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布拉德的预言 (第3/5页)

“吉尔，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这些谎言，是否连我自己都有些相信了？这些谎言，在经过毫厘不差的不断重复后，是否已经听起来像真话一样了？

我以头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了2000年的美网赛，我是夺冠热门，但在比赛前夕，我和吉尔坐在洛厄尔酒店里，并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反而感觉极为糟糕。现在应该是快乐的时刻。我可以赢，我可以震惊世界，而且我不在乎。

但是这一次，这些谎言听起来以及感觉起来却很不同。它们悬浮在空气中，有着苦涩的余味。当采访结束时，我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还未达到罪恶感那种程度，应该是遗憾，一种错失机会的感觉。我思忖着如果我对他、也对自己坦诚相待，事情又会怎样，罗斯会做些或说些什么，我们在那一小时中得到的乐趣又可能会多多少？

于是，我尝试着这样做。我去了华盛顿，但我表现得就像以往我不能集中精神时那样。在与克雷特加比赛时，我因为愤怒摔坏了三把球拍，并在两盘沉闷的比赛后落败。

这种不安感伴随了我好几天。当采访开始在电视上播放时，不安感变得更为强烈了。我暗暗发誓，总有一天我会直视一位地位、名望和罗斯相仿的主持人的眼睛，并对他说出完全未加粉饰的真话。

“去吧，”她说，“打比赛，做你的工作。”

在2001年的法网公开赛期间，我的包厢里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人——施特芬妮怀孕已经四个月了。而我那未出世的孩子使我的脚步轻盈得如十几岁的少年。在第四轮中，我与斯奎拉里对决。我们之间的“故事”可谓说来话长。当我们走上球场时，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缘分”似乎比法英之间的历史渊源还要深厚。斯奎拉里的出现直接把我的思绪带回了1999年的法网——我职业生涯中最艰苦的比赛之一。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如果两年前的那天他击败了我，我不知道我是否还会出现在这里，我不知道施特芬妮是否会在这里——因此我们未出世的孩子也不会在这里。

母亲不同意我这样做。

在这些想法的鼓舞下，我志在必得。随着比赛的推进，我的精力越来越充沛，注意力越来越集中。我全神贯注，完全不被外物所扰。一位不守规矩的球迷冲我喊了一些污秽的话，我只是一笑了之；我重重地摔了一跤，扭伤并擦破了膝盖，我只是耸耸肩，对此毫不介怀——什么都阻止不了我，更不用说斯奎拉里了。渐渐地，我甚至将他也抛至脑后了，我感觉自己仿佛独自一人身处此地——这种感觉比以往都要强烈。

施特芬妮和我飞回了家。我需要休息，但坏消息接踵而至——我的姐姐塔米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几天后，相同的噩运也落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放弃了到悉尼参加奥运会的资格，想尽可能陪伴在家人身旁。我需要停赛一年，至少要到明年一月份。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法国的塞巴斯蒂安·格罗斯让。我以6:1轻而易举地赢得了第一盘。然后格罗斯让似乎挖掘到了一座隐秘的必胜信念的宝库。现在我们的自信旗鼓相当，但是他的击球却略胜一筹。他破发成功，以2:0领先。然后他再度破发成功，就像我赢得第一盘那样轻松地赢得了第二盘。

我无法在比赛剩下的时间中成功破发。他一发成功率高达74%，而他正是凭借出色的一发成功进军决赛，获得了与皮特争夺冠军的资格。我想在施特芬妮的注视下和皮特一争高下，但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一年前，我在这里，也是在半决赛中击败了拉夫特，那时他第一次感到了肩部的剧痛。现在他归来了，肩伤痊愈了，并且在半决赛中战胜了我。我喜欢拉夫特，我喜欢那种对称性。我无法与这种天衣无缝的故事情节抗争。

在第三盘一开始他就破发成功，他放出一记漂亮的高球，从而赢得了这一局。然后他保住了他的发球局，并再次破了我的发球局。我完蛋了。

我发出了球，他干脆利落地进行了回击，我击球落网。

在第四盘中，我本来有机会破他的发球局，但我未能成功利用。我打出了一记无力的、与我的水平不相称的反手球。当我看着它朝边线飞去时，我知道我没有机会了。现在是他的发球制胜局。我紧紧地握住球拍，然后我正手击球落网。现在是赛点，他最后以一记 Ace 球斩杀了我。

破发点。

赛后，记者问我是否是因为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到来而无法集中精力。我听过也给出过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比赛的失利作辩解，但我绝对不会想出这样蹩脚的理由。“我不知道克林顿要来这里，”我对他们说，“我心里想着其他事，另一位看不见的观众。”

和往常一样，我在伦敦除了我的签位表什么也没有看到。戴上“眼罩”，我一路杀入了半决赛，这次我的对手是拉夫特。此刻的他已经取得了漂亮的职业战绩——两届美网冠军，前世界第一。尽管现在他们说他还在肩部手术后的恢复期，但他不断地发出 Ace 球，而我只能望分兴叹。当他不发 Ace 球时，他会在发球后“翩翩起舞”，绝不让任何东西从他身边飞过。我试图吊高球。很多次，当球离开球拍时，我觉得我打出了一记无法回击的球，但他总是能够及时还击。我们鏖战了3个半小时，绝对是一场高质量的比赛。现在是第五盘的第六局，至为关键的一局。我试图在二发时加进一些制胜的因素，但却以双发失误告终。

我以训练的名义把施特芬妮带到了吉尔的健身房。她面露喜色，因为她知道我们来的真实意图。

我们一起去了2000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看着施特芬妮游览伦敦，我享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她说，她终于可以真正看看这座美丽的城市了，因为过去在压力和伤痛的雾霾中，她看不清楚它。网球运动员是所有运动员中旅行最多的一群，但比赛的紧张和艰苦使我们无暇欣赏美景。现在施特芬妮可以肆意欣赏了，她的足迹几乎遍及伦敦的每一个角落。她探查所有的商店和公园，还去了一家有名的薄煎饼店，事实上，她一直都想尝尝那里的煎饼。这家店供应的煎饼多达150种，而她几乎把所有种类都品尝了一遍，再也不用担忧在球场上时会脚步沉重了。

吉尔问施特芬妮感觉好不好，要不要喝些什么，要不要坐下来。他把她领到了一个训练区，她跨上了一架女鞍。她审视着吉尔沿着一面墙建造的那个架子，上面摆放着我在各项大满贯赛事中获得的奖杯，其中包括我在《老友记》后的狂怒中摔碎的那些奖杯的替换品。

其他的时间里，施特芬妮知道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她只是侧着头，轻轻触摸我的脸颊，我知道她已经理解了，那就足够了。那正是我所需要的。

我随意拨弄着一根绷紧的细绳，然后说：“那么……呃……吉尔，听着，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儿子起好名字了。”

随后的几天，我们一直在谈论思考和感觉。她说不去思考只是第一步，因为即使你不去思考，你也仍然不能决定是否能感觉。你不能试图去做，你必须得让自己真的感觉到。

“呀，是什么？”

她说这些话时，就像是我父亲话语的甜蜜、温柔版。我以前并非没有听过这种说法，但只有施特芬妮说的时候，这些话才真正进入了我的内心。

“杰登。”

赛后，我对她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精神有时顷刻间就瓦解了。她根据自己的经历向我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停止思考，”她说，“感觉才是重要的。用心去感觉。”

“我喜欢那个名字，”吉尔笑着说，并且不断地点头，“我觉得很好，我喜欢。”

我抬头看看我的包厢。施特芬妮低下了头，她从来没有见过我输得这么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