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第5/5页)

真要振作，谈何容易！谈何容易！

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对这种非人性的批斗赶到现场加以制止，但无效。当晚，张承先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说避开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的行动，他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说这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要求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上坏人的当。

真要振作，首先是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闲不住”的习惯。他在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中，养成了一个闲不住的习惯，就是读书和写作的闲不住，不管好坏，总要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决不让自己的脑筋投闲置散。在德国十年，写日记没有一天中断，集以时日，竟有一两百万字。但是，在“四人帮”统治时期，能思考什么，又能写些什么呢？

据说，冯友兰先生从《逍遥游》里悟出：你揪斗我的人，无非是鲲鹏展翅九万里，我挨斗，则是抢榆枋而止的蜩与学鸠，你们斗我是一种自由，我挨斗也是一种自由。对这种传说，无须证明是否真实，但事实是，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不达到一种“真人”境界，确实是很难熬过去的。

创作已经毫无可能，研究也早已断了念头。想来想去，还是搞点翻译吧。翻译了而能出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连想也没有去想。既然为翻译而翻译，为了满足自己那闲不住的习惯而找点活干，最好能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来翻译，这样可以避免由于经常考虑这个问题而产生的困难尴尬的局面。我过去翻译过几本印度古典文学名著，曾被某一些“左”得幼稚可笑而又确实“天真”的人们称作“黑货”与“毒品”。现在再选择也出不了这个范围。我反正也不想出版，“黑货”就“黑货”、“毒品”就“毒品”吧。结果我就选中了《罗摩衍那》。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

这是在1973年。下定了决心，季羡林就开始行动了。而当时是在什么处境下开始的工作，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马坚先生作为“革命对象”的身份一旦被确立，便被当做埋藏很深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遭批判。北京大学校内各系普遍出现了乱批乱斗干部和老教授的现象，北京新市委派出的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力求对此有所控制，但无济于事，终于酿成了6月18日四处抓人，乱打乱斗的“六·一八”事件。在哲学系学生所住的38号楼的东门楼梯台阶上，设立了“斗鬼台”，包括冯友兰先生等在内的一大批学术权威，均在被揪斗之列。一天之内，数十名干部和教师，被“革命小将”戴上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被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被拳打脚踢，强行游街“示众”。他们的人格遭到野蛮的污辱。神经衰弱的人，已不堪忍受这种污辱。只有一些修养到“真人”境界的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白天挨完了揪斗，晚上回到家里，则念开了《庄子·逍遥游》：

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耀武扬威，飞扬跋扈，“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我虽然不再被“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脚，永世不得翻身”，但处境也并不美妙。我处在被打倒与不被打倒之间，身上还背着不知多少黑锅。国家的前途，不甚了了；个人的未来，也可以说是，在我的心灵深处，还有那么一点微弱但极诱人的光芒，熠熠地照亮了我眼前的黑暗，支撑着我，使我不至完全丧失信心，走上绝路。其间差距，也不过一头发丝宽。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寒而栗。我曾相信，这光芒自己一生恐怕很难看到它来到我面前了。我的归宿大概是到一个什么边疆地区或者农村，去接受一辈子“再教育”。我当时对自己的前途只能看到这一点。一切别的想法，都是非分的、狂妄的、不应该的。我当时过的日子，也完全同我的心情相适应。一个月有几天要到东语系办公室和学生所在的楼中去值班，任务是收发信件，传呼电话，保卫门户，注意来人。我当时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出出进进的人很多，但多半都不认识，我坐在那里也等于尸位素餐，对保卫门户，起不了什么作用。不过我仍然准时上班，安心工作，习以为常，并无怨言。我想，这样平平静静地活下去，无风无浪，也还是很惬意的。

东语系有人把邬裕池的信抄成大字报，张贴出来之后，师生们愤怒起来。“文化革命”的目标非常明确，一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平作为代表已被揪出来，打倒在地了。另一是反动学术权威，东语系的学术权威主要是一、二级教授，但他们谁是反动学术权威，谁是一般学术权威，师生们并不了解，这张大字报把邬裕池老师的信一公布，师生们的眼睛“亮”了，看清了东语系的反动学术权威原来就是马坚先生！

在这样的处境之下，翻译《罗摩衍那》，无异于没事找事，其危险性是可想而知的。

在一次阿拉伯语教研室的业务会上，马坚先生说到他不久前收到邬裕池从开罗寄来的一封信，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文字很好，出国后的阿拉伯语水平提高很快，希望教研室的老师们向他学习。作为教研室主任的马坚先生，在教研室内鼓励青年教师积极上进，钻研业务，本是无可厚非的，表现出老一辈学者对青年一代的厚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文化大革命”一起，这封信便被当成马坚先生引导青年只专不红、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真实“罪证”。

这部《罗摩衍那》史诗的梵文原本，在国内只有旧版本。他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个消息，说印度新出了一部精校本，是继《摩诃婆罗多》精校本之后的另一个伟大成就，颇受国际梵学界的好评，但此书国内没有。季羡林于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和试一试的想法，托东语系图书馆的人向印度订购。他预料，90％是订不到的，即使订到，也要拖上一年二年。好在那时候时间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一年二年就一年二年吧。可出他意料的是，没过几个月，书居然寄来了，装订精美的七大巨册，就那么整整齐齐地排在那里，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一时吃惊得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看着这七大本书出神。

马坚先生被揪斗的起因是由于邬裕池老师。邬裕池老师留校任教后于1965年去开罗大学进修阿拉伯语言文学。1966年初，邬老师用阿拉伯文写了一封私人信件，给马坚先生，谈他到达开罗以后在大学进修的感受，当然也感谢恩师马坚先生的辛勤栽培和教育，表示要好好利用宝贵的进修机会，刻苦学习，取得优异的成绩，绝不辜负恩师的殷切期望。

季羡林于是决心认真地进行翻译，他濡笔铺纸地干了起来。中国佛经中有很多都提到过《罗摩衍那》这部书和书中的故事，但翻译了那么多佛典，却一直没有人把这部书翻译成中文，而国外已有了那么多种外文译本，因此，季羡林觉得翻译这部书成了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这时，在他眼前和内心深处的那一点遥远的光芒也起了作用，在无形中督促着他，虽然渺茫，但又具体，给他增添了力量。

陈信德被怀疑为日本特务，他因此而被抄家，抄家时被抄出一面“太阳旗”，更加证明了陈信德的“特务身份”，陈信德这个日语权威自此在肉体上、精神上遭受了长期的折磨。

在家中的时间是有限的，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要贡献给发信件、守电话、当门房，在东语系外文楼和35号楼学生宿舍值班。由于《罗摩衍那》在当时属于“毒品”范围，他就不能也不敢把原著带到值班的地方。“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季羡林就利用在家里的时间，每天把一小段原文抄在一张张的小纸条上，上班干活之余，反复思考构思，打腹稿，如果眼前没有人，再偷偷地写下译成的腹稿，下班后再回家赶紧用中文抄写下来。

而在东语系，名教授本来没有哲学系那么多，在全国名气大的是一级教授季羡林，二级教授马坚、金克木，其他知名者是刘麟瑞、徐祖正、刘振瀛、陈信德。这些学者中首先被揪出来的是陈信德和马坚先生。

季羡林原来以为，该书原文除了个别章节外，是不会太难懂的，虽然量极大，翻译起来会遇到困难，可也不会太多。

大多数参加农村社教的师生于6月初回校。他们回到北大后，看到的燕园已经面目全非了。据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说，他一回校，看到在北大东南门旁贴了一个大标语：“资产阶级教授靠边站!” 哲学系的教授自然都是资产阶级的，但他们也不是一概而论，被分成两组，一组是问题严重的，冯友兰、张岱年、洪谦、熊伟、沈履、周先庚、周辅成、黄楠森、朱伯崑、吴天敏等人，没有问题的有郑昕、王宪钧、任华、宗白华、黄子通等，实际上宗白华、黄子通没过多久也被揪出来，成为有严重问题的人。很快在哲学系形成了以冯定、王庆淑为首的所谓“黑帮分子”。他们每天到一院去扫地、拔草，并随时接受批判。

一着手翻译，季羡林立即遇到了难题。原文是诗体，他坚持一开始就定下的原则，译文也保持诗体，不能改译为散文体。但是，要什么样的诗体呢？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格律，诗人是各行其是的，所以所有的形式都不恰当。所谓马雅可夫斯基阶梯体，与此巨著风格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根本用不上。而如果纯用旧体诗来译，也有困难，既不能做到“信”，又不能保证让读者看得懂。经过反复考虑，季羡林终于决定用顺口溜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

由于“运动”逐步深入，北京大学实际上从5月底已开始“停课闹革命”。

真要让译文押韵，就又来了困难。因为有时候想找到一个适当的韵脚，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他坐在门房里，眼看着来来往往陌生的面孔，脑子里却想着韵脚。下班时回家的路上，也在考虑韵脚。从外文楼回13公寓，平常只需要十分钟，而为求韵脚，下班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他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为乐事。

6月4日，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在《人民日报》发表。新市委宣布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撤销陆平、彭珮云的职务，并派出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这在全国又一次引起剧烈震动，产生了广泛而长时间的影响。只是，谁也没有料到，派工作组一事后来又遭到毛泽东的强烈谴责。

就这样，季羡林闯过了第一道难关。紧接着又来了另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译多少篇？用多少时间呢？他在心里琢磨开了：这部按出版社的计算方法有三百万字的巨著，自己能译完吗？最后，他想：如果能译出三篇，还不到全书的一半，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可以不虚度下半辈子了。

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北大党组织，“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北大党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从此，“踢开党委闹革命”，首先在北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了，从此，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专有名词“假共产党”，并由此而兴起了揪“假党员”之风。

想法一旦确定，他就给自己规定了每天的定额，今天一张纸条，明天纸条一张，一行一行地译，一节一节地抄。

2．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大灾难

这个样子进行翻译，世上没有。他从1973年干到1976年，苦干了四年，全书七篇，他译了还不到三篇，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在农村参加社教的北大师生奉召回校。

然而此时天日重明，乾坤朗朗，振作了全国人民的精神，也振作了他的精神。

6月1日晚间8点，毛泽东亲自批准以新华社消息的名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这张大字报，并指示康生第二天见报，说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广播之后，燕园内立即沸腾起来，师生们几乎一边倒向聂元梓，对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展开了全面进攻。几天来反反复复，折折腾腾，年幼的学子们，今天听人唆使，去支持聂元梓，明天又听人唆使，反对聂元梓，到这时总算统一到毛泽东的伟大旗帜之下，全校拧成一股绳，合力对付陆平了。

接下去，他不仅把翻译工作继续下去，而且由于条件已变好，他还找回了失去的笑。

5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确定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任命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为组员。康生几次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进行煽风点火，这就使支持聂元梓的学生又有所增加。

5．找回失去的笑

此大字报于5月25日下午贴出之后，北京大学校内一片混乱，最初是在大饭厅周围，然后扩大到三角地带，再后是扩大到学生宿舍区，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既有大量支持聂元梓的，也有少量支持陆平的。晚上，党委书记陆平发表讲话，强调聂元梓在社教运动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希望全校能团结在党委周围。还有人透露内部消息，陆平校长说聂元梓是个妖精。消息传到学生宿舍区，写过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年幼无知的学生，立即又写出支持校党委的大字报，并检查自己跟错了聂元梓的立场错误。

197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张大字报文笔极为平庸，思想上并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表面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透的理解，但它到处充满了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认为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连同北京大学党委、中共北京市委，都在搞修正主义，表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认为北京大学党委提出的对文化革命的“积极领导”，是“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入修正主义轨道”，实行的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

1月8日，周恩来逝世。

在这样的情况下，对聂元梓等人的情况有所了解的康生，派自己的老婆曹轶欧，悄悄地来到北京大学。在曹轶欧的直接授意下，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在校内大饭厅东墙南端，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

7月6日，朱德逝世。

《五·一六通知》和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在正式发表以前，已不胫而走。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北京大学，政治神经极为敏感，有些人已经在准备大干一场了。

7月28日，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损失惨重。在此前后，还有5月云南、8月四川的强烈地震。

林彪在讲话中，几乎声嘶力竭地嚷着：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什么时候，毛泽东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林彪的讲话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个人迷信”活动。

9月9日，毛泽东逝世，终年八十三岁。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们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10月6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紧接着，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在5月18日发表的讲话，以后被称为“五·一八”讲话。林彪的讲话，通篇大讲政变，认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就是搞反革命政变的人物。此外，林彪在讲话中大肆吹捧毛泽东，其中有一段话，在全国产生过长时间的影响，他说：

这时，从前在季羡林眼前那一点遥远的光芒，此时陡然闪耀起来，而且距离他也越来越近起来。但是，这时候，季羡林并没有想到要修改自己的翻译计划，仍然没有立下翻译完全书的雄心大志，会不会有人给出版，是主要原因。后来，计划有了改变。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陈伯达、康生等人起草，又经毛泽东本人多次修改、定稿的“文化大革命”纲领《五·一六通知》，在与会者不能表示任何异议的情况下得到通过，《通知》最后是毛泽东本人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有强烈战斗性的号召，当时发表时是用黑体字排出的，以引起全国对“最高指示”的重视。毛泽东号召说：“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这个《通知》是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除了《通知》之外，会议还决定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革命集团”进行批判，停止他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其他的职务，进行专案审查，调任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调李雪峰兼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这些决定不是在中央全会做出的，需要中央全会追认。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们，不知从什么人那里听说我正在翻译《罗摩衍那》，告诉我，他们准备出版这部书。这是我以前绝对没有想到的。我上面已经说过，我之所以翻译，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闲不住的习惯。古人说：“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并不认为翻译《罗摩衍那》完全无益，但是我的想法却与古人微有相似之处。现在一旦能有出版的机会，自然是喜出望外，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从这时候起，我才认真考虑这一件工作。此时，我的心情好得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醒，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仍然模糊，我还不了解它那空前的危害性，对粉碎“四人帮”这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事我还不完全了解它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国家光明的前途，我看到了；个人的未来，我也看清楚了。渺茫之感，一扫而空。身上那一些莫名其妙的黑锅，不知怎么一来，全都揭掉了。我已经失掉当“活靶子”的资格。大家可以想象，我失掉这个“资格”，决不会感到惋惜与遗憾。就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开始修改我的翻译计划，决心把全书译完。至于能不能译完，究竟能译完几篇，我还不完全清楚。无论如何，雄心已经大了起来，那一个只翻译三篇的计划终于放弃了。

时机终于来了。

从这时起，季羡林的一些朋友，不管是熟的见过面的，还是没有见过面的，听说他正在翻译这部巨著，都给他写了信，表示鼓励。在“文革”期间，他只在初期收到过一些“砸烂狗头”一类的信，其余几乎有五六年时间，一封信都没有收到过。他已经变得不惯于收信，收到信有一种不知所措之感。因此，对一般人来说，收到信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本用不着大惊小怪，而对他这样“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人来说，却不是这样。他此时能收到有这么多鼓励性的信，使他有受宠若惊之感，这些信起了双倍鼓舞作用，它推动着他前进。

哲学系的社教，在党总支内形成对立的两派，以王庆淑为首一派，以聂元梓为首一派。聂元梓一派，在社教中受到批评和“围攻”，对此，她如鲠在喉，时刻在寻找机会报复。报复的对象不是王庆淑，而是支持王庆淑的陆平。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聂元梓在等待机会，在陆平身上开刀。

更为难得的是，政治上的气氛越来越轻松了。这种感觉在碰到那位失掉笑变得有点痴呆的老革命冯定后，就更为明显了。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是从哲学系开始的。北大是高等学校社教的试点，而哲学系则可以说是试点的试点。

经过了一番风雨，燕园里又出现了阳光，全中国也出现了阳光。记得是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同这一位革命老前辈又见面了。他头发又白了很多，脸上皱纹也增添了不少，走路显得异常困难，说话声音很低。才几年的工夫，他好像老了二十年。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同时又很愉快。我发现他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又把笑找回来了。在谈到兴会淋漓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虽然声音较低，但毕竟是爽朗的笑声。这样的笑声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乍听之下，有如钧天妙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温暖着我的耳朵，怡悦着我的眼睛，激动着我的四肢。我觉得，这爽朗的笑声，就像骀荡的春风一样，又仿佛吹遍了整个燕园，响彻了整个燕园。我仿佛还听到它响彻了高山、密林、通都、大邑、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响彻了整个祖国大地，而且看样子还要永远响下去。

就在季羡林在南口乡下以领导者的身份在进行社教时，北京大学内的“阶级斗争”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了。

事实上，岂止是在这位老革命脸上，在很多人脸上，他都看到了笑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妇女、儿童，无一例外。这时，季羡林感到，把笑失掉，是不容易的，把笑重新找回来，就更困难。他相信，一个在沧海中失掉笑的人，决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也相信，一个曾经沧海又把笑找回来的人，即能胜任任何艰巨的事情。一个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人能笑的民族，决不能长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能笑、会笑、敢笑，失掉了笑又能重新把笑找回来的民族，才能创建宏伟的事业，才能在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阔步前进，建成社会主义，最终达到人类大同之域。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指不同行业之间是很难相互了解的。没想到，在同一所大学里，隔系也如同隔山。

这时，季羡林才发现，自己原来也和这位老革命一样，把失掉的笑找回来了。

1．风暴前奏

季羡林带着笑容，重新投入到翻译《罗摩衍那》的工作中。

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