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学界泰斗 (第2/5页)

而季羡林则从他独特的“天人合一”论观点入手来谈人学。

从1983年开始，季羡林翻译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已将此剧残卷的绝大部分译为汉文，只有少数几张，因为找不到相应的回鹘文译本，而又残缺过甚而无法翻译。译出的一些先在国内杂志上发表，又将其中的几张译为英文，并写成两篇论文，一篇发表在冰岛的一个杂志上，一篇发表在Wrner Thomas教授纪念论文集上。之后，他又写成《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研究》一书，全书的汉文、英文两个译本也已出版，另外，其姊妹篇《敦煌吐鲁番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也于1993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他认为，人类从其他动物中脱颖而出成为“人”以后，成为“万物之灵”。他们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到今天，人类创造出来的文明，光辉灿烂，大之能登上月球，小之能深入原子，穷极微藐，于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自命为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主人，气焰万丈，不可一世了。但夷考其实，却不禁令人气短。人有点像孙悟空，一个筋斗跳十万八千里，神通可谓大矣，自以为到了天地尽头，在五根大柱子下面撒了一泡猴尿，翻身回来才知道并没有跳出如来佛的手心。这如来的手心，对人类来说，就是人类本身。

剧本残卷被发现之后，有的外国人想出高价收买，且扬言“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外国”。这几乎与敦煌学的研究有类似的情况，曾经有日本人扬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对这种偏颇之论，季羡林反对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口号来对抗，他一再强调“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对于这位外国人的话，季羡林不想用什么话来与他争辩，他知道，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原因在于人对于自己这一架看似微末人人都有的躯体，了解得实在太可怜了。这样一个“人”，不管是自然属性，还是社会属性，都所知不多。

此剧本同其他印度叙事文学如《五卷书》之类没有什么差别，讲故事韵味、散文相结合，不能给人以戏剧的印象，但“全体退场”、“幕间插曲”等，又可证明它是戏剧无疑。

在人的自然属性方面，人对躯体确已有所了解，对人体骨骼，甚至骨头的数目，都能了解；对脉络，甚至对血液流动的规律，也都能掌握。但是一进入神经领域，人类便捉襟见肘。光靠解剖刀无能为力，即使被解剖的是活的，解剖刀一下，也立即变为死的，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医生和心理学家，也只有望刀兴叹了。至于人体特异功能，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系由印度文译成。但“印度文”指的是什么语言，因为原本没有被发现，还不得而知，可能是梵文，也可能是某一种印度俗语。

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的组织结构等等，在人类历史上都逐渐有所了解，但是矛盾依然存在，而且愈演愈烈。这些矛盾，在过去表现为改朝换代，到今天，则促成了全球大震荡，几乎有一个民族就要形成一个国家。其根源何在，也是无法说清楚的。

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1975年在新疆焉耆新发现了44张，每张2面，共88页，每页8行，有一页是7行，缺的一行可能是撕掉的。这个剧本同以前发现的吐火罗文A残卷一样，是用工整的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写成的，与其他残卷一样，也有火烧的痕迹，一般是烧掉左端的1/3左右。

至于人与天的关系，人类没能处理好。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口口声声要“征服自然”，但一旦触犯了大自然，它的惩罚却是十分严峻、十分可怕的，今天已有许多冷酷的事实摆在人类面前：大气污染，酸雨，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被破坏，等等，已严重威胁人类生存。有识之士已看到这一点，但大多数人还在懵懵懂懂，包括一些有权势者，还“错把杭州当汴州”，实在令人不寒而栗。

吐火罗文A，即焉耆文，吐火罗文B，即龟兹文。《弥勒会见记剧本》残卷在新疆屡有发现，但没有哪一个是完整的。吐火罗文A的残卷、回鹘文的残卷，都有所发现，且不止一种，古代于阗文也有《弥勒会见记》。这部书不是佛经之一，而自称是剧，叙述的是弥勒会见释迦牟尼如来佛的故事，是圣月菩萨大师自印度语译为吐火罗文，而智护法师又自吐火罗文译为回鹘文的。

所以，季羡林认为人学的关键是解决人的生存、温饱和发展问题，而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解决人本身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兼及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问题，而中心环节是“人”，把“人”弄清楚，而“人学”尚矣。

小乘佛教是无神论，僧侣不礼拜佛，修真养性，全靠自己努力，不假神力，不假外力。大乘佛教则大肆宣扬菩萨，菩萨有无量百千万亿，其中最著名的是弥勒、观世音、文殊、阿閦婆等，弥勒的本质是慈爱，为各部派所共同接受。在金刚乘即密宗中，弥勒有时候是“贤劫十六尊”之五，有时候被归入六大菩萨，有时是五大菩萨之一：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金刚藏，有时是三大菩萨之一：弥勒、文殊、观音，鼎足而三，而弥勒高居首座。这几个菩萨后来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的。

季羡林提倡不要忽视“人性”的问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谁要提“人性”，就是抽象人性论，而抽象人性论就是“修正主义”，离开反革命只有一根头发丝了。

弥勒是印度佛教的信仰之一。早期印度佛教便有多数佛的想法，释迦牟尼佛只不过是在无数劫波中降生人间的一系列佛陀之一，在目前人类所处的劫波中，已经有四个佛转过法轮，拘留孙佛、拘那含佛、迦叶佛、释迦牟尼佛，还有一个将来要来的弥勒佛。

他从宋赵与旹《宾退录》卷九中摘了一条笔记：

到1975年，新疆吐鲁番地区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了88页吐火罗文A残卷，大约是在唐代用印度婆罗米字母中亚斜体写成的，由季羡林鉴定为《弥勒会见记剧本》。

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则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所精心学习过的吐火罗语，从回到中国以后，长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时间长达30年。

这几篇文学作品确实碰到人内心中的某一些地方，震撼了灵魂，使人受到感动，得到“净化”。原因就在于文学作品有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之外，还有个“人性”的问题。清代诗人赵瓯北高唱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马克思所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说的就是这种“人性”。李白、杜甫的诗到今天，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让人读来仍感觉新鲜，中国和外国都还有一些作家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其原因就在于能触到人的灵魂，引起共鸣，而能引起这种共鸣的就是这个“人性”。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

3．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

4．参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

季羡林的西域研究和玄奘情结，其动机正是在这里。

季羡林既然是个“大杂家”，那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事实上，季羡林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是贡献了相当大的力量的。

季羡林不仅关心国内学者的西域研究，而且关心国外的西域研究。他应邀担任了中华书局推出的《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的中方首席顾问，当他看到由法国伊朗籍学者阿里·玛扎海里著、耿升译的《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译本后，那种喜悦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简直不比自己的著作出版逊色。他不仅详细批阅了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著作，而且写成了两篇长文：《丝绸之路与中国文化——读〈丝绸之路〉的观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和《古代穆斯林论中西文化的差异——读〈丝绸之路〉札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他认为，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效益，有的能立竿见影，有的就不能。文化交流史是一门科学，它当然不能离开这样的原则。但是，他个人认为，它是一门能立竿见影的科学，它能够产生政治、经济和其他效益。它至少能让人们了解到，人民与人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一向是互相依存的，互通有无的，互相促进的，谁也离不开谁的。了解到这一点大有用处。它能加强人民与人民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感情与友谊。有了争端，双方或者多方要心平气和地来解决，不必大动干戈。因此，他始终相信，不管当前看起来世界上有什么矛盾，有什么危机：人类最终总会共同进入大同之域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启动，开始于1978年。局内人都知道，季羡林在一开始，就大力支持首任总编辑姜椿芳先生，出任《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那时，他已身兼数职，《罗摩衍那》的翻译还未竣工，但仍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1979年7月召开《外国文学》卷第一次会议，他又兼任了南亚文学主编。

我认为，吾人为学，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跑，棒棒不断，代代相传，永远在前进，永远没有止境。后来居上，青出于蓝，是自然规律。我现在想着重讲的是老年人的态度。这个态度，根据我的观察，并不容易处理好。学术圈子里并不缺少“九斤老太”，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跑的这一棒并不很理想，虽然我也努力跑了。但是，我稍有自知之明，我赞成唐人的两句诗：“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我愿意为有才华的年轻人呐喊鼓噪，这样会对年轻学人的发展有利。在古今中外的名利场上，年轻人想脱颖而出，这个颖往往是很硬很硬难以脱掉的。我想从旁帮他们一下。

与季羡林联系的编辑人员，从来没遭到过拒绝，要求他办的事无不答应，甚至一些琐碎的小事也乐于帮助解决。

有一些晚辈学者，后来都出版了有影响的学术研究专著，如邓文宽、荣新江共同校勘的《敦博本禅籍校录》、李明伟的《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王小甫的《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对这些研究成果，季羡林都予以充分肯定，自己的时间虽然宝贵得以秒计，但对这些年轻人向他索序，向来十分慷慨，其中原因，正如他所说：

但季羡林自己并不这样看，他坦诚地解剖自己说：

季羡林对西域的研究始终如一地关注着，上世纪80年代初他组织“西域研究读书班”，张广达、王小甫、荣新江、王邦维、耿引曾、段晴、张保胜、钱文忠、蒋忠新、郭良鋆、黄宝生、耿世民、林梅村等人，都是研究读书班成员，全都精于东方学，有研究梵文、于阗文、佉卢文、回鹘文的，有研究南亚、中亚历史的，有研究佛教、摩尼教的，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读书班讨论过的问题，涉及《大唐西域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亚和西藏发现的梵文贝叶经、于阗文资料、粟特文资料，“图木舒克语”资料、新疆新发现的吐火罗语材料和《弥勒会见记剧本》、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西域史料，汉文典籍中南亚史料。季羡林想用读书班的形式，把中亚各种语言的佛典做一个综合研究。

我对大百科全书的意义不能说一点认识也没有，但是应该承认，我最初确实认识很不够。大百科出版社成立时，我参加了许多与大百科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会议。我记得在昆明，在成都，在重庆，在广州，在杭州，当然也在北京，我参加的会内容颇为复杂，宗教、历史、文学、语言都有。姜老是每会必到，每到必发言，每发言必很长。不管会议的内容如何，他总是讲大百科，反复论证，不厌其详，苦口婆心，惟恐顽石不点头。他的眼睛不好，没法看发言提纲，也根本没有什么提纲，讲话的内容似乎已经照相制版，刻印在他的脑海中。我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朱光潜先生曾对我讲过，姜椿芳这个人头脑清楚得令人吃惊。姜老就靠这惊人的头脑，把大百科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古今中外，人名书名，一一说得清清楚楚。

季羡林还有意组织《大唐西域记》的英译，并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进行白话今译和英译，但均未实现，这成为季羡林玄奘情结的未了缘。

但是，说句老实话，同样内容的讲话我至少听过三四次，我觉得简直有点厌烦了。可是，到了最后，我一下子“顿悟”过来，他那种执著坚忍的精神感动了我，也感动了其他的人。我们仿佛看到了他那一颗为大百科拼搏的赤诚的心。我们在背后说，姜老是“百科迷”，后来我们也迷了起来。大百科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了。

我们的注释工作虽然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参加工作的同志也都是很难得的一时之选，但现在看来仍有不少缺点。一些外国研究成果和近几年新发现的材料，我们还未有充分吸取。过一个时候，我想再组织力量对全书作补充修改，然后准备出版一个增订本。

《外国文学》卷在进入撰写阶段以后，碰到了不少困难，因此有人表现出信心不足，甚至有人主张推迟编写，因为条件尚不具备。1980年7月，编委会在莫干山开会。冯至是主编，季羡林是副主编。季羡林力主编写工作不能推迟。他不仅审稿，而且还自己写稿，《跋弥》、《佛本生故事》、《迦梨陀婆》、《罗摩衍那》、《印度巴利语文学》、《印度俗语文学》、《五卷书》，都出自他的手笔，而这些辞条都是在1980年就完成了的。

而季羡林则并不认为《大唐西域记校注》已经十全十美，他对责任编辑谢方说：

1982年《外国文学》卷2册相继出版，季羡林又写了一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评价》的文章，发表在《世界文学》1982年第5期上。他肯定了这部360万字的大著作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而参加编写的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大学与科研机构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老中青相结合，是空前的壮举，值得大书特书。就在这篇文章中，季羡林提出了他的“百科全书”观：其一，论述应当客观、全面，应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不以“政治态度”定优劣，论取舍；其二，资料必须准确、丰富，要有最新资料，反对固步自封；其三，东方与西方，大国与小国，要正确对待，既重视第三世界，破除欧洲中心论，又不轻视西方；其四，按成就和贡献大小确定是否立条及条目字数，各国的条目和字数要保持相对平衡；其五，文体力求一致；其六，译名务须统一。这些观点被认为丰富了《大百科全书》的编辑方针和编写体例，特别是前四条，完全是亲身经验的实践的总结，没有一本现成的书可以借鉴。

《大唐西域记校注》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大唐西域记今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两书出版后，均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大唐西域记校注》和季羡林的译作《罗摩衍那》在1994年全国首届优秀图书评选活动中均获一等奖，与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同列。

1982年，季羡林又出任《语言文字》卷的编委会主任委员，并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这时他工作更为繁忙，对大百科的工作却热心如故。

《大唐西域记》校释工作即将完成之时，季羡林提出，要搞一个副产品，对该书进行白话今译，目的在于普及历史知识和弘扬传统文化。他们趁热打铁，马上成立了一个以他为首包括张广达、杨廷福、蒋忠新、李铮、王邦维、谢方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小组，很快完成了今译工作。

对《语言文字》卷的编写工作，季羡林和吕叔湘都全力支持，并加以鼓励。季羡林对编写人员动情地说：“椿芳同志在前面冲锋陷阵，我们不能后退。” 他自己身先士卒，写了《吐火罗语》、《印度伊朗语族》、《宰利文（粟特文）》、《巴利文》、《梵文》、《达罗毗荼语系》等辞条。

计划既已确定，季羡林便身先士卒，最早完成了《玄奘与〈大唐西域记〉》即校注的《前言》。然后，他又分批审阅各卷的注释稿，仔细批改，并提出中肯的意见。对有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又比较重要的条目注释，他自己重写，如长达三千多字的《四吠陀论》的注释，就是他重写的。他还发现大部分引文都有问题，便让他的高足王邦维将全部中外文的引文都查对一遍。

1985年12月，为了修改许国璋先生的两个辞条，季羡林亲自出面。出门那天，天气阴冷，北风呼啸，似乎有意阻止他出门。但他毫不在意，只穿中山装，戴一顶鸭舌帽，不加风衣，也不披大衣，要不到车，便与编辑人员乘公共汽车去北京外国语学院。汽车上没有人让座，他就一直站着。到了许国璋家里，他恳切陈词，与许先生谈得十分融洽。告辞时，许国璋叫了一部车把季羡林送回家。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1978年8月18日，季羡林主持召开了校注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参加人员有孙毓棠、朱杰勤、宿白、张广达、杨廷福、张毅、耿世民、蒋忠新、赵守俨、谢方。他们讨论了具体分工和计划、进度和质量要求，取得了一致意见。会后，季羡林自己掏腰包，请与会人员到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当时是豪华级的饭店，吃了一顿饭。

在这之前，季羡林虽然与许国璋有交往，但并不算很多，通过大百科全书，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这也可以说是大百科全书的一个副产品吧。

既广博又精深的涉猎，再加上季羡林博闻强记，为研究异域尤其是西域打下了强固的基础。从1960年代起，季羡林便有意对《大唐西域记》进行校注整理，只是因种种原因因循未果。1977年，中华书局计划重新组织人力整理该书，请季羡林出任负责人，使他埋在心底的玄奘情结重又出现，很快与中华书局商定了参加校注的初步人选和资料的准备工作。

5．投身于中国文化书院建设

季羡林一向注意对异域记载的著作，最初的一些书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虽然真伪杂陈，时代也难以确定，有些记述甚至荒诞不经，但他认为其中必然有一些很古老又真实的东西，对后人是非常宝贵的。在许多鬼神志怪的书中，也有许多宝贵的异域的记载，如传为后汉郭宪撰的《汉武洞冥记》，晋以后伪托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都属于这一类。唐宋记载异域的书籍，记述精确，远迈前修，段成式《酉阳杂俎》，苏鹗《杜阳杂编》，宋代《太平广记》、《夷坚志》，都有关于远方珍异和异域的记载，当然也都含有更多的神话色彩。明代一些随郑和下西洋的人，都有赴异域的亲身经历，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写言简意赅，明确真实。而袁忠彻所著《古今识鉴》则有不少神化郑和的记载，而这种浪漫化的色彩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简称《西洋记》）都有较大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思，研究中国文化的风气，已稍有兴起之势，但还没有真正成气候，后来的“文化热”还没有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几位年轻教师，在系内外、校内外几个老教授季羡林、冯友兰、张岱年、汤一介、楼宇烈、朱伯崑、庞朴等先生的支持下，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

季羡林认为，世界文化由四个文化体系构成，这就是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而惟独汇聚了四大文化体系于一体的，就是西域，尤其是新疆。他指出，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新疆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有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新疆。尽管有许多古代民族今天已经不再存在，然而他们留下的文化痕迹一直到今天还到处可见。

中国文化书院与中国历史上的书院一样，是学者的讲学之所，与官方所办的正规学府有一定的区别。中国从唐代始兴书院，唐玄宗开元六年（718），以乾元院为丽正书院，当时的任务是校刊、收藏“古今之经籍”，以帮助皇帝了解经典史籍，并荐举贤才和提供建议，供皇帝参考和选用。这是官办的书院。私人办的书院则是贞观九年（635）在遂宁县所办的张九宗书院。宋初，大力兴办书院，书院规模也逐渐扩大。宋代的著名书院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号称“四大书院”。南宋时，书院遍及全国，每一书院各有自己的特色，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处，石鼓书院是李士真讲学处，应天府书院是戚舜宾的讲学处，岳麓书院是周式讲学处，后在南宋由朱熹仿白鹿洞书院，设立学规。元明清三代，书院或兴或废，持续不断。

西域，是汉代以后对玉门关以西地区的总称，始见于班固的《汉书·西域传》。该称有广狭二义。狭义专指敦煌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在巴尔喀什湖以南、以东，昆仑山以北，有大宛、乌孙等36个国家。广义则指通过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如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都在内。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我国中外交通史上首次重大事件。唐代玄奘游学印度半岛各地，将在沿途所见所闻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最重要的著作，是后代研究西域者都不能不读的必读书。

中国文化书院的建立，旨在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一定的裨益。但它并不是像历史上的书院那样是某一学派的讲学之所，而是继承北京大学的传统，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思想观点不一致也可以在这里讨论，甚至交锋。一群包括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学人，真正是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

季羡林从事西域研究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在该领域的研究成绩卓著。

书院创办之时，季羡林便被聘为导师，后来一直是该书院的名导师之一，并被聘为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2．西域研究和玄奘情结

1994年是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之际，十年来它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季羡林兴奋地说：

通过印度佛演变成中国佛的一系列分析，季羡林认为，人类文化一萌芽，就有互相学习，也就是交流的活动。到了后来，一部人类文化史证明了一件事实：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人类文化史，文化交流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动力。 今天，普天之下，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完全是“国货”，一点也没有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离开了文化交流，我们简直无法生活，我们的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文化交流并不是说自己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了，本民族固有的东西依然存在，它是文化交流的基础。

到了今天，在并不能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团结了不少位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的学者，还有台湾省的学者，美国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外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颇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

而理学与禅宗有所不同，它是宋代正统儒学，他们排佛，宋代濂、洛、关、闽四大家，无不努力排佛。然而，若仔细研究他们的学说，又几乎都有佛教的成份，受佛教或深或浅的影响，这种中外学者无不承认的事实，也是佛教与中国文化同化的结果。

季羡林本人为中国文化书院所做的贡献，一方面是他为书院举办的学术活动作学术演讲，谈治学经验，另一方面，又为文化书院主持学术著作的编撰与出版。仅在最近一些年，由季羡林任主编的大型丛书，就有《神州文化集成丛书》，计划先出一百本，并将配以电视录像，读者对象不限于大陆，也包括大陆以外的华人华裔，台湾在内，自不在话下，连在历史上同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也包括在里边，原则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读者越多越好。在已经出版的文化交流类中，十部著作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化在日本》、《中国文化在朝鲜》、《中国文化在越南》、《中国文化在欧洲》、《中国文化在美国》、《中国文化在苏俄》、《丝绸之路》、《徐光启与利玛窦》、《孔子与伏尔泰》，均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季羡林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

禅宗为什么流行逾千年而经久不衰呢？我认为，这就是同化的结果。再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归纳为两层意思。首先，一部分禅宗大师，比如百丈怀海，规定和尚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认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印度佛教本来是不让和尚劳动的。这种做法脱离群众，引起非议。中国禅宗一改，与信徒群众的隔阂就除掉了。这也符合宗教发展的规律。因此，在众多的佛教宗派中，禅宗的寿命独长。别的宗派几乎都销声匿迹，而禅宗巍然犹在。其次，这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禅宗越向前发展，越脱离印度的传统，以至完全为中国同化，有的学者就说，禅宗是中国的创造。话虽有点过分，却也不无道理。有的禅宗大师实际上是向印度佛教的对立面发展。他们呵佛骂祖，比如道鉴（慧能六世法孙，公元856年死）教门徒不要求佛告祖（达摩等），说：“我这里佛也无，祖也无，达摩是老臊胡，十地菩萨是担屎汉，等妙二觉（指佛）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系驴橛，十二分数（十二部大经）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初心十地（菩萨）是守古冢鬼，自救得也无。佛是老胡屎橛。”又说：“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杀人贼，赚多少人入淫魔坑。莫求文殊普贤，是田库奴。可惜一个堂堂丈夫儿，吃他毒药了。”这样咒骂还可以找到不少。这简直比佛教最狠毒的敌人咒骂还要狠毒，咬牙切齿之声，宛然可闻。说它是向佛教的对立面发展，难道有一丝一毫的歪曲吗？这哪里还有一点印度佛教的影子？说它已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正是恰如其分吗？

人们不会知道，在为中国文化书院主持项目的同时，季羡林还在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组织撰写《东方文化集成》担任总主编。工程已于1995年启动，准备组织全国研究东方文化的力量，用十年时间，撰写出版五百种著作，涵盖东方各国文化，内容浩博，规模宏伟。此工程最初由经济日报出版社承担，其出版必对弘扬东方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后来出版社有所更动，现在已经出版了100多部，还在陆续出版之中。

印度禅法早就传入中国，后汉、三国都有这方面的译经，南朝宋代菩提达摩来华，成为中国禅宗一世祖，但这时的禅宗，印度色彩仍然浓厚，唐代禅宗分成不少小宗派：南宗、北宗、牛头宗、净土宗、菏泽宗、洪州宗等。五代天台德韶成为国师，禅宗也最为兴旺，且进一步分化成五家：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禅宗还有活力，但印度味越来越淡，中国味越来越浓。唐至五代，出现一批灯史，宋代又出现许多灯史，目的在于明确禅宗传法灯的系谱。宋代禅宗兴盛至极，“禅宗成了宋代佛教界的元雄”。到元代，在佛教诸派中，“禅宗最为繁荣”，在明代，僧侣们“几乎都是禅宗系统的人”。清代至民国，禅宗仍有活力。

这就可见季羡林为中国文化书院付出的劳动是多么宝贵了，其工作之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了。这一点，从季羡林为纪念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编成的《文化的回顾与展望》一书的《序》中，也可以略知一二。

这种同化的结果，就是产生了禅宗和宋明理学。

十年，不算是太长的时间。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崇拜整数的民族。十年是一个整数，因此十年大庆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中印文化交流从后汉三国时期开始。回顾以佛教为主要载体的交流活动，从最早的撞击与吸收阶段，经过了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改造与融合阶段，到了宋元进入同化阶段，延续有千余年，真是完成了一个大的发展过程。……到了宋代的最后一个阶段，印度佛教在印度面临灭绝。此时，它已经失去活力，不可能再有新发展，无源之水，已不可能再影响中国佛教的发展了。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佛教思想才能自由自在地为中国思想所同化，不会受到来自印度的任何的撞击与干扰。

我们怎样来庆祝呢？我们都不是“大款”或“大腕”，我们不是石崇，不是洛克菲勒，我们无法一掷几十万，摆一桌专门吃金粉的华筵。我们也都不是孙悟空，无法去偷王母娘娘的蟠桃来祝寿。我们是一介书生，是一群秀才。俗话说：“秀才人情半张纸。”我们只有半张纸的能力，半张纸就是我们能力的极限。我们决不会轻视这半张纸，人世间有识之士也不会轻视。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精神文化有一个撞击——吸收——改造——融合——同化的过程。佛教传人中国，为了适应新环境，不得不采取一些比较隐晦的手段，使撞击不至于激化。但也不断有小磨擦，如六朝时代沙门不敬王者论的辩论，引起一些君王的排佛，如“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就是。佛教在中国玄学化，是双方文化的双向吸收阶段。到两晋至隋唐，出现了两种文化的改造和融合阶段。宋元出现两种文化的同化。对同化的原因，季羡林分析说：

我们都能了解这半张纸的分量。它是从我们的心灵最深处流出来的，其中隐含着不知几多心血，几多辛苦。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们无一例外。衣带渐宽终不悔，我们无一例外。这半张纸是一行行的字组成的，行间烟霞，笔底风云，它覆盖着宇宙万有，为先民继传统，为万世开太平。这半张纸正是中华文化寄托之所在。

印度佛教在公元前传入中国，途径有两条，时间有先后，最早的是通过大夏，以后是通过中亚某些古代民族，吐火罗人最有可能。从大夏来的，称“浮屠”，来源于印度古代俗语；而通过中亚来的，称“佛”，来源于吐火罗文A（焉耆文）。

正因为创业之艰难，所以经过十年的努力，对书院取得的成就，书院人都是很珍惜很自豪的。在21世纪到来之后，书院人更为深知自己肩头担子之重，因为新世纪将为人类的前途开辟新路，给中华文化、东方文化带来腾飞的机遇，而在它来临之前，书院要为此做好准备。他们深知，弘扬端在努力，爱国不敢后人，年龄不管老少，共同目标把他们拉到一起，年老的，“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年轻的则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因此，面前虽然还有困难，但季羡林认为，老中青三代非常团结，目标一致，事业正义，认识又一致，广交天下仁人志士，同心协力，就会克服困难。对书院的前途，季羡林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真理毕竟胜利”，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游的一句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乘到了后期，金刚乘（密宗）出现，大乘与金刚乘关系密切，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而佛教世界一直到今天，仍是一半小乘，一半大乘，两分天下。佛教在印度则渐趋式微，以至于消逝，被印度教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