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网罗人才，控制教育 (第5/5页)

首先，他们将其亲信及CC分子大量安插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南京政府成立后，废止大学院制度，成立教育部，由蒋梦麟为部长。陈果夫即向蒋介石推荐CC派人物段锡朋担任了教育部次长，罗家伦为中央大学校长，刘季洪为河南大学校长，丁默村为上海江南学校副校长等。

二陈兄弟表面上搞得似乎很热闹，而实际上是一个架子。中央俱乐部开始成立时，就只有滞留上海的一些人，加上邻近上海的一些省区党部骨干，计不到40人，“以浙江、江苏、山东、山西、南京、上海等省市的党部执行委员张强、洪陆东、许绍棣、潘公展、苗培成、马元放、郑异（后以字行，名郑亦同）、萧铮、程天放等为主干……并拥护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为领导人，负指挥责任”。戴季陶和丁惟汾虽然被推为中央俱乐部领导人，但却很少参与其活动，其主要负责的实际上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二陈的领导下，其成员主要通过在一些刊物上写文章，反对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为蒋介石上台大造舆论，如陈果夫当时与戴季陶等人创办的《新生命杂志》，就是作为其宣传的阵地。

其次，二陈经常提出关于教育方面的议案、方法、建议，以扩大他们在教育方面的影响。1932年，在教育部没有任何职务的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留学生应重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重数理化，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一方案经国民党中央同意交教育部执行，矫正了当时文法科的滥设，促进了以后实科教育的发展。1933年，陈果夫又提出了《改革教育方案》，提出加强学生的道德教育，中小学设立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蔡孟坚，江西萍乡人，是陈立夫手下的一员干将。图为：陈立夫与蔡孟坚夫妇。从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因此，除道德教育外，还必须接受军事训练。还应加强对各校校长的控制，“教育部应每年召集各大学校长，咨询一切”，“省教育厅应每年召集各中等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教育局应每年召集小学教育之标准学校校长，训练半月”。同时，还要严格控制教职员，规定：“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谋进身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这一方案由于规定太严，受到教育界很多人反对而没获准实行。陈果夫并不死心，他不断发表文章，阐述他这些主张，并于1944年写成《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但还是不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不过，二陈毕竟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他们在教育界的影响。

青白团入团者需面向孙中山遗像宣誓，孰不知，他们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早已非孙三民主义之本意。时刻窥测南京动向的陈果夫与陈立夫见时机来到，便率滞留在上海的那帮拥蒋势力揭起了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旗帜，尽管陈果夫已被特别委员会推为农民部委员，但他表示决不就职，而将主要精力放在拥蒋上台方面。为了使他们反对南京方面的行动形成一股有纲领的政治力量，二陈经过多次策划后，于11月初成立了一个秘密组织，取名为“中央俱乐部”。因其英文缩写是CC（英文为Central Club），故该组织也简称为CC。中央俱乐部以反对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实际上是以拥蒋、反共、清党为主要职责。

再次，二陈指挥CC特务在学校积极推行党务教育。陈立夫认为，学校是传播思想的园地，一是肃清共产主义思想，一是宣传三民主义思想。在他们的建议下，学校建立了训育制度，中等以上的学校设训育主任、生活指导员、党义教育和公民教员，这些职务基本上由二陈委派CC特务充当，他们的任务是“时时与学生接近，藉以匡正其思想言论行动”，“随时调查学生平时所阅刊物及其所发表之言论”等。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的《修正中等学校训育主任公民教育工作大纲》中，更露骨地规定他们在“总理纪念周、各种纪念日及各种集会应因时制宜讲演总理遗教、革命史实、共匪罪恶、国难经过，并依照中央施政方针作时事报告”。二陈还生怕这些训育员不称职，他们自己干脆亲自出马到各校去发表演讲。陈立夫先后到全国一些著名大学宣讲他的《唯生论》，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演说后还向学生们发誓，说他一年之内要跑遍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要对10万学生讲话，以防止青年跟共产党走。

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宁、汉、沪的合流。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代表终于坐在了一起，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寓所举行谈话会，经过三天讨论，决定在国民党三大前先成立特别委员会，“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委员9人”。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后，正式在南京成立，决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之职权，改组国民政府”，“以前峙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辞职，声称“各为故里游，一了百了”，使得党务大权由西山会议派所掌握，谢持、居正、林森、张继、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委之一。军政大权则操于桂系之手。

除了到学校去演讲外，陈立夫还将一些学生找来，办专题讲座。他自己讲《唯生论》，还请来戴季陶讲《青年修德》，缪凤林讲《中国历代人物评论》等。

桂系白崇禧曾专门找到陈立夫，希望聘请陈担任他的顾问，陈立夫因蒋介石下台，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因此没答应白崇禧聘任，他想放弃一切政务，重去当矿业工程师。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蒋介石有朝一日能上台，因此，在机要科交接时，蒋介石的机密文件、密码及其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没有交出。然后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为了镇压学校中的革命运动，防止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陈立夫还建议在学校中“整顿学风”。教育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于1930年公布《整顿学风令》，声称：“近年以来，我国学生受共产党人及一切反动派之诱惑”，“妄分派系，驯至放僻邪侈，罔所不为”，提出“如再有受反动派之利用，仍若嚣张，恣行越轨者”，“惟有执法严绳，以治反动派者治之，决不稍事姑息”。法令一下，二陈便指挥CC特务，对学校师生进行监督盯梢、跟踪、绑架、逮捕、暗杀等暴行，使许多进步师生被捕被杀，上海大学、大陆大学、晓庄师范等学校被查封或勒令停办。

9月28日，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偕张群一道赴日本访问。还在下台之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在党务上，则抓住陈果夫，让他控制各地党务干部。在访日前夕，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蒋介石希望陈立夫一起去日本，但陈立夫以身体健康欠佳，极需休息，且不懂日语为由没有应允，蒋介石也不强求，只是向他们面授机宜，要求他们带动拥蒋势力大造声势，使南京陷于困境，并看准机会，实行反击。对此，二陈心领神会。在蒋介石出访日本后，他们更加紧了国内的拥蒋运动。

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控制，陈立夫还指使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奂、洪兰友等人组成所谓“学运领导小组”。这个小组指使各校的特务组织，专门收买落后学生，干破坏学运的勾当。当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中央大学等7个学院的学生准备响应北平学生运动。陈立夫知道后，十分着急，他急令“学运领导小组”想法制止。徐恩曾便以学运领导小组的名义，找来南京落后学生团体“三民主义大同盟”的负责人商议，并向他们发布命令，绝对不许学生冲入国民党政府和行政院，不许到日本使馆闹事，全市学生集会当天结束。

还在北伐战争时期，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了反对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便与曾养甫、陈肇英等一些浙江籍国民党员于1926年11月在广东成立了一个组织——浙江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以地域为纽带，以拥蒋反共为目的，很快得到发展。后来，陈果夫随蒋介石到南昌后，便与江西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头目段锡朋搞到一起，并使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核心组织。为了使这股右派势力迅速控制整个国民党，陈果夫经与蒋介石密谋后，便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将这个秘密组织成员委派为一些尚没克复的省市党部负责人，使这些地区一克复，便由他们的势力控制起来。但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北伐一度停止下来，于是，这些拿着空头任命的人一时好梦难成，只好从广州、武汉来到上海，寻找他们的主子，此时蒋介石与二陈都自身难保，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能惺惺惜惺惺而已。但他们在同病相怜之中，也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即要想求得一官半职，必须蒋介石再起。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从这些散兵游勇中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于是极力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拥蒋。这样，以二陈为中心，这股拥蒋的势力抱成了一团。

第二天，中央大学学生到礼堂开会时，早有准备的“同盟”分子已控制了会场，使会议不能达到预定的目的。下午4时，南京大、中学生1万多人到行政院请愿，并要蒋介石接见学生，而蒋介石却拒不接见，只派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出来应付，激起学生的愤怒，要冲进行政院找蒋。这时，“同盟”分子却鼓噪起来，要求举行游行示威，这就使冲行政院的要求得不到一致的响应。游行开始后，学生提出到日本使馆去示威，“同盟”分子也进行阻拦。这一次大规模的统一行动就这样被特务们破坏了。

此时的陈果夫与陈立夫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展拥蒋活动。他们上下串连，各方联系，逐渐聚集起一股强大的拥蒋势力。

周恩来总理具有超凡的气度、才华和人格魅力，融合中华民族种种智慧美德与共产党人的气质品格于一身，是举世公认的伟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少有的杰出人物。陈立夫对这次破坏学运的成功十分高兴，他特地请示了蒋介石，对特务们进行嘉奖。但他又认为，现在他们有国家机器，有宪兵、警察，而共产党却能发动学潮，他们要费很大气力才能平息，这是他们的失败。因此，他要求更加严密地监视学生，更加严厉地镇压一切学潮，提出在学生中大量发展国民党员，发展特务组织。

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北洋军阀孙传芳领残部偷袭京沪路龙潭一带，南京局势日渐紧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这时对南京方面采取不合作主义。当陈果夫陪蒋介石到奉化时，陈立夫退居上海。不久，陈果夫也来到上海。而南京方面因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吴倚沧病逝，电催陈果夫即到南京代理组织部部长职务。对此，陈果夫大耍滑头。他想，接受任命，对不起蒋介石，不接受任命，南京方面会任命其他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但却一直呆在上海，迟迟不赴南京上任，致使组织部长虽有名而无其实，部内工作处于混乱之中。

在陈立夫号令下，CC特务们在各地大中学校建立了大量特务组织，诱骗低年级学生加入特务组织，编辑各种反动报刊，如《华报》、《大学生言论》等，进行各种反动宣传，以造成强大的声势，清除共产党的影响。陈立夫认为，在这种强制高压下，就可以造成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天下，造成蒋陈势力的一统局面。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后来，全国民众抗日反蒋运动的蓬勃兴起，就是对二陈的一记响亮耳光。

对蒋介石的下野，二陈虽感十分惋惜，却也无可奈何。8月14日，蒋介石要离沪到老家奉化溪口，陈果夫与张群亲自护送返浙。在溪口，陈果夫陪蒋介石登武岭，游剡溪，徜徉于高耸的危崖和潆洄的流水之间，赏隔溪之绿竹，观岭上之苍松，似乎其乐无穷。实际上，他们的心思，不在山水之间，他们在积极筹划，准备蒋介石的重新上台。

二陈虽然以其CC势力控制了教育界大部分地盘，但他们还不满意。陈立夫一心想当教育部长，想控制整个教育界。1935年，他向蒋介石提出了大专院校进行肃整的建议，要求对一些受共产党影响的正直校长进行撤换，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1936年1月，蒋介石召开了全国大专院校校长、院长和学生代表会议。陈立夫在教育界没任何职务，本来不够资格参加会议，却也挤进大会。会议期间，他鼓动CC系校长、院长向蒋介石献策，提出种种压制学生运动的办法，并要求换上所谓“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长”。弦外之音，蒋介石已经听出了，这是要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没有当时答应。蒋介石对陈立夫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举动是满意的，也有意让陈立夫当教育部长，但他有自己的考虑，还要等待一定的时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分共。在蒋、汪联合镇压共产党后，宁汉两政府的合并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国民党各派展开了激烈斗争，蒋介石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各种矛盾旋涡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离宁赴沪，14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在一番“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的冠冕堂皇言辞下黯然下野。

陈立夫对蒋介石的沉默很不满，但也没有其他办法。陈果夫劝告弟弟沉住气，慢慢等待。二陈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时刻都窥伺着教育部长的宝座。只等时机一到，便要捷足先登。

赞成“清堂”运动

195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汉成立。蒋介石任团长。它的成立实际是在为蒋经国培植所需势力。图为：三青团成立时成员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