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整治江苏，国共合作 (第4/5页)

参加12月12日会议之后，回到家里，当晚无论如何不能入眠，我不断问自己：我能做什么？

其次，规定各级官员的婚丧喜庆应有限度，送礼的规格也应有限度。陈果夫认为，婚丧喜庆请客送礼，本来是中国社会一种重情谊、互助合作的好习尚，但越出范围，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送礼，足以造成贪污行为。1934年春，陈果夫主持制定了《婚丧喜庆送礼办法》，规定每一份礼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为限，对其他如宴会筵席的送礼规格，也加以限定，并不准借做阴寿为名，收受礼品。为了让大家都记住这些规定，陈果夫指令省府印制了“送礼办法”的宣传品，规定凡送礼时必附一纸，以为宣传。为了带动各级官员廉洁奉公，陈果夫也带头不接受别人的礼品。有时地方的县长、专员到省里报告工作或办事，带些土特产来，陈果夫不但不收，还加以训斥，他说，到省里来最好的礼物是工作成绩报告。

经过反复考虑，陈立夫认为，在进行武力讨伐的同时，还可利用自己正和共产党谈判的有利条件，敦请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协调，以保证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陈立夫回忆说：

首先，陈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并在每个月发放奖金，使他们的经济收入高于一般人员，即使一般的县佐治人员也能养活8口之家。他认为，“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俸禄提高后，贪污现象将会减少。

第二天早晨，我请潘汉年到我家来，要求他致电共产国际，分析西安形势。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他应该电陈意见，帮助决定政策。我建议他指出，如果蒋先生出了什么事，其结果将是灾难的。中国将失去抗日的领导人。日本由于企图征服我们，必然发动侵华战争，其后，目标将转向苏联。其结果不仅关系中国的存亡，也将关系苏联。我还建议他报告，人们一致反对张学良，支持蒋先生。他同意并且起草了电报，我们将它译成密码发出去了。此前，为了和共产国际通讯，他将密码转交给了我们。

在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陈果夫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认为，光靠惩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陈立夫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分析应该大体还是正确的，但他的动机则是为了共产党出面调解，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然后调动大军进行讨伐，迫使张学良、杨虎城就范，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到了第三天，他要求潘汉年再次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指令中共领导人，设法保证蒋介石的安全，最好是释放蒋介石。陈立夫的活动收到了效果，据他说：

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克己奉公，廉洁自持，陈果夫开展了惩治贪污的行动。为了表示他对贪污行为依法办理、毫不容情的决心，一下子处理了三名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二名现任县长职期间，大肆贪污钱财，中饱私囊。查出后，陈果夫即令撤职法办，并勒令退还贪污款项，有一名现任县长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事发后，找到陈果夫三叔陈其采，希望从中通融，陈其采为此专门写信说情，陈果夫考虑再三后，还是将这名贪污县长依法严办了。还有一名是10年前当过县长的，在任期间贪污款项10万多元，一直没有过问，他自以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不会有什么事了，便特来应县长甄审，想再度出任县长，结果被审出10年前的贪污事实，陈果夫即将此人扣留，并严加惩处。

第二天，接到了来自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称：收到潘的两份电报，他对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共产国际赞同他的观点，并已按建议致电周恩来。

在用人时，陈果夫不限制籍贯与私人关系。他初到江苏时，常听到人将江苏分为江南与江北，他颇不高兴，加以申斥，他说：“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苏做事，从不想他是江苏，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于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来，而我就被同乡观念所限，用不着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认为限于用同乡、同学、或亲族之类，都是自己把自己的范围缩小的一种表现。”当时，江苏省的县长中有22省的籍贯，东北人用的较多。当然，在一些关键部门中，陈果夫仍然用他的同乡、同学、亲族，特别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超脱和清廉。

陈立夫在与潘汉年会谈后，对蒋介石在西安的安全问题，心中似乎踏实了许多。有了这些许宽慰，他认为下一步将是迅速出兵讨伐西安了，因此，陈立夫与陈果夫积极活动，促使何应钦尽快向西安方面进剿。在一片讨伐的气氛中，何应钦即调派大军开赴潼关，做好进攻西安的部署，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

为了选择好各级官吏，陈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凡属任命官员，都得经过甄审委员会严格审查，不但看他的学历、文凭、谈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详细调查他过去的经历及其政绩，过去做事有无功过，何以会有此功过等。考查后，如果各委员都赞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省主席决定，官吏任职后，必须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经常对其工作进行检查，每隔一段时期，便召开会议，对有政绩的官员进行表扬与奖励，对没有政绩甚至有过错的官员进行训斥和处罚。奖优罚劣，功过分明，这一办法收到一定效果。

正当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的主张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宋美龄于13日回到了南京。她主张营救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宋美龄的主张得到了宋子文、孔祥熙等的坚决支持，于是该派很快压倒主战派，占居上风。何应钦虽然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不许她管国家的事，但在蒋氏裙带派强大势力下，他也无可奈何。这样，南京当局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宋子文、蒋鼎文及与蒋介石、张学良均有密切关系的英籍澳大利亚人端纳等，往返于南京、西安之间，以使事变和平解决。宋美龄则亲赴西安，参与处理事变。

首先是选择各级官吏，陈果夫十分严格和谨慎。对各厅厅长，他要求的条件是：干自己主管之事有专门研究和实际经验；有责任心、有创造力；对于省主席有相当信仰，能够接受他的指挥。特别是最后一条，陈果夫十分强调。对各县县长，陈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务的能力，有把一个县办好的志愿和抱负；对省方的命令和计划要切实执行。不管是厅长也好，还是县长也好，陈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对自己信仰，听他的话，做他的忠实臣仆，这样，他在江苏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苏便可以成为他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

白崇禧，蒋介石的又一个幕僚。图为：白崇禧与蒋氏夫妇。宋美龄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影响了国民党中两派激烈对峙的态势，二陈兄弟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态度。原来，他们之所以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是出于以下动机：第一，他们认为以前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大多是军事行动起决定性作用，现在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更应该诉诸武力。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张、杨放回蒋介石，否则，即使蒋被放回，也难以再统帅三军。第二，他们认为西安事变是受共产党所影响，他们的特务机关就报告，张、杨会见过周恩来。陈果夫认为：“张之脑中已有共党人之矣。”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当陈立夫找来中共代表潘汉年，希望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居中调解时，陈果夫竟逼潘汉年承认共产党捅手西安事变，由“曾养甫与陈立夫两人，与他面谈，潘不承认”。从反共的立场出发，他们便主张武力讨伐。现在看到宋美龄等蒋宋裙带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占了上风。再加，中国共产党已通过潘汉年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向他们兄弟做了许多工作，因此，陈果夫与陈立夫不得不考虑转变态度。

为国共合作共举杯，畅言美好未来。陈果夫主政江苏后，第一个重大举动便是革新吏治。他认为大凡担负某方面责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须注意的是怎样能够得到切实合作的帮手。治理一个地方，负主要责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帮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个省当省主席，主要的帮手便是主管各厅的厅长、省府委员、省府秘书长及各县的县长。其次便是各厅的局、处长及县以下的佐治人员。而现实中国的官场虽经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礼，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欺上瞒下、不求政绩、不思进取等现象相当严重。陈果夫在国民党内干了多年，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他觉得，不对吏治进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成绩，甚至会站不住脚跟，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苏期间，对政治来一番刷新。

12月20日，又是星期日，也是总理纪念周，陈果夫再次向中央政治学校学生讲西安事变。他说：

不久，江苏省党政官员举行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3分钟后，不过1分钟便唱静默完毕。陈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当年军人的威严，命司仪立正，重唱静默3分钟，他看着表，到确确实实立了3分钟才终止。静默后，陈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题发挥，向全体官员训话，将上次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的“切实”两个字再次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零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陈果夫的这一下马威确实很见成效，众人都低下头，屏住声息，听他训话，自此以后，省府党政官员在陈果夫面前都不敢马虎从事了。

校长虽然没有出险，但肯定张学良不敢加害他。我们担心的是，事变开始后，关于校长的下落没有消息，因为这样，张学良、杨虎城可借口说已被乱兵杀害。现在既有了下落，谅他们不敢公开危害。

10月12日，陈果夫率省府各委员在镇江正式就任。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出4点意见。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第二，对前任卓有成效的规程，一定萧规曹随，决不轻易变更；第三，做事必须科学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对于“切实”两个字，陈果夫特别重复了几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很显然，陈果夫是要给那些不欢迎他的人一个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

这与前一星期大骂逆贼，要平叛、镇压相比，明显已经变了口气。后来，他再次致电龙云，也委婉谈到：

但江苏人并不欢迎陈果夫主掌苏政，因为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党魁、CC派首领，由他当省主席，将会给江苏带来灾难。因此，社会各界便联络起来，发了一个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电，用意十分明显，不欢迎陈果夫。这对兴致勃勃前来赴任的陈果夫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

至委座安全问题，俟前往之美顾问端纳回京询明真相后，再熟商营救办法。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当了多年的京官，现在一下子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此时还很高兴。其一，他认为“省主席是独当一面的职务，中国一省，其幅员每等于欧洲一国乃至数国，故省主席的职务相当繁重”。其二，江苏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担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率领10多万水利大军进行导淮工程，而导淮工地主要在江苏，担任江苏省主席，将会给他的导淮工程带来诸多方便。所以，陈果夫倒是十分乐意到江苏省任职。

虽然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还是希望以武力讨伐张、杨的。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这期间，二陈对CC特务组织的活动作了进一步安排：

新官上任

（1）急电西北区和河南特务室迅速派员潜入西安进行侦查。

有人在前方冲锋陷阵，有人却在暗地出卖战友。图为：1929年元旦阅兵典礼。

（2）指示南京邮件和电报检查所所长张志鹏和叶定严密检查邮件（特别是电报），即时具报。

陈果夫上述有关水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

（3）责成所属南京区区长钱永健、周光亚加强侦查戒备，并与宪兵司令部配合，防止坏人乘机造谣扰乱治安。

第三，水利兵工化。陈果夫认为水利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常需众多人力物力，因此，除临时征调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队伍，他建议可以实行水利兵工化，将现有的军队拿出10万人改编成水利工兵，“每师增置技监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团增置技士1人，每营增置技佐1人。均各叙以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相等之军职，协同指挥”。认为照此办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设，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较快地完成一些艰巨的水利任务。

（4）指使所属密电研究室主任马懋文、陈文彬对于各派系（指桂、阎锡山、龙云、刘湘等系）加强侦查，可了解他们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和行动。

第二，治水必须上、下游兼治。陈果夫反对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见，他说：“我在最初担任导淮工作时，就反对那种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见，后来我经过湘西、黔东及四川各地，又做过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后，更觉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对于治水的一个主张。水与旱相反而实相成，上游患旱，就因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积蓄起来，则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会成灾，双方都有利益。”

（5）与军事机关密切配合。

第一，治水必须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陈果夫认为，治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程，不能为治水而治水，必须使水利能综合利用，即治水后，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涝，而且要达到航运、发电、灌溉、水土保持等综合利用的目的。他说：“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每一河道应有详密计划，务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尽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库及发电厂，利用水之冲击力，使水力电源，能协助工矿业之开发。如何兴建灌溉渠道及水闸等，利用水之渗透力，促进农田之生产。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载力，使航运畅通，以协助交通之发达。……自夏禹以来，中国治水，均以排洪水为能事，今则洪水泛滥，不应看得太重，而着重利用水之三种能力，以建国家，若三者同时建设，则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强调：“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

虽然二陈作了很多加强特务政治和恐怖活动的准备，以配合国民党大军武力讨伐西安，但事态并没有按二陈所想象的方面发展。由于各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西安事变正确引导，终于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达到了逼蒋抗日的目的。

陈果夫在主持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治水的经验，他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2月26日，蒋介石由张学良陪同，回到南京。陈果夫、陈立夫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官员都到场迎接蒋的归来。陈立夫作为蒋的亲信，被允许跟随到达蒋介石的住所。蒋介石由于背伤还没痊愈，一进屋便躺在了床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陈立夫即向蒋问起西安事变的情况，他最关心的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因为此刻，他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正紧张地进行。因此他迫不及待地问：“周恩来态度如何？”蒋介石半闭着眼，缓缓地说：“不坏！不坏！”陈立夫听后，眉头开始舒展，心中似乎感到了一丝宽慰。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事上的败退，整个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陷于停顿。在此情况下，导淮委员会便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避免在导淮委员会服务的专业水利人才逃离星散，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然保存导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为了保证这些人有事做，将四川省内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工程、乌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这样，导淮委员会在实施这些工程中，保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建设人才。

但陈立夫对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并没有变，即把武力解决放在第一位。他当即向蒋介石建议：中央军各部继续全线西进，一举消灭共产党。此时，陈立夫正主持与共产党谈判的事宜，为什么会如此坚决地主张向共产党武力进攻呢？因为他自以为形势对国民党是有利的。一方面，他在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过程中，探得了苏联对华政策及基本态度，他认为，此时，国民党如果进攻中共，苏联将不会反对。另一方面，当时中央军已借武力讨伐张、杨之名大量集结，且已进入潼关，这在西安事变以前是决不可能的。因此，是消灭共产党的绝对机会。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说：“共产党是虚弱的，不真诚的，您必须走在前面，命令何应钦全线西进，向延安李宗仁，作为军人，无论在何处，多的总是英武之气。进军，碾碎共产党人。”

治淮的初步成功，对陈果夫的确是很大的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达到彻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后开工的工程有：兴建周门活动坝、兴建刘涧浅水坝、兴建中运河涵洞、开挖里运河浅段、疏浚皖淮浅段等，但后来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相继停工，所有运到工地的钢料，水泥，涵管、石块等，均损失殆尽。

听了陈立夫的建议，蒋介石半晌没有说话，他闭上眼睛，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实际上他是否定了陈立夫的建议。对此，陈立夫后来颇为遗憾，他认为蒋介石太慈善了，由于被周恩来所感动，就以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地抗日，所以就不采纳他的意见。实际上，陈立夫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历史的发展并不决定于个别人良心或愿望，蒋介石之所以不再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继续围攻共产党，主要决定于当时国内外的形势。

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陈立夫的建议没有为蒋介石采纳，而且，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是对他们讨伐方案的否定，这使二陈十分难堪。为了讨蒋介石的欢喜，也为了给自己讨回一点面子，他们广造舆论，说什么西安事变的解决是“领袖诚意感召，迫使张、杨回心转意的结果”，是所谓“人心一致之胜利，中央政府处置得法及地方政府维持治安之胜利”。刚开始，蒋介石倒没说什么，但过了不长时间，蒋介石便与宋美龄、陈布雷合作《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并以宋美龄的名义发表，文中把戴季陶、何应钦等包括陈果夫、陈立夫在内的主战派好好地挖苦了一顿：

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

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颇觉得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毫无考量余地，认为其不容诿卸之责任，余更不能意断其为健全之行政。军事上或有此步骤之必要，委员长亦或悬盼此步骤之实现，然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是非得失，将付诸异日之公论。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