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生命线 (第2/5页)

当黛比送我回家时，母亲正穿着画画时的工作服。

距离我跟黛比出去玩还有几天时间，这段时间里，我谨慎地不敢穿那件毛衫。衣服换了主人，仿佛是我夺走了母亲的东西，一些原本属于她的好运转移到了我的身上。

“还没有。”她答道，“但将来会有的。我在外面走着，‘啪’的一声，他就会出现在我眼前了！”

几天后，我看见母亲坐在卧室的地上，往地毯上掷三枚硬币，她的身旁有一本书、一支笔、一张纸，她这是在占卜。她坐在房间的角落里，没开灯。时间还是白天，但她的卧室有些昏暗。她身子前倾，手肘拄着双膝，手支着额头。一缕缕头发垂下，遮住她的脸颊，也遮住了耳朵。

“你有丈夫吗？”我问道。

“怎么了？”我问道。

黛比为我戴上项链。

“我的20岁再也没有了。”她答道。

“你的手小，试试能不能解开。”她说道，“要是能解开，就送给你了。”我坐在她的床上，仔细拆解细细的项链，最后终于把每一个结都解开了。

说罢，她再次把硬币掷下，看了看，拿笔在纸上草草记下卦象，笔迹像昆虫腿一样细。接着，她拿起一本小书查阅卦象。

黛比的梳妆台抽屉里，有一个秘密隔间，一个抽屉里的抽屉。“爸妈都不知道。”她俯下身，贴着我的耳朵悄声说道。小抽屉里有个首饰盒，首饰盒里有根项链。项链很细，打了结。

“但你的确拥有过20岁啊。”我劝道。

“优惠券，”她答道，“去商店时用它，就能少花点钱。”她把优惠券分类，放在一个塑料盒里。

“你现在过得很好，”她说道，“能常常跟黛比出去玩。可我连个陪的人都没有。”

我问她在剪什么。

“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啊。”我建议道。但我知道她想要的并非如此。

下一周，黛比带我去她家。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门洛帕克的霍巴特街（Hobart Street）。她的母亲一头金发，体形圆胖，皮肤像羊皮纸似的。她穿着围裙，坐在早餐桌旁，从彩色报纸上剪下方形的纸片。剪子移动处，发出悦耳的嚓嚓声。

“我想要自己的朋友，自己的生活。”说罢，她再次掷下硬币。我们母女俩好像永远不能同时快乐，她的悲伤也传染了我。她渴望的东西——丰富多彩的生活、乐趣、仙人掌果等——对我而言却都是危险的。我的快乐是从她的库存中取出来的，而那是我们共享的、存量不多的东西。如果她有，我就没有；如果我有，她就没有。仿佛这个世界的快乐有限，不足以让我们母女俩同时享有。

然而，画画、整理衣物、照料笼里的小白鼠……一切正常的事情都有风险，就像风暴中的小舟。你不敢转移注意力，因为它随时会翻。

“你有朋友啊。”我劝道。

“去玩吧，”她对我说道，“宝贝，我很好，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她一听，哭了起来。“我没有男人——没有丈夫，没有男朋友，没有恋人。什么都没有。”

“以后再去提款机吧，”我说道，“求你了。”但在出城之前，她还是在一个提款机前停下车。提款机里没有吐出钱来，而是吐出了一张纸条。她抓起纸条，走了几步，在人行道中央停下，看了看纸条的内容，顿时萎靡不振。她开车带我回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叫我保持安静，然后躲进屋里，当天再也没出来。

卧室里的空气不太新鲜。“我爱你啊，我陪着你啊。”我继续劝道。

有一天，母亲心情不错，说要带我去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但首先她要去提款机取点钱。在博物馆里，我们穿过画廊，我懒洋洋地躺在长椅上玩，有时还倒立。而她看着画，有时也向我悄声讲解画家的情况。展厅里有克拉斯·欧登伯格<a id="jzyy_1_64" href="#jz_1_64">⁽²⁾</a>的傻不拉叽的雕塑。博物馆的出口处有一个小餐馆，结束后我们可以在那里吃一点儿零食和点心。

“我什么都试了，可都没有用。”她自顾自地继续哭诉，似乎根本没听到我说话。“以前，我的手又漂亮又有劲。”她哭得很伤心，上下唇间黏了唾液，吐字不清。“你知道法耶在圣诞节给我买了什么礼物吗？”法耶是她的继母。我把吉姆和法耶当成外祖父、外祖母，因为我只见过弗吉尼亚寥寥数次。

自从跟那个树枝艺术家分手之后，母亲不愿多干点工作，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财物。她做的饭总是糙米、豆腐、青菜，我们俩都不爱吃。从早到晚，她长时间地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熄了灯研究《周易》与占卜。我很害怕，因为这种幽暗显示出我们家的怪异，以及作息的反常。

“她给我买了个电熨斗。”母亲抱怨道，“你知道她给琳达买了什么吗？”琳达是母亲的妹妹，长得很漂亮，就是前文提到的得到一套画具的那位。琳达姨妈现在管理着数家超级剪连锁理发店，正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位物理学家交往。他留着胡子，家里有热水浴缸。

“这才是该有的样子。”母亲在看过一部鲸鱼的纪录片后如此说道。鲸鱼生下来就会游泳，不需要尿布，不用学步，不需要操心。

“一个香槟桶！”母亲自己答道。

我每周都盼着跟她出去玩，并为此提前准备出门的衣服。我认真挑选，将其单独放好，以保证在约好的日子里它们是干净的。我喜爱黛比，就像小女孩偶尔会喜爱母亲之外的女人一样。跟她在一起时，我是最快乐的。黛比那轻快的口吻，看待生活的独特视角，手镯轻叩的声音，造型各异、五彩缤纷的穿着打扮，都跟我母亲平淡消沉的样子截然不同。

我知道，母亲其实对礼物的实用性并无怨言。那个电熨斗及配套的熨衣板，我们用了很多年，琳达姨妈后来也解释说，法耶给她买的不是香槟桶，而是盛冰块用的冰桶，并且那是她点名要的。电熨斗也是母亲点名要的，但其象征意义与“礼物”二字不太着边。我想让她跟外祖母说，让外祖母纠正错误，收回电熨斗，再给她买她想要的东西。

一年之前，黛比生活在意大利，寄居在亚得里亚海岸边的一户人家中。她原想就那样过一辈子，但她妈妈坐飞机过去，把她押了回来。现在，她迈出艰难的一步，在美国开始新的生活。当时我对此并不知情，只知道她是如此无忧无虑，与我印象中严肃沉重的成年人截然不同，就像高架桥一样快乐而自由。

母亲站起身来，走出卧室，从客厅里抓起一把剪刀，走到衣橱前，一个个拨弄着衣架，把各种各样的裙子取下来，丢在地上，堆成一堆。

“该死，”最后她说道，“我一定是错过匝道了。有时候他们会关闭高架桥，下次我带你上去。”

“别这样。”我劝道。

“要是能找到就好了，”她说道，“附近应该有匝道。”我们俩开始寻找匝道，但我根本不知道匝道长什么样子。

“别管我。我没有衣服可穿了，什么都没有。”说着，她拿起一件灰色的旧衬衫，用剪子剪开一角，用力一扯，将其撕烂，露出一条镶边。

她开车带我去梅西百货、林科纳达泳池、动物园、她家，我们行驶过皇家大道、厄拉米达·德·拉斯·普尔戈斯路、280高速公路。路上，她说要上高架桥，还说高架桥就在我们头顶，远离地面，在半空中。

“这是领口，太难看了。我讨厌这些衣服。”她啜泣着说道，继而咆哮了一声。接着，她拿起一件T恤，在下摆剪开一个口子，双手一扯，将其撕成两片，愤怒地吼叫着。

等我长大了，也要喷发胶，我心想。

以前，她生气时也会拿衣服撒气。有时是剪领口，有时是把衬衫的下摆和袖子剪短，过后就再也不穿了。再后来，她就会把这些衣服扔掉，使原本就不多的衣服所剩无几。她心情好的时候也会修改衣服，那些衣服的寿命就长了一些。尽管如此，她似乎总不满意，总要把衣服修改一下再穿。

“喷发胶了。”她解释道。

就在那段时间，父亲为自己举办了一个奢侈的30岁生日宴会。他邀请了母亲，她也打算参加，还邀请黛比一起去。可随着日子临近，母亲犹豫了，她买不起新衣服。她觉得穿旧衣服过去，在衣着华丽的宾客中间太过丢人，于是在最后关头推掉了邀约。黛比原本打算在宴会上觅得佳婿，却一下被放了“鸽子”。当时，我对宴会的事并不知情，只知道母亲情绪消极，注意力大都放在衣橱上，还因青春不再而暗自神伤。

她开的是一辆手动挡的福特嘉年华。她洋溢着愉悦，情绪高涨，仿佛身上笼罩着一层光环，无忧无虑，我要随她去享受快乐了。她身上有种朦胧的香味，是香橙花的味道，沁人心脾。她留着短发，做过头发，头发的颜色和造型仿佛是四周倾泻的浪花。我摸了一下，却是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