辨业》、《恕谷文集》，李颙《四书反身录》、《二曲集》，黄宗羲《南雷文定》等。

中印文化交流是季羡林终生用力最勤的研究领域之一。他自己说，半生搜集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资料，至今写的笔记和纸片，说是积稿盈尺，那还是不够的，比盈尺还要多。他出版的论著已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57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印文化交流史》（新华出版社1991年）。这些著作之外，还有不少单篇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其中有一篇应周一良教授之邀而写，题为《中印智慧的汇流》，洋洋四万余言，但他仍然感到未能畅所欲言，且限于时间，写得比较粗糙潦草，因此尚感歉愧。

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引人注目者有《元典章》、《皇元圣武亲征录》、郑麟趾《高丽史》、雷礼《皇明大政记》、傅维鳞《明书》等。野史笔记杂录中姚汝能《安禄山事迹》、陶宗仪《草莽私录》、黄瑜《双槐岁钞》、田艺蘅《留青日札》、陈全之《蓬窗日录》、焦竑《玉堂丛语》、何良俊《四反斋丛说》、朱国桢《涌幢小品》、文秉《先拨志始》、蒋平阶《东林始末》都很有价值。

1．印度佛与中国佛

地理类值得注意的有刘侗《帝京景物略》、马欢《瀛涯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徐崧《百城烟水》等。

二、中外文化交流

文学类有郎瑛《七修类稿》、吕子孝《玉霄仙明珠集》、纳兰性德《通志堂集》、孙枝蔚《溉堂集》、万钶《诗经类考》、胡应麟《诗薮》、沈雄《古今词语》、叶燮《原诗》等诗文评著述都很值得注意。

至于季羡林对西域各民族的研究，将在西域研究部分详论。

其他如小学类《四声切韵表》、《黄公说字》、《汇雅》，目录类《国史经籍志》、《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医家类《难经经释》、《临证指南医案》、《医史》、《疮疡经验全书》，天文算法类《算法统宗》、《勾股述》、《天经或问后集》，农家类《沈氏农书》，艺术类《法书通释》，刑法类《洗冤集录》、《刑统赋》，杂家类《西学凡》、《辨学遗牍》、《天主实义》、《灵言蠡测》、《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释家类《佛祖统记》、《南宋元明僧宝传》等，都是极有价值的珍贵典籍。

由于他对民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他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民俗学会顾问，在山东大学《民俗研究》创刊十周年时，题词说：“民俗研究之重要意义隐而不彰者久矣，不意山大之《民俗研究》竟能长时间继续出刊，而又备受欢迎，谨以数语致以祝贺” ，表明了他对民俗研究的重视。

四库存目书之价值如此重要，近代以来学者多有肯定和使用，如梁启超、陈垣、郑振铎、谢国桢等人都是。因此，“四库存目书可以说是珍品杂陈，琳琅满目，难以尽数”。

季羡林对风俗文化的研究具体而细微，一个葫芦神话、一个喷嚏、一个民间故事、一点原始社会风俗的残余，都能引起他的兴趣，可以“小题大作”而成文章，而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这样有价值的大型丛书，也有人出来横加指责，什么名字便不通啦，大就一定好吗？什么既不经济，也无必要啦；什么在文化史上将流为笑谈啦。好事者批评说：“好大未必能成其大，急功未必能成其功。大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正不必一见‘大’，便为吹嘘，替它做广告”，甚至作打油诗说：文化弘扬事可歌，急功近利反蹉跎；真知灼见千般少，充数滥竽一个多。

从小处来看，一件件一桩桩的民族风习，往往能代表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特点。要同别的民族交往，必须懂得这些特点，不然的话，难免产生一些误会。小之引起一些不快，大之则能导致严重的后果。历史上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不少次了，并不是我在危言耸听。

对这样的讽刺、挖苦，急于想读书的读者忍受不了，丛书编委会、工委会自然更忍受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宽厚出名的季羡林不得不出来说话了。他不理解，为什么做几件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极为有利的事，偏偏有人出来反对，他写信给发表讽刺画、文的《读书》编辑部说：

从大处来看，风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可能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风习有的是在极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不深入风习，则所得结果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稍微对这个问题有点研究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

我本来想充当一次哑巴，现在已经逼到哑巴头上，不说话不行了。我且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总怀疑，你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四库全书》。你们不妨驾临图书馆去翻阅几分钟，这样总比闭着眼睛瞎说要好，这样也能保护你们自己的面子。

对民族进行研究，季羡林十分重视语言和风俗的研究。他对语言的研究，是众所周知的，成就多，贡献大。而对于民俗的研究，则不少人不十分清楚。这是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只不过是一些细枝末节，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季羡林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

他又说：

各个民族都是平等的，世界各民族是如此，一个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季羡林经常强调，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但是讲中国文化的人，却往往只讲汉族的文化，而忽视其他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这种现象应该改变。中国的历史，应该包括五十六个民族的历史，不能只是汉族的历史。为此，季羡林本人十分重视对国内各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

我只是感觉到文化学术界这样的一件大事，事关我们全体的名声，我不能不说几句话，私心不能没有一点，但是主要出之公心。

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以本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为基础，根据逐渐形成的文化特点，独立发展。第二，接受外来的影响，在一个大的文化体系内进行文化交流；大的文化体系以外的影响有时也会渗入。第三，形成一个以本民族的文化为基础、外来文化为补充的文化混合体或者汇合体。

最近几年，季羡林写《糖史》，不管春夏秋冬，不顾酷暑严寒，几乎天天跑一趟北大图书馆，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四库全书》，《糖史》中的很多资料，就来自《四库全书》。

季羡林对民族的文化发展规律进行了分析：

连着两天，季羡林给《读书》写了两封长信，道出了读者和编者们的心声，使他们有了信心，感到这样的话由他说出来，分量就不一样。

就一个民族来说，它来自共同的心理素质；就一个文化体系内的若干民族来说，它来自各个民族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再加上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

是的，没有人能阻挡住这一大型文化建设工程的推进，从1994年开始编撰，1995年首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国内外名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快报》、《世界日报》、《星岛日报》、《世界周刊》、《澳门日报》、《商报》、《大公报》、《联合报》等均以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各文化体系之间、各民族之间都是平等的，不能说哪一个体系比哪一个优越、高明。季羡林主张，我们反对那种民族自大狂，认为惟独自己是文化的创造者，是“天之骄子”，其他民族都是受惠者。因为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他既反对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中国中心论，又反对现在的西方中心论。

和《传世藏书》一样，季羡林相信“真理毕竟胜利”。而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还未杀青，季羡林又担任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策划准备出版的《胡适全集》的主编。

这四个文化体系，三个属于东方，一个属于西方。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久已中断，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继承了它们的一些东西，因此可归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美国则可以归入欧洲文化体系，不能成为独立的文化体系。

季羡林就这样不断有新的追求、新的开拓，这正应了曹操的那首《龟虽寿》诗所说：

季羡林认为，在过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全世界各个民族，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间内，各自创造出水平不一、内容悬殊的文化，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不容否认，哪一个民族也无权垄断整个文明的创造。他认为，一个民族或若干民族发展的文化延续时间长，又没有中断，影响比较大、基础比较统一而稳固、色彩比较鲜明、能形成独立的体系的文化，就是文化体系。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即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

老骥伏枥，

季羡林在民族学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提倡各民族平等说，其二是对西域各民族进行具体细微的研究。

志在于里，

作为民族学家的季羡林，是人们平常最不注意的，但是在这方面，他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

烈士暮年，

6．民族学家

壮心不已。

季羡林作为宗教学家的杰出贡献，是在佛教史、佛学史领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利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学家和语文学家。他认为，要想了解和研究佛教，至少应懂得梵文。他深深赞许一千多年以前玄奘那样的伟大学者，精通梵文，而以后却后继无人，连有名的高僧在解释音译梵字的时候，都闹出了不少笑话。到现在，竟有无知妄人公然主张学佛经当以中译本为主，这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他研究佛教原典，分析语言的变化，对不同的文本进行对比，进而在佛教史的研究领域内不断提出新问题，真知灼见，层出不穷。

四、道德文章

没有偏见，没有偏袒，要承认宗教的客观存在，要对宗教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这就是季羡林作为一个宗教学家对宗教所持的态度。他的著作《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台北东初出版社1995年）以及其他佛教研究的学术论文，都是这种唯物主义态度指导下研究的成果。

1．光风霁月

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惟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买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替代品。……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的。

中国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喜欢讲气象，气象本是指大气中各种物理现象和物理状态的统称，有时也在景象、光景的意义上使用。但理学家所讲的“气象”均不是指这两方面的意义，而是指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境界。程颐为程颢作《明道先生行状》，说：

季羡林对宗教总的态度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