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 (第3/5页)

我的导演处女作在美国上映反响非常好，业界权威性的 Variety（《综艺杂志》）选我为最有前途的十位新导演之一，经纪人认为我导演美国电影的时机到了。

记得女儿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在北加州的海边度假。天空布满了乌云，灰色的海浪拍打着黑色的礁石，干枯了的马尾草在风中颤动，奇形怪状的树林间白雾缭绕。我站在树林里望着大海，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是在失恋后最伤感的时候，带我来的朋友说，希区柯克导演的《群鸟》就是在这一带拍的。大女儿问，我们在这里干什么？我说看风景。她说，我们是小孩，你怎么能指望我们欣赏风景呢？我诧异地看着她，半天答不上来。她简直一针见血，没有沧桑很难被美丽所感动。

一九九九年六月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制片人 Gary Lucchesi 和 Amy Robinson 看完我导演的电影，对我十分欣赏，并有兴趣请我来导演他们下一部电影《纽约的秋天》，理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将是片中的男女主角。

房间的电话铃响起，是摄制组通知我到酒店餐厅做核酸检测。我一出门正好跟导演撞个满怀，他兴奋地说，陈冲！我想知道你的一切！我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导演是个伊朗裔美国人，高高的个子，一头浓密的大波浪，黑发里夹着几缕白发，我至今只看到过他照片里的脸，因为每次见面他都戴着口罩。他显得很有精神，疫情正好让他休息了一下。我冲他笑了笑说，Zal，你好啊。他继续热情地说，你必须告诉我，你是全组我最想了解的人！《纽约的秋天》？理察·基尔，薇诺娜·瑞德？我大吃一惊，二十多年前的事，他怎么突然提起？要不是在写那段时光，我自己都好久没想到它了。我问，你得空谷歌了我一下呀？他说，你太厉害了，今天开会我问组里的人，我们中间谁导演了一部九千多万美元票房的电影？没人说得出来，哈哈。我不好意思起来，说，这是一部挺糟糕的电影。他问，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了片刻说，机会到达的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他说，不管，有足够的人喜欢电影才赚了那么多钱。赚了钱制片公司一定都拥来找你吧？

如果我在“九·一一”之后拍《纽约的秋天》，它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否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生命的本质有更真诚和深厚的表达？在曼哈顿拍戏的日日夜夜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开始思考那段经历，面对一年前无力面对的失败。

我们边聊边下楼梯到了餐厅。这部剧的演员特别多，除了我这个中国人以外，还有印度人、伊朗人、黑人、白人、残疾人和各种性别认同的特别的人，大家见到导演都拥上去跟他打招呼。导演回头跟我说，我们一定要找时间聊你的故事！

同样是九月的纽约，同样是爱与失去、生与死，我两年前拍出来的《纽约的秋天》显得那么多愁善感、苍白无力，甚至矫情、做作。

当年的确也有不少人看好我的前景，甚至是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芝加哥论坛报》的评论写道：“如果陈冲能为如此可预测的故事情节注入活力，那么她很有可能在好莱坞拥有漫长而成功的职业生涯。”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因被滥用而陷入平庸的字，又变得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只有面对如此的失去，我们才又一次被提醒，一切转瞬即逝，唯有爱跟地心引力一样永恒地主宰着一切。它是死者紧闭的眼帘后最后的亮光，是生者一辈子无穷的救赎。

其实《纽约的秋天》一杀青，投资方之一“湖畔娱乐公司”的老板汤姆·罗森伯格，就给我送来一只名贵的手表和一个剧本，邀请我导演他买下的法国犯罪悬疑片《公寓》的美国版。

亲爱的，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有点担心。我终于把你找回来了，真不想再失去你。你是我的一切。你拥有我整个身心和生命。我真的很爱你。

在纽约的拍摄过程中，我跟“湖畔娱乐公司”的几位制片人经常有矛盾，气氛从头至尾都很紧张，很难想象再次跟他们合作。我跟罗森伯格说，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孩子们，我非常爱他们，真抱歉我的宝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三个人，他们劫持了飞机，正在转弯，我听说另外一架飞机飞进了世贸中心。我多想再次看到你的脸，宝贝，我爱你，再见。

记得《纽约的秋天》开拍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不被信任，现场来了“米高梅”和“湖畔”派来的五位制片人，他们的监视器屏幕比我用的那台要大一倍，每拍完一个镜头他们会问，为什么这样拍不那样拍？为什么不多拍几个景别？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角度？我觉得他们侵犯了我的“领土主权”，视他们的质疑为敌对行为，马上采取抵抗，从此否定他们提出的一切建议，跟他们变得势不两立起来。每天开工，我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那样，竖着脖颈的羽毛等着跟他们五个人拼个死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