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整治江苏，国共合作 (第5/5页)

二陈被不轻不重地批评一通，心中自然是不舒服的，以致几十年后，陈立夫依然耿耿于怀，说“宋美龄毕竟是个女人……她的丈夫处在危险中。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完全没有个人考虑。蒋夫人没有参加会议，但是每个人都同情她。谁不知道政府的强硬危及蒋先生的安全，但是，有谁希望拿蒋先生的生命孤注一掷呢？没有。”但陈立夫当时是不敢这样说的，他必须慎重对待一切，尽量去迎合蒋介石的心理，去协助蒋解决面临的难题，以减少蒋介石对他们兄弟的不满。

大水不为我害，大水不为我害。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即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致电大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要求国民党“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的伟大前程”。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和态度，多少对陈果夫与陈立夫是有触动的，再加上他们想到西安事变的教训，所以在三中全会上，二陈的顽固反共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站在国民党民主派一边，与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陈立夫主持大会党务组的讨论中，没有再出现反共的言论，在其通过的《推进各省边区党务方法》中，也没有出现“共匪”、“反共”、“清共”、“剿共”等字样。

导淮入海，要将西水导入东海中。

在多数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中央的提议，提出对外决不签订任何损害主权的协定，如果主权蒙受损失超过忍耐限度，则决然出兵抗战；对内用商榷的途径而不用武力解决国内政治分歧等等。这就为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打开了大门。面对三中全会出现的这种合作抗日的气氛，陈果夫与陈立夫也受到了鼓舞，他们对恢复已经停止了的国共两党之间的谈判又有了新的信心。

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

要抗战，必须团结一致

我无能力，我为水用。

五届三中全会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出现了柳暗花明的局面。国民党“使一切形式的国内战争基本上是停止了；对民主方面表示相当的扩大，决定修改选举法，承认在某种条件下开放言论和释放政治犯”，并且主张和共产党进行谈判。为了使以前国共间的秘密接触得到进一步发展，仍然由陈立夫主持两党的谈判。陈立夫虽然思想较以前有所进步，希望国共合作尽快形成，但蒋介石却不肯根本放弃中共必须解除武装、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的方针，陈立夫也不敢在此问题上有太大的松动。

我有能力，水为我用；

1937年2月至3月中旬，国共两党在西安举行谈判。这次谈判是蒋介石在西安时就约定的，原订地点是南京，由于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中共中央为安全考虑，没有让周恩来去南京，而要求改在西安进行谈判。

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蒋介石在西安谈判中没有让陈立夫出面，而是派出军方人物顾祝同作为国民党方面代表，后来又增加了军统方面人物贺衷寒。由于顾、贺执行蒋介石的指令，坚持对共产党实行收编，致使谈判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这些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顾、贺可以解决得了的。”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建议让张冲参加，因为共产党对张冲印象较好，毛泽东曾在给潘汉年的电报中就表示欢迎“张君（张冲）到西安与恩来会商”，如派张冲参加，至少可以改善谈判气氛。蒋介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增派张冲为谈判代表，但在张冲离南京赴西安时，蒋介石向他交待了几条不可松动的原则：第一，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才能公开；第二，特区恐怕中央的法令不能相容；第三，红军可以改编成三个师九个团。张冲到西安后，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严守蒋介石指令，不敢越雷池一步，除在一些不涉及原则的问题上有所让步外，整个谈判也无多大进展。于是，周恩来向顾祝同表示，希望与蒋介石直接谈判。顾祝同等只好赞同，这样西安谈判结束。

视察完毕后，淮阴等6县联合举行欢迎会。陈果夫在会上发表即兴演说，强调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明有志竞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并希望各地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完成导准工程所有建设任务，彻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灾、涝灾、旱灾再出现于江淮大地。当晚，陈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便起床来，写下了一道导淮入海歌：

由于蒋介石在实质性问题上寸步不让，后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的谈判也没有取得大的成果。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个导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对此，陈果夫充满成功的喜悦。5月初，他不顾身体衰弱，在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视察。他们兴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时，中山河已经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远方，两岸是雄伟的长堤，一望无际。看到这一切，陈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个小时仍不感觉累。看完中山河后，他又饶有兴致地登上直升飞机，察看了整个导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从飞机上看到这一带与前几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畴平整、河网如带、树木葱郁、房舍俨然。这一切都令陈果夫高兴万分，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将会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将会对他侧目而视。想到这里，他差点笑出声来。

对于这种蜗牛似的谈判，陈立夫心中有些着急，但他也不好过多说话。自从西安事变以后，蒋陈之间的关系总像渗入了点什么，不如原来那么自然了，蒋介石虽说也还重用二陈，将主持国共谈判的重任依旧委托于他们兄弟俩，但已不是像以前全权相托了。蒋介石以照顾各方为借口，一方面将军统方面的人拉进来，插手谈判，对陈立夫给予制约；另一方面，自己干脆直接过问，把陈立夫撇在一边。这种态势，使陈立夫开始明白，蒋介石已不像原来那样信任他了，他如日中天的地位开始面临西斜的趋势，想到这里，他不免自怨自艾。但事已至此，他还得强打精神，尽力为蒋介石效劳，或许会有新的转机。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征调民工参加建设，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农闲时间，大批农民被征调来做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雄伟壮观。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都卷入这无休无止的征调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农民具体情况，只要是劳动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险全无、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车、独轮车、挑畚，人力戽水车等，再加生活艰苦，无医少药，因此，工地上死伤事件时常发生。就连陈果夫自己也说：“其辛苦劳瘁，非身经其事者听可得知。”但陈果夫不顾人民死活，强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劳动效率，不管安全保险，这就闹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整个导淮工地上，洒满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泪。

1937年5月，蒋介石为了加强与共产党谈判的力量，同时牵制陈立夫，又找来军统四大巨头之一的康泽，命他参加国共两党的谈判。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见康泽时明确吩咐：“你以后就参加国共谈判，现在周恩来他们已经到南京来了，你和立夫先生，张淮南（张冲）一道去和他们谈。”从蒋介石的谈话中，康泽已经明白蒋要他参加国共谈判的用意了，但他却不敢公开对陈立夫表示轻慢，因为在蒋介石指定参加谈判的3人中，张冲也是陈立夫的人，而陈立夫与蒋介石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依然是国民党内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所以康泽庐山听命后，即与张冲商议如何行动，张冲也有意夸大陈立夫在与共产党谈判中的作用，他对康泽说：“这个谈判，我和立夫先生一道参加很久了。”他还介绍了陈立夫主持国共秘密接触的大概经过，并建议：“这件事，只有立夫先生才知道得更清楚，我们一道去南京和立夫先生谈谈如何？”显然，张冲还是希望参加国共谈判的几位国民党代表能统一在陈立夫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毛泽东总是一脸的从容，一副领袖的气质。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开工典礼，陈果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典礼，他亲自拿起铁锹，破土奠基。这一工程是开挖一条长176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250米的一条运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将从这条河疏导人海。

康泽无奈，便将汉口禁烟缉私处（当时康泽任该处主任）的事务作了交待后，即与张冲启程到南京，与陈立夫见面。陈立夫见蒋介石又安排了军统方面的人参加国共谈判，心中老大不舒服，但又不好表示出来，便在康泽面前摆出一副领导者的姿态，他先要康泽谈了自己对国共谈判的一些构思，然后，便提出了一些指示性的意见。他冷着脸，郑重而严肃地向康泽与张冲交待：“第一，关于边区辖境问题，委员长说过，多划一两县，少划一两县没有多大关系；第二，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不给它隶属于行政院，要它隶属于陕西省政府，不然，他们就要直接找行政院的麻烦；第三，关于边区主任的人选问题，他们要求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择一任命；第四，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就是要他们开名单来，等他们开来后，我们借口向全国调查，可以任意拖时间；第五，关于办报问题，这不能准他们。”陈立夫对康泽的这段指示中，基本原则没超过蒋介石所限定范围，但也有一些表示他自己的态度，如关于边区主任人选问题，他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相反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共产党所提方案的一种默许。关于边区隶属问题，他只是怕找麻烦，才提出隶属陕西省。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他没有完全拒绝。关于办报的问题。陈立夫坚持不准，但后来他得知国民党宣传部长邵力子已经允许共产党办《新华日报》后，便不再说什么了。应该说，陈立夫表现了比蒋介石稍微灵活一些的态度。

正当导淮入江的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陈果夫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对他的导淮工程无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虑到对导淮有好处，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陈果夫主持苏政后，即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让江苏省主动承担了导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兴建里下河通海各港水闸，将淮阴、邵伯间所有的护岸改为块石修建等。特别是承担了导淮人海的工程，本来这一工程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另外，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批准了陈果夫的请求，决定发行公债2000万元，用于导淮入海工程，这一工程由江苏省具体承担。

对于陈立夫的意见，康泽显然不能完全接受，他知道，有些并不是蒋介石的本意，于是他很快找到蒋介石，汇报了陈立夫对谈判的意见，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康泽认为，从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人中选择一人去任边区主任是不相宜的，他说：“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忠诚，但很感情用事，恐怕不能担当此任。于右任经不得一拍，共产党对他好了，他就会跟着共产党走的。至于宋子文，好像更感情用事。所以这三个人跟共产党打交道，都只会受共产党影响。”这一说，蒋介石也好像突然醒悟，连连说：“他们三个人都不相宜。”但派谁去相宜呢？蒋介石一时还难以定夺，康泽便趁机向蒋推荐了丁惟汾，蒋介石因找不到更适当的人选，便同意派丁惟汾到边区去担任主任。

待这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闸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康怿推荐丁惟汾明显是针对陈立夫的，其一，对陈立夫在此问题上暧昧的态度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其二，丁惟汾是陈立夫的对头，早先时候，国民党内由丁惟汾主掌党务，丁大权独握，蒋介石也敬他三分，一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之说，后来却被二陈所取代，丁家党变成了陈家党，所以丁惟汾一直对二陈心怀不满。现在提出丁惟汾，是想让陈立夫不好下台。开始，陈立夫听说由丁惟汾出任边区主任，心中十分恼火，但知道蒋介石已同意后，便装聋作哑，不再说话了，心中不免暗暗忌恨康泽，认为这是军统方面故意给自己作难。后来，国共两党在谈判时，国民党所推荐的丁淮汾被中国共产党所拒绝，陈立夫心中暗自高兴，便顺水推舟，指示张冲等人不要再坚持派丁惟汾。这样，边区主任人选之事便不了了之。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经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工程完工后，陈果夫有意邀请马歇尔及庚款会董事们前来参观，他们参观后，都对工程质量表示满意。陈果夫即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向董事们提出第二项工程费用，董事们当场拍板拨款。于是，这笔钱很快投入邵伯、淮阴、刘老闸三大船闸的建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二陈都主张抗战，陈立夫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如未丧失其自信心，必能抗拒任何危难，保持其民族之独立自由。”陈果夫在卢沟桥事变后，提醒当局，注意上海的防卫，说：“海陆争攻，不可不防也”，并亲赴江苏各县，“促速组织民众，为国防准备”。要抗战，必须动员全国人力物力，必须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因此，二陈都希望国共两党能尽快实现合作，以利中国的抗日战争。

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该会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会会长马歇尔，他见陈果夫急着要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不能拖些时日吗？”陈果夫说：“导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现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马歇尔说：“你们钱都没有准备好，就做起来，太冒险了。”陈果夫正色说：“钱在你们庚款会很多，我不怕没钱，只希望你们赶快通过我们的提案。不然我们的工程停顿，那将是你们的责任。”马歇尔不敢再拖延，于是，庚款会很快开会研究，通过了提案，并如数拨了款子。

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以极大的诚意加速完成与国民党的谈判。9月，中共代表博古从延安来到南京，与原在南京的叶剑英一起，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判期间，陈立夫一直没有露面，主要是由康泽、张冲直接参加。但陈立夫要求每次谈判前，一定要见他，由他指示谈判意见，谈判后，也要向他报告情况。实际上，整个谈判，国民党方面一直由陈立夫所主持。在有些方面，陈立夫表现了他的顽固性，始终坚持接纳共产党，而不是对等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在三民主义的指导下活动。但在有些方面也表现了其灵活性，作了某些让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紧张的谈判后，陈立夫不得不指示康泽、张冲等国民党代表同意中共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并在宣言稿上签字，蒋介石也同意发表这个“宣言”。

1932年7月，陈果夫正式就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导淮具体工作。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内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征用、整理等处理全权。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为此，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入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这就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在谈判取得基本成功后，仍然还遗留着一些有关两党合作的重要问题，如合作形式、共同纲领及改革政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巩固两党合作，推动全民抗战，均具有很重大的意义。继续通过谈判，解决这些问题，就十分迫切和必要了。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人海各路河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9月以后，日军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中国军队连连失利，上海、南京失守，国民政府移到武汉，这时，中共以周恩来、博古为代表，继续与国民党谈判，以解决遗留问题，国民党方面，陈立夫仍是谈判的主持者，他继续为改善两党关系而努力。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在谈判中，周恩来等提出，为使已经形成的两党合作关系更加巩固，应该成立两党关系委员会，作为合作的领导机构。还提出应决定共同纲领，扩大国防参政会为民意机关等建议。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职于导淮委员会后，陈果夫对治理淮河关注起来，他阅读了许多有关淮河历史与现状、地理与水文方面的书籍，并时常向沈百先请教有关治淮工程的问题。有时，沈百先遇有重大问题要报告蒋介石，便请陈果夫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政策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没学过工程技术。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为期45天的和平谈判。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通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图为：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很难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他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从小就对水利发生兴趣，多年来这个兴趣一直没有减弱，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还常闪现在他脑际，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负，造福于淮水两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对这些建议，陈立夫都表现了比较积极的态度，他将中共的建议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并说明自己的意见，以取得蒋的同意。在蒋陈意见趋向一致后，陈立夫便建议蒋直接与周恩来等中共代表面谈。在陈立夫的帮助下，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直接会见了蒋介石，当王明向蒋介石说明中共关于建立合作的领导机构等主张时，蒋介石当即答复：“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见好转”，并说他想的也不过如此，对中共建议表示同意。谈到日本侵略时，他认为“外敌不足虑，他愈前进困难愈多，军事虽失利，并不足虑，只要内部团结，胜利定有把握”，同时告诉周恩来、王明等，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并可与之商量一切。在蒋介石的首肯下，作为国共合作的领导机构，两党关系委员会很快成立了，陈立夫由于对两党关系所作的开拓性的工作，也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参加委员会。

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果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

蒋介石的故乡奉化溪口，景色秀丽，风光怡人。关于共同纲领，周恩来、王明亲自会见陈立夫，希望尽快讨论拟定，陈立夫也表示要加快速度，并在有些方面进行了讨论，双方“谈话尚接近”，陈立夫也“承认两党关系须调整，规定共同纲领，努力实现”。经几次交谈后，陈立夫准备将双方所达共识的东西整理成文，报蒋介石批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再逐步完善。但后来，蒋介石却坚持要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这种无理要求即遭共产党拒绝，这就使两党关于合作形式及共同纲领的谈判不了了之。而已经建立起来的两党关系委员会，也因为没有什么实际活动，渐渐不取自消。二陈对国共合作也逐渐冷淡下来，陈果夫甚至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党之策略，极为恶毒，拟仍用十三年至十五年之方法，以消灭本党”。并不再关心两党合作的发展与巩固。

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和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4人死于非命。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样，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就最终形成了一种“没有成文纲领，只是遇事协商”，道义承诺比重颇大的“东方式”的合作。但不管怎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达成了，这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这并非蒋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实际上，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俩在国家和民族处于被外敌侵略的危急关头，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努力使国共两党在十年内战后重新携手，“相逢一笑泯恩仇”，他们做了一件有益的工作，也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更是他们人生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页。

导淮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