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整治江苏，国共合作 (第2/5页)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蒋介石将这样重大的使命交给他，说明他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来真有点受宠若惊；忧的是此去责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归来，想来又有点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还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听天由命了。陈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再次晋见蒋介石，在聆听了蒋的训示后，便打点行装，启程赴苏。

就在二陈兄弟翘首以盼周恩来或者中共其他高级领导人到南京来就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由王明指定的中共代表潘汉年于1936年六七月问从莫斯科回国，抵达香港。潘汉年到香港后，考虑到在香港与国民党代表会面不会引起其他方面注意，即写信给陈果夫，请他派人到香港接谈。陈果夫经与陈立夫商量，即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前往香港，会见了潘汉年。经过交谈后，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共识，然后，他们决定去见二陈兄弟，这样，潘汉年由张冲陪同，抵达南京。

为了使鲍陈密谈向前大进一步，为了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为了找到与中共接触的契机，12月，蒋介石决定派高级官员出访莫斯科。那么派谁到莫斯科去呢？蒋介石选定了陈立夫，将出访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力争缔结军事协定，并寻找机会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给了他。此时的陈立夫可谓官运亨通，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已高升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步入国民党高级中枢领导人之列，成为蒋介石左右不能离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蒋介石如此重托。

陈立夫早就看到过邓文仪从莫斯科写回的书面报告，他知道潘汉年是王明派回来主持国共谈判的，而且知道潘才华横溢，年轻有为，他极想见见这位共产党的才子，所以潘汉年到南京后，陈立夫便十分高兴地会见了他，并就国共双方合作抗日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交谈中，陈立夫再次重申了他以前提出的四项条件，他说这是国民党关于合作的基本意见，希望共产党能拿出自己的具体办法，以便双方进行讨论。同时，陈立夫希望周恩来能到南京来，举行国共两党的高级谈判，尽快达成协议。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0月下旬在国内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这是蒋介石为争取中苏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态。

潘汉年由于刚刚回国，对于以前国共之间的秘密接触还不甚了解，对于国共合作的具体办法他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于是，潘汉年在与陈立夫会面后，即离开南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1935年10月18日，由陈立夫陪同，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对有关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希望中苏两国尽快改善关系，希望尽快同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他还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蒋介石的保证使鲍格莫洛夫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同时，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这位苏联大使。因此，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点头同意，接受了鲍大使的建议，心中也开始考虑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中共中央在听取潘汉年的汇报后，即派潘作为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于1936年9月从陕北来到上海，他携带了毛泽东致国民党一些中枢领导人，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的信函以及中共中央拟定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陈立夫不时将会谈情况详细报告蒋介石，苏联的消极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也不想在中苏会谈中表现得太主动，便指示陈立夫继续与鲍格莫洛夫进行这马拉松式的会谈。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继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来陈立夫商量对策，陈立夫提出应该加快对苏交涉的步伐，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出苏联这张牌。蒋介石点头表示赞许，并决定自己亲自出面。

毛泽东在致蔡元培的信中称陈果夫为“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并要蔡元培代以致讯，“率尔进言”。周恩来给陈果夫与陈立夫的信全文如下：

由于中苏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就使得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的秘密会谈虽进行了很多次，却总是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双方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陈立夫曾经向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军事协定，但鲍格莫洛夫却认为这个协定只是对中国有利，苏联所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万一协定公开，将会使苏联陷于很危险的境地，因此不肯与中国订立协定，这种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还是没有多大进展。

果夫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即参与了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早期会谈。这种讨论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笼统地透露了一些当年会谈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虽然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还互不信任，各存戒备之心，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陈立夫和鲍洛莫洛夫的会谈。陈立夫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莫斯科之所以愿意与南京亲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国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这样，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答应日军通过内蒙古直达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正从西线窥测苏联，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日两线入侵的威胁。因此，陈立夫在会谈中，既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又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而鲍格莫洛夫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对苏联不会提供多少军事帮助。中苏改善关系，结成友好联盟，至多只是有助于防御日德的联合进攻而已，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愿意中苏友了，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与不太积极的态度。

立夫两先生：

1934年年底，陈果夫与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并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当时，陈果夫还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务繁忙，脱身不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陈立夫一人担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对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是赞成的。他以前就认为，对共产党不能完全靠武力的办法去消灭，应以招安的办法和软化的办法使之就范。现在大敌当前，用大军“围剿”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在国际上，他认为中国与苏联接壤，应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共同战线，就可以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陈立夫也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同苏联接触，在相互接触中改善关系。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果夫先生如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中苏关系的逐步进展，使蒋介石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同中共接触的途径，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颂时祉！

1935年初，蒋介石委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间，颜惠庆与苏联领导人及各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加深了了解。4月，蒋介石派复兴社骨干邓文仪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并给他交代了争取苏联军事合作的任务。邓文仪赴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两次与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有关“中俄合作，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意见。

周恩来

1934年，蒋介石派他的幕僚，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欧洲活动。临行前，蒋介石当面向他交代，要他“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到达苏联后，曾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莫尼雅科夫会晤，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会谈后，蒋廷黻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接报告后十分高兴，“复电甚表嘉许”。以后，蒋介石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以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

九月一号

1932年一二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人的建议，派颜惠庆到日内瓦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特维若夫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中苏邦交。

中共领导人的来信洋溢着爱国热情，字里行间充满了殷殷希望，这些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来说，是有所感触的。二陈看信后，也不能不为中国共产党深明大义，坦诚合作的磊落胸怀所感动。陈立夫专门指示曾养甫研究周恩来信函，并提出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者香港会谈，因南京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同时，陈立夫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照理，在这种基础上，国共两党的合作应该是很快可以形成了。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呢？因为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还有与中国北邻的苏联，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联合苏联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并极力表示与苏联的友好。

但在这关键时候，国内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深深地影响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态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到华北事变前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日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难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便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继续将大量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和红军，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日整军备战，并在国际上与苏联亲近。

9月中旬，李宗仁、白崇禧等发表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于9月17日与蒋介石在广州会晤，各派融入一堂，握手言和，至此，两广事变宣告平息。同时，在国际上，英美等国对日态度也较以前有所强硬，英国还答应给国民党贷以巨款。另外，日本方面也似有缓和之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企图乘此时机，一举实现国民党的一统天下。他估计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最多不过3万人，只要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飞机，即可在二三个月内，将红军大部歼灭在陕北，他扬言：“共匪与军阀之势力，已不足为中国之患，且也闽变数平，两广就范，中国统一之局已达于垂成之域矣。”既然如此，那早先开始的国共两党之间的秘密接触，蒋介石当然认为是多此一举了，他即令二陈提高谈判条件或是尽快结束这种谈判。此后，二陈虽然与共产党还保持联络，但只是为了在政治上留有回旋的余地而已。

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

针对国民党方面这种敷衍态度，9月22日，周恩来直接致书蒋介石，严正指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同时警告说：“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但蒋介石自恃形势对他有利，仍执迷不悟，对国共两党的合作采取消极态度。

陈果夫自主政江苏后，再也没有当过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苏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仅有一次，因而也特别值得他深深地留恋。后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苏政回忆》、《苏政四年之回忆》、《我在江苏的业余兴趣生活》等，来回味这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翁文灏，一书生。在派系斗争中，被推出来当上“宰相”，可战时的“宰相”无自己的势力又怎能立足？翁不过一过渡者而已。11月10日，陈立夫在上海沧州饭店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融洽的气氛没有了，本来就很少笑容的陈立夫又摆出了那副阴冷的面孔，完全是以政府官员的姿态君临的。谈话一开始，潘汉年说明了中共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该协定指出：

陈果夫不是不愿做省主席，而是不愿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他知道蒋介石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时刻在防范他，在限制他的势力，他不愿就此干休，他要赖在中央，决不到省里去。另外，他从在江苏省四年地方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得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当这种傀儡。

（一）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想让陈果夫到省里任职。1946年，蒋介石召见陈果夫，告诉他，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想让他去接替黄，到家乡去当省主席，为家乡人谋些利益。陈果夫当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他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前年之任组织部长，身体即无好的希望。”蒋介石见陈果夫受命中央职务时，总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当省主席，则总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而加以拒绝，不由一时火起，冲着陈果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见蒋翻了脸，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气一并发出，板着脸，反问蒋介石：“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的无话可答，双方不欢而散。这是几十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

（二）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蒋介石有自己的考虑，他不任命陈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职务，还是想把他放到省里去。1938年8月，蒋介石内定陈果夫为甘肃省主席，想让他到大西北去。对此安排，陈果夫满腹牢骚，考虑再三后，他即回电蒋介石，婉言予以拒绝。他说，现在抗战军兴，“以不主张此时更动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统一，及考虑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为主旨”。蒋介石接电后，认为也有道理，便放弃此议，但将陈果夫挤出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断，此后，蒋介石又有几次想让陈果夫去当省主席，陈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三）必要步骤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2.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3.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的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4.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5.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6.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

陈果夫离职后，并没有担任中央要职，暂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因为蒋介石对陈果夫已经有所防范，怕他在中央久了，会形成威胁其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原来让他到江苏当省主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那时陈果夫还没意识到，他在江苏四年后，开始有些醒悟，认为在地方久了，有碍CC派势力的发展。这次辞职后，希望重返中央，担任要职，但蒋介石只让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长，心中老大不高兴，又无可奈何，整天郁郁不展。

（四）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周恩来总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陈果夫主政江苏四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在整肃吏治、革新民风、倡导科学、鼓励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离任后，曾十分得意地说：“我们这些党人，不像老官僚一样，而是真正替江苏做了事的”，他还说；“自问在此四年中，各项事业虽不无些许成就，仍说不上有多大成绩。但地方政治风气，却因此不无转变，树立了‘廉洁’、‘切实’、‘服务’的政治风气。”这里陈果夫所说的实在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苏期间，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转变社会风气、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各级官僚贪污腐化现象依然在，赌博、娼妓等不但没有杜绝，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么运动或者一纸什么法令所能根除的。

（五）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车离开了危城扬州，离开了战火硝烟的江苏省，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期离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家人汇合，再乘轮船到达战时首都武汉。不久，武汉危急，他又迁往长沙，最后到达重庆，远离战争前线，“隔江犹唱后庭花”去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这个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陈立夫本人也觉得无可挑剔，但他早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不可能以中共提出的这个协定草案作为基础进行谈判，而是按蒋介石的旨意，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他装出一副十分坦诚的模样说：“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陈立夫的意图十分明显，他把共产党“联蒋抗日”的举动看作是软弱可欺的表现，试图以合作为借口，解除中共的政权与军队，然后迫使共产党就范，达到“招安”的目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8月上海抗战再起，战事沿京沪铁路逐渐向西扩展，各地秩序，日渐混乱，到处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苏省召开政府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数主张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陈果夫则主张撤往苏北，他说：“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苏省主席，不能不顾苏北，且是导淮副委员长，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职亦无悔。个人已不计，惟求如何可以帮助军队从事长期抵抗耳。”大家见陈果夫如此慷慨陈言，也就不好反对了，一致同意先迁往扬州。但实际上，陈果夫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留在苏北，支持军队抗战，他在一面提出省府迁往苏北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蒋介石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准其辞职。11月26日，江苏省政府迁往扬州。27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的命令下达，陈果夫卸任省主席。

陈立夫凌人的盛气与苛刻的条件，显然是中国共产党所不能接受的，潘汉年当即严正指出：“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你这些条件当然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提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潘汉年的话一针见血，揭开了问题的实质，陈立夫一时十分尴尬，他见不能压服潘汉年，急忙转了话题，口气也缓和下来，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可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潘汉年一口回绝，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陈立夫狡猾地一笑，说：“请潘先生暂不要报告我刚才说的那些条件，我想周恩来应该会来的。”潘汉年十分肯定地回答：“如不把贵党的条件报告，暂时停战的条件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的。”这样，陈立夫与潘汉年的谈判便在僵局中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