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月光寻路 (第3/5页)

我头一次去现场那天，摄制组正在拍这场母子离别。街上阳光灿烂，棚内却在拍着夜景。一踏进摄影棚我先听到不同语言的说话声，然后眼睛才适应过来。副导演在调动群众演员的位置，摄影助理和场工在铺轨道、装摇臂，灯光组在架灯，导演贝托鲁奇坐在摄影机后排练机器运动的节奏，摄影师斯托拉罗在对讲机里轻声指挥着灯光的微调，服装造型师艾奇逊在调整“溥仪母亲”的领口。一片既熟悉又全新的混乱，令我心旷神怡。

皇帝的大婚是我在电影里头一次出现，当我在屏幕上看到婉容戴着盖头从婚轿上下来时，我几乎可以伸手去够到那早已逝去了的青春。我忍不住想，我身上没有任何一个细胞跟那时的我是一样的，我们还能算同一个人吗？记得那天我很早到了故宫，去化妆车之前副导演说，导演请你先去一下他那里。贝托鲁奇站在他的房车外，看着紫色的黎明中故宫的剪影。后来听副导演说，在故宫拍戏的每一天，贝托鲁奇都是第一个到现场。我说，早！他们说你找我？他说，我只是想见到我的皇后，这两天忙，我没有见到你。认真看了我一会儿之后，他满意了，说，今天你很美，我期待今天很久了。我突然觉得感激，早上我还在镜前担心自己会令人失望。接着导演随便问起我的婚礼，我说我没办过，他微笑着说，那今天就是为你办的，它会让你永生难忘。

火车头轰隆轰隆进站，战犯在一股白烟里拥下车来，这里几乎没有色彩，只有光影；溥仪在洗手间镜前割腕自杀，鲜红的血流淌到水池里，影片第一次出现了色彩；红色大门打开，穿着盔甲的朝廷卫士威武地骑在马背上，身后跟着举灯的、抬轿的人马；正襟等待的女人听到门外的动静，回头，一个熟睡的孩子被叫醒，他哭喊妈妈，扑进女人的怀抱；横移镜头跟着手抱孩子的母亲穿过长廊，前景骑在马背上的朝廷士兵滑过，她转身朝镜头走来，再次转身，她逐渐被前景士兵的身影遮挡住，士兵突然跪下，母亲已经走到轿子前停下……

服装设计师艾奇逊为这场婚礼兴奋不已，他围着我前后左右地转，微调每一个细节，还亲自为我戴上每边三串珍珠的耳环。我们的每一件服装都无比精致考究，连内衣都是最好的真丝和手绣的花边；婉容离开故宫以后的西式连衣裙是英国皇室的裁缝做的。艾奇逊每天都在现场，盯着他的演员——他视我们为他的演员。到中国后，他会说这样更和谐，或者这样不够和谐。记得尊龙戏中的一顶瓜皮帽，他重做了三次，为了弧度跟脸型更和谐。这样才华、理想、激情并茂的设计师越来越罕见，能够遇上真的是一个演员极大的幸福。

写到这里我突然感到一股冲动，起身去翻找出《末代皇帝》的碟片，拉起窗帘重温一遍。

在故宫拍完外景部分的几天后，我们转到摄影棚内拍洞房。到现场后贝托鲁奇跟我说，观众第一次看到你，是一张模糊不清的黑白小照，接着从溥仪和庄士敦的对话里听到溥仪嫌你老套，然后又在隆重的婚礼上瞥到一眼你的侧影。现在你说的话让溥仪感到惊讶和好奇，这时候观众才终于从正面看到你。我为你铺垫了这样诱人的期待，你来拥有这个时刻吧。

奥斯卡奖之后，我只见过贝托鲁奇一次。我在英国拍的《特警判官》在伦敦首映，我跟其他演员一起上台和观众见面。下来后，看到他向我走过来，还是那双会笑的眼睛。我已经多年没有跟他联系，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出现。他说他正好在伦敦，听说我在，所以过来了。从《末代皇帝》到我们在伦敦见面期间，贝托鲁奇导演了《遮蔽的天空》和《小活佛》，无论从票房、评论到荣誉都远不如《末代皇帝》，在同一段时间里，我演了《壮士血》《惊爆轰天雷》《龟滩沥血》《双峰》《天与地》《诱僧》《金门桥》《红玫瑰与白玫瑰》《绝地战将》《黑色追杀令》《狂野边缘》，其中有一些我连角色的名字都早已忘记，也有几部是值得我骄傲的作品，但它们都无法跟《末代皇帝》相提并论。贝托鲁奇望着我说，岁月很善待你，你还是美丽的。我说，我十分喜欢《遮蔽的天空》。然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轨迹在紫禁城里交错的时刻，是他的导演生涯和我的演艺生涯中光芒最盛的一刻，我们在余晖的笼罩下，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想起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台词“我们永远拥有巴黎那段时光（We’ ll always have Paris）。”——我们永远拥有紫禁城里的那些晨曦和暮色。

排练时，我在十五岁的“溥仪”（吴涛）脸上印唇印，贝托鲁奇在镜头里看唇印的位置，然后过来指着吴涛的额头、颧骨说，还有这里、还有这里。吴涛被弄得很不好意思。开机后，我开始吻他的面颊，一小口一小口地覆盖他的整张脸，他也开始吻我的面颊，慢慢地我们找到互相的嘴唇；几只隐形人的手伸进画面，小心翼翼地为我们宽衣解带，一层又一层……拍完一条后，导演对“隐形人”说，请把婉容的领口多拉开一点，我想多看见一点里层的内衣。再拍一条的时候，我的内衣被拉开，我继续亲吻，直到溥仪被脱他靴子的手惊到时，我才低头看见，我的一个乳房已经完全暴露在镜头前。导演喊停以后，我跟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说，我不允许你们用这一条。贝托鲁奇听了十分生气，他说，我本来也没有一定要用这一条，但是你没有权利允许或者不允许。我固执地说，请你们白纸黑字写下来，然后签字，不然我无法继续拍摄。贝托鲁奇说，你在侮辱我。说罢他不再理我，转身离开了现场。其实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那么吝啬，也信任贝托鲁奇的审美观，但是我正因为电影《大班》被有些人和媒体攻击，人们认为我演的美美在洋人面前“犯贱”是卖国行为。我对贝托鲁奇强硬的态度，完全是出于对此类谩骂的恐惧。托马斯宣布提前放午餐，我们到一间办公室交谈后，他为我写下了承诺书。

在颁奖仪式上，《末代皇帝》的主旋律响起九次，每次听到我们的心情就跟音乐一样澎湃起来。通常得奖人上台总是有一连串的人名要感谢，但是在得到“最佳导演奖”后，贝托鲁奇的感言里只感谢了中国人民、他的皇帝尊龙和皇后陈冲。他的感言里还有一句话，也是奥斯卡奖台上绝无仅有的。他说，如果人们称纽约为大苹果的话，今晚好莱坞对我就是大乳头。所有人都很惊讶，我却特别欣赏其中的诗意和幽默。记者问他，你这句感言什么意思？他笑了，说，今晚我畅饮了好莱坞的奶，懂了吗？他就是这样一个连奥斯卡感言都不落俗套的人。

不知是否有人看见过那条 NG 了的样片，或许它根本就没有被洗印出来？红色的洞房里，十七岁的婉容和十五岁的溥仪坐在婚床上，他们蜻蜓点水地吻着，吻着，婉容的唇膏染红了鼻尖，溥仪渐渐陷入痴迷，几只戴着精致护甲套的手，不知从哪里伸过来，指指点点，解开他们的扣子，脱去他们的袍子，一双手不小心把溥仪惊醒，他俩同时看见了婉容那只裸露的乳房，溥仪想起梦萦的奶妈，一股怀旧的渴望袭上心头，婉容把衣服拉上跟他说，我们做现代夫妻吧，今晚不行云雨之事……或许这条会更感人？贝托鲁奇说过，拍摄现场永远要开着一扇“门”，你不知道谁或者什么会意外地出现，这就是电影的生命，现场的许多选择来自下意识或本能的表达，只有到了剪辑间，你才会明白自己在讲的是个什么故事。那天，我武断地关上了他的这扇门，至今遗憾。那条记录我一个独特经历的胶片去了哪里？也许它还存放在某个仓库，也许它跟所有 NG了的胶片一起，都去了另一个维度，在那个半透明、没有时间的地方，我们在无数条没有被选择的旅途上体验着想象之外的景色和激情。

贝托鲁奇是帕尔马人，那里诞生过最伟大的歌剧音乐家威尔第，贝托鲁奇曾经在一篇采访里说过，《末代皇帝》对他就像一出古老的意大利歌剧，我和尊龙是他的男女高音。这部电影具有歌剧传统的时空提炼，歌剧传统的情感升华，它比起“现实”更像童话或者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