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燕园春秋（二） (第4/5页)

林彪死后，林彪的一些基本观点本应受到批判，但是，由“四人帮”控制的“批林整风”运动，并没有真正批判林彪，肃清林彪的余毒，而是将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广大知识分子。

与此同时，东语系的另一个学术权威马坚先生，则被两派竞相批斗，被轮番批斗。在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上，马坚先生有时是主要被斗者，有时是“陪斗者”。马坚先生对这些批斗和形形色色的恶作剧，既很认真，又很不认真。对无理指控和不实之词，他必据理力争，严加驳斥，决不委屈迁就，苟且偷安地胡乱招认了事。有人指责他反党、反毛主席，他驳斥说：我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写的文章就是证明，毛主席还说过我们合作得很好，你们为什么要给这种合作抹黑呢？马坚所指合作很好，是胡乔木让季羡林转达给马坚的话：请你转告马坚先生，毛泽东先生认为他那两篇文章《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和《穆罕默德的宝剑》写得很好，增强了汉回两族人民的团结，请你向他表示谢意！这是解放后不久发生的事，马坚先生说出这些，使指责他的人无言可答。对诸如此类的政治问题，马坚先生极为认真，而对他业务第一的指责，他则不那么认真。

1972年，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提交了一份《关于高等学校试办补习班的报告》，认为北京市十一所学校招收的工农兵学员，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程度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因此，要求市属各高校按照工农兵学员的实际文化程度和专业的不同要求，有重点地为他们补习半年左右的文化基础知识，补习时间不计入学制之内。这之后，教育界也有人提出：当时教育质量过低，“工农兵学员不像大学生”，教育革命是“乱、糟、低”，把“两个估计”看做是压在知识分子身上的包袱，是林彪极“左”路线的产物。

那时，“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们都蹲在烈日下拔草，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质询和批斗。我作为一个摘帽右派，被认为是没有多大“政治油水”的死老虎，因而被编入“一类劳改队”，在北大附小抬土。那天收工后，我从东门进来，走到湖畔水塔边，正好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个“黑帮分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先生！他们俩人都是胸前挂着“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中号生铁锅，用细绳子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血印。红卫兵们推推搡搡，高呼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这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仅仅因为他们有影响，就被当做“王八”或“神灵”揪了出来，那背上的黑锅就是“王八”的象征。先生吃力地向前走着，一缕血红的残阳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脸上。我陡然与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样一双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和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此情此景和先生的眼神深深铭刻在我心里，时时警醒我以更宽厚更仁爱的襟怀处事待人。

这些正确意见被“四人帮”指斥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复辟”、“回潮”，是“认识模糊”、“思想混乱”，是“攻击”教育革命，因此要求继续批判林彪的极右。

据乐黛云教授回忆，在1968年仲夏一个十分炎热的下午，她亲眼看到过季羡林被游斗的场面。

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是张铁生的一份“白卷”所掀起的一场大风浪。

这之后，季羡林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多次被揪斗，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人身污辱和攻击。

张铁生原为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生产队队长。在1973年春天，辽宁省高等学校入学文化考核时，物理化学为一张试卷，他不会做题，便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说为了实现自幼上大学的理想，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学考试中，能对他这个小队长加以照顾，实际希望对他“开后门”。

也就在这样的气氛下，季羡林也上了“牛劲”，虽然他属“猪”，不属“牛”，却有了“牛脾气”。他经过长期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住“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东语系的两派分别是“公社红九团”和“井冈山兵团红九纵”，这是因为东语系在北大的排列序号是“九”，便有了“九团”、“九纵”之名。这一来不打紧，一下子成了“老佛爷”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真是自投罗网。

此事本属违法行为，因为早在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批评了各地的“走后门”现象。张铁生此信用意显然是希望“走后门”，本应查处，但身为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却将原信作了删改，指令《辽宁日报》加按语发表，按语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从此，《人民日报》、《红旗》、《文汇报》、《教育革命通讯》等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和评论，把必须的文化考核说成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这样，在全国范围内，由“四人帮”煽起了一股彻底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树立起一个“闹而优则仕”的坏典型。张铁生进了铁岭农学院，担任了学院的领导职务，入了党，当上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一次，北大的两大派在大饭厅（即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公开辩论，两派头头都坐在主席台上。周培源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而且还发了言。周先生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巅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像，但季羡林心里却充满了敬意。

这之后，闹开了考大学教授的丑剧。一大批老教授被强行推进考场，接受由“四人帮”派人拟定的专治老教授、出老教授洋相的题，从此，老教授们便成了“韭菜麦苗不分”，什么也不懂的“白卷”教授。

为了与“老佛爷”作对，周培源先生干脆参加了对立面“井冈山”，并成为其领导成员。

在“四人帮”掀起的一阵阵喧闹声中，迟群和毛远新把这场闹剧推向新的高峰。迟群叫嚷：要坚决批判因循守旧，要打破那些老规矩，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做了一个结论：这些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毛远新则让新的大学生“光懂得农村两条路线斗争不行，还得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并对最神圣的教育殿堂高等学府，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结论：“大学就是大家来学。”

有一件事是出乎季羡林意料之中，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那就是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先生挺身而出，与“老佛爷”作对了。季羡林在这之前对周培源先生并无太多了解，只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论中，季羡林渐渐发现，周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就这样，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大学”的范围，扩大到“大家”都来学，全国都是“大学”了，而文化沙漠也就扩大到全国了。

也是事有凑巧，有了一个偶然的机遇。

这一段时间，真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文化教育上最不堪忍受的不幸！

在工作组没被赶跑之前，季羡林是被划在“临界线”上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作组被赶跑，他本也可以逍遥自在下去的。但他是一个颇爱打抱不平的人，虽然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这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他觉得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虽然其实他并不真知道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便有点“蠢蠢欲动”了。

3．二月兰笑对春风的启示

从北大的具体情况看，新北大公社的头头是聂元梓，人们给她起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外号“老佛爷”，隐喻她手段之毒辣可与慈禧太后相媲美。她本是1938年入党的老干部，1964年来北大工作，社教运动中就与陆平作对，但失败很惨，文革中她有了权力，又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迫害异己，一手遮天。在社教中，季羡林就与此人打过交道，深知此人不学无术，语无伦次，却又心狠手辣。

腊月三十，饺子没有吃上，在延庆的北大师生们接到命令，坐上汽车赶回了北京。到了北京，已是正月初一凌晨了，而公历则是1970年2月6日。

就在聂元梓等人在“四人帮”的唆使之下，篡夺了北大领导权之后不久，北大的“群众组织”分裂成两大派，与整个北京市的“群众组织”相对应，一个是“天派”，一个是“地派”。天派是“新北大公社”，地派是“井冈山”。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两个组织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所以这两个组织是真正的难兄难弟，枣木球一对，无法评论其是非优劣，但又互相指责对方为“保守派”，两派之间互相攻击，斗争逐步升级。

季羡林也随大队人马回到了燕园。

情形虽然不妙，但如果季羡林能沉住气，稳住步子，还是有可能“蒙混过关”的。但季羡林偏偏有着山东人的耿直性格，有不平他就想鸣，而这是很危险的，在无法无天的日子里，这意味着什么，会遭到什么样的迫害，是季羡林始料不及的，也是怎样估计都不会想到的。

回到燕园，季羡林仿佛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为人们所深深喜爱的花草树木，再也不能见到了。他是多么怀念这些美好的花木啊！他真希望有灵魂，如果花木也有灵魂的话，这灵魂就决不会离开本是美丽的燕园。在月白风清之夜，它们会流连于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之中，如果这些灵魂能回忆，那么它们回忆的丝缕无疑会挂在未名湖上空。季羡林面对着燕园的惨象，就像面对一只本来是美丽的孔雀，突然间羽毛全部脱落，变成了一只丑小鸭。他只得叹息自己不是活神仙，起死无方，回生乏术。它们消逝了，永远消逝了。他想到了一句戏词：“要相会，除非是梦里团圆。”

4．自投罗网

但是，有一种花居然逃过“四人帮”的魔掌，存活下来了。这种花叫“二月兰”。

到这时，季羡林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处境的危险性，真正感到情形不妙。

这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二月兰是其俗名，本名叫“蒠菜”，又名“菲”，《植物名实图考》中称为“诸葛菜”，属十字花科，一年生草本，叶子呈羽状分裂，初夏开花，角果四棱柱形，其叶子可食，种子榨油也可食用。

年幼无知的“革命小将”们，受到“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最高指示的蛊惑，他们把几千年来形成的尊师重道优良传统一扫而光，开始向自己的恩师们开刀了。恩师们一个个或者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成为“黑帮分子”。季羡林是双重身份，既是“反动学术权威”，又是党员系主任，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范畴，这就使他毫无疑义地成为“黑帮分子”，在数目不小的北大“黑帮分子”中，虽然属于年轻的，但份量却是重的。

这本是一种不起眼的小植物，季羡林在燕园住了那么多年，起初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名花名木多的是，足够他欣赏的。

我当时的政治觉悟是非常低的，我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是这样，当我看到这一份大字报的时候，我心里真是觉得十分别扭，仿佛吃了一肚子苍蝇似的，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我那一篇短文的“罪状”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我里面提到学生的晨读。在“英雄们”的词汇中，这叫做“业务挂帅”、“智育第一”，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这也完全不能理解，学校之所以要开办，就是让人们来念书，来研究，在学校里为什么一提倡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我站在那里看大字报，百思不得其解，不由地“哼”了一声。然而就是这发生在十分之一秒钟内的一“哼”，也没有逃过“革命小将”的注意，他们给我记下了一笔账，把这一“哼”转变为继续批判我的弹药。

在大批修正主义的年月里，歪风狂吹，北大师生常被命令出来打扫卫生。每次打扫卫生，13公寓的居民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为此，季羡林每次都在心中暗恨楼西的这片小山上野草之多。

有一天，季羡林去看大字报。突然间，他看到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这是矛头针对他的第一张大字报，但是内容却是意想不到的，就是批判他歌颂春天的散文《春满燕园》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季羡林至今仍感到不寒而栗！

拔来拔去，二月兰却并没有被拔光。

这样，季羡林从南口北大社教基地回到北大之后，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季羡林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自己开始注意小土山上的二月兰。二月兰开花大概也有小年大年之分，小年时，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大年时，山前山后开成一大片，仿佛发了狂。二月兰这一发狂、发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这时，季羡林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真的变成紫色的了。他在慨叹二月兰的神奇。

春天是万物萌生的时期，喜欢而且歌颂春天是人类正常的感情，现在却视“春天”为蛇蝎，可见这一场“革命”违背人情，扰乱天理到了什么程度！谁要是歌颂春天，谁就是歌颂资本主义。谁要是希望春光常在，谁就是想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不但歌颂了春天，而且还要“春满燕园”，还要春光永在，这简直是大逆不道，胆大包天，胡作非为，十恶不赦。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么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就在这样的时候，奇怪的逻辑出现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天才”，实际上应该说是绝大的蠢才，发明了这种逻辑：只要是“春”字，代表的肯定就是资本主义。而季羡林写过《春满燕园》的著名散文，就被非常合乎“逻辑”地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的毒草。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到后来，“文化大革命”逐渐“深入”，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悲剧不断在“文化革命”中升级，不少的一部分人，理智完全丧失，荒谬绝伦的思想方式和逻辑推理主宰了一切。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深文周纳、断章取义、造谣污蔑、罗织诬罔的刀笔吏习气，成了正统。正像古人所说，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看着眼前的弱小生命在蔓延、扩大，季羡林想起了自己的命运，也正是在初夏二月兰开花之时，自己被管制劳动改造，日子实在非常难过。他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连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起而反对自己，他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而二月兰却是不屈不挠地抗争着，世事沧桑，一切如浮云。他也想学二月兰，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他在这段时间内，是“不可接触者”，几年间没收到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他打招呼，感到自己虽处人世，实为异类。他看到，就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也依然在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自己。

季羡林从6月4日回校之后，在有过一段观察之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资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想到知识分子的春天刚来到就逝去，春天再也不可能永恒了。这次运动又是对准知识分子的，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自己自然也在被批之列。他当时虽然不敢以“学术权威”自命，但是，说自己是资产阶级，他确实心悦诚服，毫无怨言。因为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此，尽管运动来势迅猛，但他并没有费多大力量就通过了。

他问这二月兰，到底应该如何面对人生？怎样才能度过眼前的难关？

3．情形不妙

二月兰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但愿这样的历史不再重演！

是的，二月兰怎么会回答呢？这弱小的植物只是一种生命，她没有思维，没有意识，没有语言表达能力，怎么会回答呢？

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没想到自己在战略上大错特错了。顷刻瓦解的，并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堡垒，而是道德斯文。北京大学作为堂堂的全国最高学府，本应是最文明、最讲道德、最讲礼义廉耻的文化圣地，但文革一来，斯文全部丧失，野蛮代替了文明，粗暴代替了善良，兽性代替了人性，流氓作风代替了学生的书卷气，残酷无情代替了人道主义。这一切，使那些当时年幼无知只知盲从的学子们，每每想起，就会汗毛直竖，一想起自己做过的一些亏心事，脸上会一阵阵发红。

二月兰不会回答，但是她会万朵怒放，笑对春风。这已经是作出了回答，二月兰笑对春风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启示，那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要找回失掉的笑，要恢复中断了几年的“闲不住的习惯”，思考点什么，写点什么。

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阶段的文化革命群众性的过激行动，是满意的。他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

这时，他嘴里往往低声念着雪莱的诗：

他两次被抄家。第一次，马坚没有思想准备，正在书房里埋头翻译《阿拉伯通史》一书，他看到进来一些学生，还以为他们是来问功课的，就很客气地请他们坐下。当他们大喝一声，勒令他交出“黑材料”，交代“黑关系”时，才知道事情严重了，但他临危不惧，反而很冷静。他讲他没有“黑材料”，只有些学术著作和参考书，都在书架上；也没有“黑关系”，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都是公开的，摆在桌面上，挂在墙壁上，谁都看得见的。作为“战利品”，他们抄走了一批翻译手稿、资料和银行存折。他们看到存折上存款很少，很快就还回来，部分手稿和资料一直到运动后期才归还。但是，《悬诗》和《阿拉伯文学史纲》的部分译稿，以及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文件汇编和纪念册（包括许多珍贵的资料和图片），已无法追回。抄家之后，就是挂着“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游斗，接着是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有系一级、室一级的批斗会，甚至一个班级、一个宿舍也召开批斗会。

既然冬天到了，

真是无独有偶，东语系马坚先生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冲击：

春天还会远吗？

在哲学系，有一天教师们正在开会学习，忽然有一支由学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大踏步走进来，大喝一声：“你们全给我站起来！竖起你们的狗耳朵，听我讲话！我们是红卫兵，任务是革你们的命。”

4．恢复“闲不住”的习惯

在北京大学，工作组灰溜溜地被赶走了，聂元梓成为校革委会主任，掌握了北大的领导权。这时，北京大学极力推行极左路线，实行法西斯专政，搞“上揪下扫”，领导干部是“黑帮分子”，要“上揪”；老教师是“反动学术权威”，要“下扫”。揪斗、游街、劳改、关押、殴打、抄家、“坐喷气式飞机”、挂牌子、戴高帽子，以及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都无所不用其极，干部、教师受到疯狂迫害。

二月兰笑对春风，使季羡林看到了希望。

1966年7月下旬，毛泽东听信陈伯达、江青、康生等人的汇报，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一不会批，二不会改，要统统驱逐之。这一次，刘少奇等人成为明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后台，而所谓群众运动，不再有任何条条框框限制。根据林彪的理论，群众运动不管采取什么措施，天然都是合理的。这样，工作组时期尚有的法制因素，便荡然无存了。法制社会一去不复返，全国陷入一片无法无天的混乱之中。

原先，在最难熬的年月，包括在延庆农村时，季羡林的希望确实不多，他常常想：自己这一生算是玩完了，将来到一个农村，或是一个什么地方，去劳动改造，以了此一生吧！对于自己的国家，他没有完全绝望，他眼前还有点光明，他痴心妄想，觉得这样一个民族绝不会就这样堕落下去。想到这里，他觉得自己也不应该觉得“玩完”了，而是要振作起来。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全国仿照执行之后，乱批乱斗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运动也就不像初期那样轰轰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