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网罗人才，控制教育 (第3/5页)

一些新闻记者知道陈果夫是国民党内的新权贵，蒋介石的亲信人物，这次来北平一定有重大任务，便纷纷来到陈果夫下榻的旅馆，想进行采访。陈果夫知道，他所主持的“清党”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他此行的任务是秘密的，他本身的工作更是特务性质的，因此，尽管记者多次提出采访要求，他都一概回绝，拒不接见。一天，陈果夫出席张学良举行的宴会，他兴致冲冲，十分潇洒地步入餐厅，刚进大门，便被早就守候在那里的一群新闻记者包围起来，陈果夫再也逃脱不了，他看看表，离入席的时间还有十几分钟，心里十分着急，突然，他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于是，陈果夫满脸堆笑，先入为主地询问那些记者在什么报馆工作，报纸发行的情况，编辑工作的情况，甚至问到了广告业务等等，好不容易，拖到了宴会入席的时间，陈果夫即站起来，收敛笑容，冷冰冰地说道：“对不起，我要入席了。”说完，便把一群记者丢下，径自走了。事后，陈果夫得意了好几天，他说：“他们对我一无所得，而我反做了新闻记者的新闻记者了。”实际上，这正说明陈果夫做贼心虚，他的所谓“清党”运动，整理党务，说穿了，就是残害共产党，残害人民的代名词。

1926年，陈果夫再次提起筹建电台的事，并得到了张静江等人的支持，但因北伐战起，经费也缺乏而再度告吹。南京政府成立后，陈果夫认为，要彻底消除共产党的影响，要控制全国的舆论，电台是不可缺少的宣传工具，于是又一次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尽快建立中央电台。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国民党中央批准，并落实了资金，经过紧张的筹建，于1928年8月1日建成，取名中央广播电台，电力为500瓦，呼号为XKM。1929年，陈果夫鉴于中央电台电力微弱，影响不大，覆盖面不广的状况，认为不能胜任国民党政治宣传的任务，便邀请戴季陶、叶楚伧等人一起商量，拟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口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工程完成，电力扩大为75千瓦，呼号为XGOA，一举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江东门举行开播典礼。

陈果夫、陈立夫对于派员到各地主持“清党”工作，总是不那么放心，生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此，兄弟俩常常不辞劳苦，亲临各地去巡视，指导当地的“清党”运动。特别是对华北、东北地区，陈果夫最不放心，他考虑到这些地方原是张作霖的领地，国民党势力不强，现在刚刚平定，恐怕共产党乘机插入其中进行活动，因此，他把北方地区作为开展党务的重点。1929年夏天，陈果夫亲自到了北平。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都亲临参加，一些外国人也被请来观礼，会场人数逾千，十分热闹。陈果夫今天十分高兴，他身穿长袍马褂，满面春风，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会议致词，他十分得意地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扬主义。”也就是说，今后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发布国民党的各种政令，为宣传反共而大造舆论了。

在各地党务指导员的部署下，所有国民党员一律填交审查表。审查表中，有关于政治信仰的栏目，根据二陈的指令，在此栏目中，要求回答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并加以区别，以此来测验填表者的政治倾向，这是决定其登记与否的一项重要标准。然后对这些党员开展调查，进行评审，凡有共产党嫌疑或亲共言行的，皆由军警和行政机关配合，进行审查、缉拿或清除。这是对共产党和其他非蒋势力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次大清洗。

中央台建成后，二陈又大力发展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了江西、汉口等省市的电台，特别是江西南昌设立的电台，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宣传工具。1936年，国民党根据二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划了全国广播电台系统设置、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规定所有各省市公营、民营广播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时事评述、名人讲演、学术演讲、话剧、音乐节目。对不予转播的电台，立即禁止播出。

整理党务的第二步，便是对国民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这一次比1926年陈果夫接收组织部时所进行的登记更加广泛、更加严格。根据二陈的命令：“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活动，听候中央派员整理，所有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并要求所有国民党员“必须绝对遵守纪律”，“不得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听候审查。

对当时如此先进的传播工具，对他们以行政力量在全国布下的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还觉不尽满意，他们干脆亲自出马，撰写文章，宣扬国民党的主张，以和共产主义对抗。1933年，陈立夫写成《唯生论》一书，在自序说：“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正文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秉承二陈的旨意，迅速开展工作，对各地的党部进行解散、改组、重建，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逐出党部，换上二陈所指定的人，到1933年，各地主掌党权的基本上是二陈的亲信。如天津市，陈果夫派傅作义、苗培成、刘不同作为党务指导员到达后，即将天津市党部全部改组，二陈的亲信邵华，马亮、邵汉元、时子周等，都被塞进市党部，市党部下的各基层组织也换上了他们的人。还有，如“江苏为马元放；浙江为张强、许绍棣、罗霞天、方青儒、郑异、叶溯中、胡健中；安徽为佘凌云、张德流、魏寿永；湖北为艾毓英、杨锦昱等；江西为王冠英、刘家树、李中襄；河北为陈访先、詹朝阳、胡梦华；山东为赵伟民等；河南为陈泮岭、王星舟、李敬斋与张廷休；陕西为宋志先等；甘肃为田昆山、凌子惟等；黑龙江为王宪章、王秉钧等；察哈尔为马亮、刘诚宣、郭育恺等；绥远为赵允义、陈国英等；宁夏为沈德仁；青海为燕化棠、方少云、李天民；南京为方治；上海为潘公展、童行白、陶百川、陆京士、吴开先；北平市为陈石泉、庞镜塘；青岛为李汉鸣等；汉口为李冀中、吴企云、单成仪等”。这样，全国各省市的国民党组织已被二陈兄弟所掌握。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此时的陈立夫与戴笠似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慨，但二人却在明争暗斗着。图为：戴笠经过两个月的悉心考查后，二陈便从这批人选中挑出一些思想反共而又忠于他们的国民党人，委派为党务指导员，将他们派往各地去执行“清党”任务。二陈对此十分重视，在这些党务指导员出发之前，都亲自召见，反复交待。他们要求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再进行认真考核，选择一批坚定的反共分子到各县市担任党务指导员，所有各地的党务整理和“清党”运动，统统由党务指导员负责进行。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组织进行整理，他们发誓要“将共党遗留作风一扫而空”。整理的第一步便是向各地派出党务指导员。他们找来张道藩、余井塘等人进行密谋，决定从反共人物中选拔党务指导员。为此，他们对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内一些极右派人物逐一进行考查，凡是积极反共的人都被挑选出来，作为党务指导员的人选。然后，让这些人参加中央组织部的各项工作和各种会议，使他们熟悉环境，并从中观察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工作能力。按二陈的要求，“必须具有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忠于领袖的真诚才行”，简言之，只要具备反对共产党，忠于蒋介石这两条就行了。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这些“清党”的方案提出后，陈果夫不遗余力，在会议的各种场合反复解释、说明，使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他们的提案。会议决定首先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开除撤销共产党员和所谓“附逆”共产党的谭平山等人的国民党籍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职务，选举蒋介石等36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取消农民、工人等五个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个部，并决定对各地的国民党党部进行整理，对党员重新登记。陈果夫由于在全会上的出色表现，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会议闭幕后，他又被任命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第三，关于整理党务的方法。陈果夫等提出：整理党务要经过四个阶段，即总登记、总考查、彻底训练、彻底改组各级党部。先由中央成立考查委员会，考查各地曾任省级及与省同级党部的委员；再由中央选派指导员组织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然后由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选派指导员组织各县市的党务指导委员会，分级考查各地的国民党员。凡经登记合格者为预备党员；凡经考查合格者为正式党员；凡经长期考查与训练合格者为基本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陈立夫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他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第二，关于组织。陈果夫等主张：“废除容共期内一切民众运动方式”；“严厉取缔农工间武装集团及潜伏暴动性之秘密结合”；“各地畸形农工集团一概取消”；“取消省党部以下一切畸形、残破的党部”；“省党部未正式成立时，由中央指定各省登记委员，专办全省党员登记，限期完成整理党籍工作”，“废止中央及各级之农民、工人、妇女、青年、商民等部，只设组织、宣传、训练三部，于必要时得设特种委员会辅助之”；“厉行监察委员会职权，监察委员会得指导中央及地方特种刑事法庭”。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第一，关于基本理论。陈果夫等攻击共产党的理论“为破坏，为阶级斗争，为反科学，为虚伪不择手段，为以民众为工具，为分裂三民主义为三个一民主义，为造成全民恐怖，为使中国产业由落后而至于绝灭，为遮断中国在国际间取得平等优裕之机会，为打破国民革命军的基本力量以培植爪牙”。因此要彻底清除，“一反其义”。他们提出国民党要树立自己的理论，即树立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三民主义”，为此，要“制定管理党报及党的一切刊物条例”，以利于宣传“三民主义”。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一切文稿都被改成国民党的官样文章，才能予以发表，对稍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则以“反动”罪名予以扼杀，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作品了。据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在1934年，仅华北就有110例拖延或完全扣压各种出版物的事件。压制报刊出版物导致的恶果是焚书，1934年遭焚的书约有149种之多。

如何“清党”，整理党务呢？陈果夫等的提案作了具体的布置。

更为严重的是，二陈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还指挥CC分子对进步文化人士进行摧残和迫害。如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陈立夫的亲信马绍武率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鲁迅曾在一封信中极其愤怒地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残暴程度，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

为什么要继续“清党”呢？陈果夫等认为：“清党时间倏逾半年，共产党之逆迹固以大暴国中，本党之精神亦日就淹没”，现在国民党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所持理论均沿用过去国共合作时的一套，“是昔者以共产党操纵国民党，今则以国民党继承共产党”，因此，“非将容共期中之理论与方法，一举清之不可”。继续“清党”就是要清除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