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 (第4/5页)

朱尔斯，这是布莱恩。听着，我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上。如果不顺利的话——看来很不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爱你，我希望你做好事，去享受美好时光。对我的父母和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爱你，我会在那边再找到你。

有一次，我需要从窗口外面拍一个由特写拉远到大全景的镜头，制片人怕在高层实景里操作GF16摇臂难度太高，会超出演员和工作人员当天的工作时间付超时费，要求我把这个镜头删了。

陆陆续续地，新闻里开始纪念这场悲剧中逝世的受难者，逝者的亲人们分享出他们最后的留言和信息：

与国内不同的是，演员工作时长限制不是属于少数明星的特权，而是演员工会跟所有制片公司达成的条款协议。工会的力量在于，制片公司依赖工会成员中百分之二的明星卖票，他们的待遇与其他百分之九十八的会员是一视同仁的。副导演会掐分掐秒算好组里不同演员的时间，到点放人。吃饭的钟点也是严格控制的，每隔六小时准时放餐，在特殊情况下有“宽限”——我忘了是多少分钟。在这种情形下，副导演会大声警告各部门：我们进入了“宽限”！《纽约的秋天》摄制组的工作人员如果工作十四小时以上是一倍半工资，十六小时以上是双倍工资。我们在冰岛的化妆组，每天八小时以外是一倍半，十二小时以外是双倍工资，比《纽约的秋天》时代又有所改善。

父母从上海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他一位好友的长子在“九·一一”中去世了，那天他正好比往日提前到了办公室。母亲说，你千万记住天天祷告。我说，你们快挂了，我给你们打回去。那时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我总是这样让他们先挂了再打过去。自从做了母亲，我开始真正懂得父母对我根深蒂固的爱和牵挂。胎儿在腹中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也孕育着一份莫大的感恩——在这样充满飞来横祸的世界，我能安逸地在家里守住一个美好的希望。

按《纽约的秋天》那天的拍摄计划，工作人员可能会有超出十四小时工作时间。万一超出十六个小时的话等于加了一天的预算，那是制片人的奖金。他们问，你为什么不能停留在特写上，然后接外面的镜头？我说，男主角的感情需要在这个时候以这个方式延伸，我必须得拍这个镜头。我们为这个镜头一直争吵到我说，你们开除我吧。

那阵子我已经开始筹备拍摄《扶桑》——一部旧金山唐人街电影。 Pan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为电影做资料，我在家里改写剧本。“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我怀上了小女儿文珊，在那之前的两次都在四个月左右流产了，医生劝告我不要在孕期承担导演工作的身心压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停止了《扶桑》的拍摄。

每当我处于“敌众我寡”的战斗时，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总是众志成城千方百计为我解决难题，帮助我实现愿景。我发现纽约的工作人员专业水平是全世界一流的，他们不管分工或职位大小，都非常热爱自己的行当。组里周末放假，几乎每个人都会去影院看片，周一回来上班，全在探讨看过的电影，不同部门的人，留心和谈论的都是其他部门不一定留心到的细节。那几个月他们一直是我的坚强后盾。

电视里那些熟悉的街道被厚厚的灰粉笼罩着，无数纸片从天边飘落下来，人们在烟雾里混乱地奔跑，一阵震耳的轰隆声让他们突然回首，惊呆地望着第二栋大楼像受伤的巨兽那样倒下来，泪水在他们沾满灰土的脸上洗出不同的肤色。这几十年来，世贸中心不仅占据了曼哈顿的地平线，它们已成为地平线本身——却在刹那间不复存在。

杀青后公司原定的剪辑师开始剪辑，我在休息的一个月里，渐渐淡忘了拍摄期间跟制片人的冲突，研究起《公寓》的法国原版影片，考虑如何填补情节里存在的漏洞。没想到一个月后，初剪令我失望透顶，我又为了换剪辑师的事继续和制片人斗争。我虽然偏爱犯罪悬疑类型的电影，但还是决定谢绝了《公寓》。

《纽约的秋天》也许是最后一部拍下世贸中心的好莱坞电影了。记得我们拍到这对高楼的时候，组里人说起过，纽约人一度认为它们破坏了曼哈顿的剪影，强硬霸占了天际线。在双楼还未竣工的时候，《哈泼斯杂志》上评论家就否定了它们：“这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人就这样呆立在那儿，既愚蠢又傲慢，与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意见不合的纽约人，因为对这两个“傲慢巨人”的憎恨而拉起了统一战线——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天，他们不经意地抬起头，惊讶地发现一个小鸟那么大的人，在两个巨人之间的空中，举着一根平衡杆来回行走、舞动。此人叫菲利普·珀蒂，是一位法国艺术家，那天是他二十五岁生日。足足四十五分钟，纽约人聚集在那两个巨人脚下，提心吊胆又欣喜若狂地仰望着这个奇迹般的景观。从此，这两栋楼让人联想起一个年轻人毫无功利性的异想天开，有了人性的光芒。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完全不记得当时我们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是不可以互相交流解决的，我也完全能站在制片人的角度，理解他们的责任和担忧，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导演这样规模的美国电影。哪怕他们提出的十条建议里只有一条是可采取的，也是对影片、对我有益处的，何况他们对美国文化、纽约文化比我熟悉很多。我怀疑，我对制片人僵硬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我自己的不安全感，觉得他们的言行威胁到我的自信和威望。智慧的到来永远太晚。我有时惊讶这辈子怎么犯了这么多愚蠢的错误，尽管大多数都是本着最好的愿望，花了最大的努力犯的。岁月让我变得宽容了一些，不再像过去那样鞭挞自己。我想起曾经读到过的一句话，忘了是哪个哲学家写的，“如果我们的心足够大，大到能够热爱生活中所有的细节，我们会发现每个时刻都同时是给予者和掠夺者”。

那时我在这里导演电影《纽约的秋天》。记得在选景的过程中，我和美术指导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希望拍华尔街这一带新旧交替、层层叠叠的高楼和下面的窄街。这里无数扇窗户打开关上时互相折射的反光，这里昨天、今天和明天同时存在的感觉，是我心目中的纽约。但是美术指导更喜欢 Soho、格林威治村那一带当年被视为酷的区域。我对他失望——他是用肉眼看面前的实物，在现实生活里判断哪条街哪栋楼更潮，而不是像《天浴》的美术指导 Pan 那样用镜头的眼睛看，并感受到实物在电影画面里更抽象的寓意。那段时间我很想念 Pan，我深感自己还没有出师，正在艰难地、很不称职地独当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