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网罗人才，控制教育 (第2/5页)

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后不久，陈果夫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便将其弟陈立夫也拉人校内，担任了校务委员，二陈联手办校，权倾一时，中央政治学校实际上成了陈氏学校。正如当年在此校工作过的人所指出的那样：“到‘中央政治学校’时，一切实权都抓到了陈果夫、陈立夫的手中了。故人称这个学校是属于CC派的。”

随后，在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陈果夫进入中央核心层，成为9名常委之一，并在蒋介石任部长的组织部担任副部长，代理部长主持部务工作，而弟弟陈立夫则更是一步登天，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且，二陈手下的一些骨干人物，如曾养甫、余井塘、张厉生、张道藩、程天放等也都进入中央，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二陈已牢牢控制了国民党，势力也越来越大，以至1935年11月，国民党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陈立夫操纵选举，他所得的选票竟比蒋介石多4票，陈立夫一时慌了神，他知道这样不好下台，便亲自抹去5票。蒋介石知道了，气得脸色发青，为此要扣留陈立夫。消息传到南京常府街18号陈氏兄弟居所时，陈立夫吓得彷徨失措，而陈果夫则冷静沉着。陈果夫深知蒋的为人，既猜疑心重，权势欲强，同时也很恋旧，对于亲信故旧，只要你剖明心迹，甘心臣服，蒋是能谅解的。为此，陈果夫设计了三步脱身之计，一是让陈立夫以“养病为由，躲入浙江天目山，使蒋不能有所举动；第二步，由陈果夫调动各方关系为陈立夫说情；第三步，使出杀手锏，星夜派人回老家，把陈其美遗孀，果夫、立夫的二婶姚文英接来南京向蒋求情，这一招果然十分厉害。陈其美的老婆直接找到蒋介石，向他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蒋介石碍于面子，没有扣留陈立夫。这一场狗打架的风波，说明了陈家的势力。因此，“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也就不胫而走。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二陈的工作一方面也予以赞赏，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则时时予以防范。

1929年6月，蒋介石以为天下大定，为适应他国家政治进入训政时期的需要，他要求陈果夫的党务学校培养更多的训政人才。蒋介石旨意一下，陈果夫立即行动起来，他再三考虑后，提议中央党务学校为名正言顺，应该更名，这一提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于是，将中央党务学校改名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主要任务为培养党务人才和训政人才。为了表示对政治学校的重视，蒋介石继续担任学校校长，并任命丁惟汾为教育长。学校还增设了校务委员会，陈果夫为校务委员之一，后来干脆取代丁惟汾担任了教育长，实际上，中央政治学校仍然是陈果夫统治的独立王国。

政坛风云变幻莫测，为了一己之利，总会今日合作，明日相争。

这一期学生果然也不负陈果夫所望，他们到各地后，为充实国民党各级组织，为各地的“清党”反共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蒋介石也更加信任陈果夫，更加重视中央党务学校，从各方面给予中央党务学校更多的支持。

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经过陈果夫近一年的苦心培育，到1928年6月，中央党务学校第一期学生340人中，除60多人因反共立场不坚定，对蒋介石忠诚不够，或身体、家庭状况不佳等原因不能毕业外，274名学生被认为成绩“合格”，准予毕业、被分配到中央及各省市从事“清党”反共工作。陈果夫对这一期毕业生十分重视，学生毕业时，他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并发表长篇演说，殷殷期望这批学生到各地后努力工作，为反共大业尽忠效力。对一些重点学生，他又是拍照留影，又是亲自召见，可谓用心之良苦。他还挖空心思，为毕业学生纪念册写了长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感慨万端，合盘道出了他办中央党务学校的初衷：“当斯时也，北伐之功未竞，党务之纠纷以起，在湘、鄂、赣则有共产党之扰乱，为本党心腹之大患；有长江下游诸省，则因党务干部人才之缺乏，使党务不能随军事势力进展，而空虚散漫之象以生。本党至此，非毅然清共，不能挽回革命之危机；非巩固党基，亦无以达革命成功之目的，于是中央有设立本校之决议，盖深信党务较军事尤为重要——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在陈果夫看来，在蒋介石已完全控制军事力量后，党务比军事更为重要，而办好党务，就要有一大批国民党党务人才，这批党务人才既要信仰“三民主义”、忠于蒋介石，又要有组织能力和其他方面广博的知识，由他们充任国民党各级党部负责人，就可以振兴国民党。

陈果夫与陈立夫在组织上整理党务，加紧“清党”的同时，在思想理论方面，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以对共产党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为了将学生培养成他们所希望的党国人才，陈果夫为中央党务学校确立了以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为主的教学内容。所谓政治训练，即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和言论的控制，主要是以蒋介石的言论和戴季陶主义教育学生，通过这些反共教育，培养学生仇视共产党、仇视革命的情绪与精神。同时，还训练学生主持会议、控制会场、指定发言、公众演讲等多种智能，以利将来从事各种反共工作。所谓军事训练即将学生的学习、生活均纳入军事管理中，并进行军校学生所必须的训练。陈果夫将全校的学生编为三个区队，每区队再编为三个分队，分别选派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担任区队长和区分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和管理。平时，除训练学生集合、队列、出操、瞄准、投弹、械斗等基本功外，特别注重培养“军人魂”，即蒋介石所提倡的仁、智、勇的精神。

二陈认为，光以武力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只是“仅治皮肤”，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陈果夫等人就攻击共产党“所采理论之原则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民众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致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的力量，以培植其爪牙，……”并宣称：“共产主义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敌人”，“不容许共产主义存在于今日”。陈立夫也跟着鼓噪，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为此，他专程晋见蒋介石，向蒋反复说明宣传教育的重要，并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夸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二陈的建议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强了对全国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

蒋介石与中央研究院的成员在元旦前夕合影留念。针对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威信扫地的情况，陈果夫主持的中央党务学校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凝聚力和对蒋介石的忠顺精神，他亲自为学校制定了“亲爱精诚”的校训，意思是要求学生亲爱团结，精诚一致，拥护蒋介石，形成国民党内以蒋陈为代表的新右派势力。

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个恢复中国固有道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二陈对此极力支持，并四处鼓吹，带头施行，陈果夫还被蒋介石聘请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指导员。他们写文章、做演讲，对新生活运动进行广泛的宣传，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道德来整治人们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使之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

陈果夫比当年办党政训练所时的兴致更高，他拿着蒋介石的上方宝剑，到国民党各部门要钱要人，十分顺利，他亲自选定校址，大兴土木，盖起了十分讲究的房舍。他各方罗致，聘请了一些顽固反共的国民党分子充任学校师资。他亲自参加招生录取工作，从当时2000多名报考者中，经过严格口试笔试，录取了340名学生。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后，中央党务学校正式开张了。

为了更好地控制全国舆论，国民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的新闻出版事业，这些事业在建立过程中，二陈都插手其间，使之置于自己的掌握下。

陈果夫的提议一出，即得到了戴季陶、丁惟汾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便对党务学校的办学宗旨、办法及招生，师资、校址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形成意见后，拟成详细的书面建议，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看了书面建议后十分高兴，他当面夸奖陈果夫具有远见卓识的头脑，并即指令有关当局尽快付诸实践。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决议，正式在南京设立中央党务学校，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管理。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党务学校的重视，亲自担任校长，并任命戴季陶为教务主任，丁惟汾为训育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由于蒋介石是国民党的总裁，事务诸多，戴季陶和丁惟汾也各有自己的具体工作，都只是挂名而已，实际上，中央党务学校的一切大权由陈果夫一人总揽。

1928年2月1日，国民党在上海创办《中央日报》，为了加强控制，在二陈建议下，国民党颁布《设置党报办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并将上海《中央日报》迁南京发行，第一任社长由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同时还在各地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长春中央日报》等，这就使《中央日报》成为国民党独营的新闻单位之一，为国民党建立党报系统奠定了基础。在“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地时，蒋介石还指令在南昌创刊《扫荡报》。到1936年，国民党党政军所办报刊约占国统区报刊的2／3。而这些报刊的大部分都为二陈所控制。

陈果夫、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意图心领神会，他们根据“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出现的问题，积极为蒋介石出谋划策。陈果夫认为，要实行国民党的专制政治，一方面要以武力剪除国内一切异党，特别是共产党及其进步力量；另一方面要进行反共宣传，以开化全国民心。而这两方面的进行，都需培养大批反共“人才”。陈果夫看到，共产党中有很多人才，因此在国共合作时，成为国民党各级组织中的骨干，“清党”后，共产党人被除掉，各级组织也瘫痪了，另外，国民党中一些人因深受共产党宣传的影响而立场游移，态度暧昧，不能胜任反共的责任，这样，国民党中人才匮乏的问题便十分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陈果夫认为，要完成“清党”反共的任务，要推行一党专制的政治，必须培养一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为此，陈果夫专门请来戴季陶、丁惟汾等人，共同磋商培养党国“人才”大计，戴、丁二人对陈果夫的想法深表同意，但一时拿不出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案。陈果夫便提出，将以前党政训练所恢复，并扩大其规模，以此为基础，创办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以培养高级党务人才为主要宗旨，使之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黄埔军校一样，成为国民党一文一武两个专门学校。

二陈认为，光办报纸还不行，必须控制新闻的发布权，于是，蒋介石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即创办了中央通讯社，后逐步发展。1932年，与二陈关系密切的肖同兹担任社长后，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分社外，还在其他省会及重要城市派驻了30多个通讯员，形成一个全国性通讯网络。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这个国家政权中，实施的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为了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他必须控制国民党，因此，他对国民党的理论、组织等方面的建设十分关心，表示：“继今以往，本党必益当努力于党权之集中，组织之精密，纪律之森严，信仰之统一，凡别有结合别有卵翼之反革命派，固当在所必除。”

二陈不光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新闻出版事业，而且还亲自参与。1927年11月，陈果夫与戴季陶、陈布雷、周佛海等在上海创办《新生命月刊》，鼓吹拥护蒋介石，大造反共舆论。后来，二陈还创办了《中国文艺》、《政治评论》周刊、《科学的中国》月刊等。陈果夫还担任了《国民日报》董事长，积极为《国民日报》筹措资金，并在杭州建成了一座办公大楼，大厦落成之日，他亲自参加典礼，十分得意，并向大会发表讲话，强调：“报纸负宣传社会之责任，亦为公共文化机关，尤其应为民众之耳目喉舌，我们须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补充发扬固有之文化，使其光大。”因此，他认为国民党要掌握民众，必须抓住新闻宣传工具。

博得老蒋的高度信任

二陈正是看到了宣传的效力，所以在此方面不惜代价、煞费心机。1933年春，陈果夫看了一则新闻，是关于意大利怎样用电影作宣传的报导，便立即找来陈立夫，两人商量后，派其部下黄仁霖也仿照意大利，用电影作反共宣传。黄仁霖不敢怠慢，只用一个星期便办好了电影宣传车，把电影放映机装在大卡车上，开到江西去作“剿匪”宣传，这辆大卡车穿行在赣南各地，流动放映一些反共影片，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正是二陈所主持的这种反革命“清党”运动和整理党务中，又有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例如，在广州‘四一五’和以后，杀害了萧楚女、熊雄、孙炳文、安体诚等。过了几年，还把韩麟符在天津捕杀。又长期关押黄埔军校第五、六期的学生多人……在其他各省市，持续一二年之久，还在多方进行迫害，必至置诸监狱而后已，就全国范围而论，被害的人数，竟至数以万计”。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群众团体被野蛮地破坏。同时，通过所谓的整理党务，完全改变了孙中山亲手创建的国民党的性质，国民党日益被推上法西斯化的道路，陈果夫、陈立夫逐步控制了国民党，他们的势力也日益膨胀起来。

除了办报纸刊物、通讯社外，二陈还办起了广播电台。早在1924年时，有个美国商人在上海设立了一座小型广播电台，以作纯商业宣传。陈果夫知道后，就联想到可以用无线电广播作政治宣传，这样，传播的速度快，覆盖面也广，比报纸更加先进，于是便向蒋介石写信，要求国民党筹办电台，以作政治宣传之用。这个建议很快得到蒋介石同意，于是，陈果夫便在上海、杭州一带活动，邀请无线电人才到广州去筹办电台，但没有人肯去广州，这样，筹办电台的事便一度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