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心 (第4/5页)

虽然我的心仍然孤独，但这孤独似乎在升华，变得宽阔了，我懂得了它在难忍的同时，也是上帝所赐的礼物。

从金门桥回来后有一天，汤姆请我到他在伯克利大学的宿舍。他的房间里乱七八糟，墙上贴满了海报，床上都堆满了衣服和书，换下来的脏衣服堆在地上。我自己的房间也常是这副样子。记得有一次邬君梅和另外一个朋友到北岭去找我，那是在拍完《末代皇帝》后，我决定回学校上课。也许为了找借口跟N分居，我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带阳台的房间。邬君梅敲门不见我下去，就跟她的朋友一起爬上二楼阳台，从落地窗看到我的房间，跟她朋友说，陈冲被洗劫了，你看，她的橱门抽屉都开着，东西全被翻出来了。我总是在临出门前匆匆忙忙在镜前换衣服，一套一套换，脱下来的都扔地上，选中了衣服又换鞋子、耳环，整间房像龙卷风刮过。我扯远了——

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担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忍让她听见我的呻吟。父母年纪大了，做儿女的应为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生活上的安全感。我却仍然自顾不暇，活得颠三倒四，心里深感内疚。我躺在床上眼望天花板发誓：明天是新的一天，我要开始新的生活。

我在《点心》里扮演一个从国内到美国，梦想成为摇滚明星的女孩。印象中导演没有给我剧本，只是让我按照人物的规定情境说自己心里觉得合适和想说的话。我第一次这样随意地演戏，觉得很新鲜，我把自己对电影的向往，改成了角色对摇滚乐的向往。印象最深的是一场在夜总会演唱的戏，我戴了金色假发，涂了黑紫色的唇膏，上台唱了一首叫《我男朋友回来了》的歌。王颖导演原本想拍一部关于几个第一代移民女儿的电影，但是拍到一半他改变了想法，把电影集中在一位移民母亲和她美国女儿的身上，她们是由一对生活中真实的母女扮演的，所以在最终的影片里我的人物线基本被剪掉了。多年后导演把没有用进电影里的胶片剪成了一部叫《点心外卖》的短片，那场夜总会里唱歌的戏终于在那里复活了。

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充满阳光的苹果绿的小睡房里。窗外的远山衬着万里晴空，不远处一条小河在低声轻唱。我为自己在这世界上的存在而庆幸，为自己能在这苹果绿的房里醒来而庆幸。

摄制组没有我住酒店的预算，就把我放在一位叫克里斯·李的导演助理的公寓里。克里斯是一位同性恋，跟他的男朋友同住，我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多年后，我在好莱坞再见到他时，克里斯已经是哥伦比亚三星电影集团的总裁了。

瓯海给我的心带来了宁静和希望。现在瓯海已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去那里静静住上两天是我能给自己最好的优待。如果有人问有什么养身之道，那么瓯海的山、湖、橘树和苹果绿的小睡房是我的回答。

我终于打通了摄制组的电话，他们说马上来酒店接我，我说要不还是中午过来吧。中午我在大堂里正要准备离开，汤姆出现了，我莫名地高兴。我说，我以为你们不会来了。他说，我们说好会来的，我把宿舍的电话给你吧，万一有什么帮得到你的，给我打电话。

事业上的进展使我变成一个忙碌的人，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很不可爱。我脑子里可爱的女人是贤惠、恬静的，也常常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刚强、顽固，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爱大笑，笑得很不文雅，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蔑视困难的法宝；她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伸缩性极强；她没有成为一位贤妻良母，她失败了，但在挫败中她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学到了一些做人的道理，认为值得；她屡次失望，但仍然相信秋天金色的阳光，相信耕耘之后一定会有收获。

到了唐人街假日酒店，我钱包里的现钱刚好够住一夜。第二天早上，汤姆带着他的朋友来敲我的门，他指着身边一个男生说，这是杰瑞，我昨天要接的人，他误了机坐了晚一班的。然后他问，你联系上办公室的人了吗？我说我一直在打电话，还没联系上。汤姆说，那我们中午再过来看看你。

不娴雅，不可爱也就罢了。

他打开一辆很旧的沃尔沃车，说，我爸把这辆车借给我用了。启动后，车往前一冲就熄火停下了，原来他刚学会开手排挡车，换挡的时候还不熟练。每次在红绿灯停下之后，汤姆总是要经过一番挣扎才把车开起来，后面的车一按喇叭，他就紧张得更手忙脚乱。就这样，我们跌跌撞撞地上了高速公路。我自己当时在洛杉矶也有一辆大得跟条船似的别克车，比汤姆这辆要破得多，踩油门的脚松开后，踏板不会自动起来，我只好在油门踏板上拴了根绳子，开的时候握在手里，这样可以把油门踏板拉起来。类似这样不要命的事情，我在那个年龄做过许多，好在家人都不知道，母亲写的每封信里，仍然在关照我炒菜的油千万不要溅到眼睛里。

从在国内得到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到在美国餐馆打工；从演没有台词的小配角到奥斯卡领奖台，这些年来的甜酸苦辣一言难尽。

这些是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夏末的事情，我为了参演王颖导演的电影《点心》，从洛杉矶的伯班克机场飞到了旧金山。《点心》是一部低成本的实验性影片，拍摄随意性很强，摄制组人手也很紧，制片人被其他事纠缠，忽略了我的行程。那个年代接人都是在闸口，我拿着行李等在那里，离我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瘦高个的金发男生。最后一个旅客走出闸口后，他过来问我，你这班机是从伯班克出发的吗？我说是的。他说奇怪，我的朋友应该在这班机上啊，我是来接他的。我说，接我的人也没有来。他问，你要去哪里？我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应该去哪里。他说，我陪你在这里再等等，我叫汤姆，在伯克利大学建筑系念二年级。他的笑容有些腼腆。我们又等了一阵，还是没有人来接我。汤姆说，天快黑了，要不我带你去唐人街的假日酒店，你到那里再想法联系他们。他大概觉得把一个中国人送到唐人街应该是没错的，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跟他去了停车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