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市蜃楼般的归属之地 (第2/5页)

读完剧本我问托尼，你觉得母亲爱你们吗？他说，不知道，如果她爱孩子，怎么能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他们的幸福？我说，如果玫瑰不爱孩子，电影里的毁坏和绝望也就失去了张力。是否有可能在你成年后发现某一件事，知道母亲原来为自己做了牺牲，故事从而得到升华？他说，我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件事，编造情节并不难，但这样就不是我要拍的电影了。从写剧本的第一刻开始，玫瑰就是你。你跟我一起去寻找吧。

刚看电影回来。我非常喜欢这个“二战”前建的老剧院。这是一部叫《生命国界》（Live and Become）的法国电影，关于一个男孩对母亲、对家和故土坚定不移的爱与思念。他是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假扮成犹太人逃亡到了以色列，被一位刚失去孩子的犹太妇女领养。电影很感人，我一个人在剧院里好好哭了一场。

托尼用在玫瑰身上的笔墨毫无多愁善感，几乎残酷无情。我隐隐觉得他在用写作惩罚母亲——那些幼儿时的崇拜、爱和期待是怎样慢慢变成了失望、厌恶与恨。

我非常想念你，渴望跟你分享这份感动。我也非常想念我的两个宝宝，因为这是一个关于孩子思念母亲的故事。

乔的老板把他们带到一栋破烂不堪的矮房，里面一片狼藉，根本不像个住人的地方，但玫瑰却在这里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她再一次把晶莹剔透的珠帘挂上门框，认真当起家庭主妇。二十多岁的乔负担起一家人的鸡毛蒜皮、油盐酱醋，开始变得烦躁厌倦。玫瑰感到乔对她不再热情，陷入绝望。她哀求、怒吼，以死威胁，乔还是离开了。穷途末路的玫瑰服安眠药企图自杀……

我作弊了。去影院之前我吃了一顿饭，但现在我又坐在这儿吃。我炒了一个西红柿和一个鸡蛋，再加上一根胡萝卜。我想这只能算健康零食吧。不算一顿饭。

乔是非法移民，在唐人街单身宿舍有被移民局查捕的危险。玫瑰便把乔接到比尔家住下，跟婆婆说，乔是家乡来的表弟。他们四个人在家里说中文，吃甘蔗。婆婆这个主人反而变成了局外人，她恶狠狠地看着这帮异族人在客厅咀嚼吐渣，十分反感。一天半夜，乔蹑手蹑脚钻进玫瑰的房间，两人偷情时让婆婆抓到。孩子们在睡梦中被叫起来收拾行李，他们再次失去了安稳的家。

老公，这个周末我又吃回了一日三餐，周一我穿宽松的病人住院服，周二休息，周三还是医院病服。生日那天我将一整天挂着点滴躺在病床上，挺稀奇的四十五岁生日吧？

不久，比尔出海，玫瑰在家像一头饥渴的笼中困兽，眼望窗外来回踱步。然后，她穿上旗袍去了她唯一熟悉的土壤——中餐馆，并在厨房里遇上了比她小二十岁的乔。当他们四目相视时，玫瑰又滋润起来。第二天晚上，她带着儿女跟伙计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家乡菜，跟大家说着乡音唱着歌，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在夜总会的日子。第二天，玫瑰穿上低胸连衣裙在荒郊野外与乔约会，男女间的激情和欢愉让玫瑰心神荡漾，体验到了久违而短暂的归属感。

昨天，我们在 Queenscliff海滩拍了一整天，戏里玫瑰在沙滩上为女儿梳头，她的情人在不远处的海水里跟儿子嬉耍，这个角色很难得有这样宁静和满足的状态。坐在沙滩上的时候，我发现玫瑰的形体语言已经是我的第二本能了。晚上，摄制组住在附近房车公园里一栋一栋独立的小平房里，每套都有客厅和厨房。外面漆黑一片让我害怕——你知道我多怕黑夜，我只好请我的替身演员过来同住，不用说你也能猜到我没有睡好。

七年后，千疮百孔走投无路的玫瑰带着儿女再次回到墨尔本。丈夫比尔举着一束鲜花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孩子们上前叫比尔叔叔。玫瑰说，不是叔叔，是爸爸——他以后是你们的爸爸了。一切似乎依旧，不同的只是比尔现在跟他母亲同住。在这个婆婆眼里，玫瑰与孩子们是闯入者，触目的珠帘是他们不雅的旗帜。玫瑰与她在一个屋檐下水火难容，但比尔是个宽容的丈夫、善良的继父，孩子们终于有了安稳的日子，玫瑰决定忽视婆婆的冷嘲热讽。孩子们问，我们在这里待多久？玫瑰搂着他们说，永远，等老太婆走了你俩可以有各自的房间，跟澳洲人一样。

电视上刚播了一个关于青少年自杀的节目，令我心有余悸。其中有一个十七岁的男孩，是个早熟的天才。他们采访了他的父母和兄弟，我简直无法想象父母的悲哀。一整天我都在想着文婷，她也那么敏感复杂内敛。

那张远洋轮甲板上春风满面的照片，是托尼和姐姐颠沛流离的开始。丈夫比尔把玫瑰和两个孩子安顿在他墨尔本郊外的房子里，又启程远航去了。玫瑰在这片寂寞的异土上待了一个礼拜就带孩子们离开了。骚动的灵魂、幼稚的心智和不安分的身体，像一道永恒的诅咒，伴随着她和两个孩子穿越整个澳洲，从一个城市颠簸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叔叔”换到另一个“叔叔”，为了追随那块海市蜃楼般的归属之地，浪迹天涯。每到一处，她都会把从中国带来的玻璃珠帘挂在门框上，对孩子们信誓旦旦：这次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开始跋涉。

《意》是二〇〇六年四月开拍的，进入五月份后，文婷开始不愿意接我的电话。我说，妈妈很想你，跟我说说话好吗？她说，真想我的话你可以回家。我没有跟她说，我是真的想你，可是戏拍到一半怎么能回家？她和我都知道拍戏是我的选择。

很长一段时间，托尼一直忘不了自己对母亲最后的吼叫：你滚！我恨你！四十年后，郭淑华的幽灵终于变成了他纸上的文字和脑中的画面。在剧本里母亲叫玫瑰，托尼说那更像记忆里的她。

文婷很早就会写字，有时我不在家时她会写条子留在我的床上。总是开始一两张叫我妈咪，之后的叫我大名，再过几天就放弃不写了。她三四岁的时候写的一张纸条，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在上半页画了两个小女孩互相吐口水，下半页先写了跟朋友之间的困惑，觉得她们太不同了，做不了好朋友，然后写了两行令我震惊的字：科琳妒忌我，因为我会写字，但是她不懂，她没有一个不回家的妈咪。

等菜的时候，托尼从手提包里拿出剧本和几张发黄的老照片给我。他说，这是我的母亲郭淑华，英文名叫苏。照片很小，我拿起来仔细看。他接着说，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或者在梦里，总是她穿着旗袍的背影，在日夜交替的光线中，慢慢消失在鹅卵石的小街上。那时我们住在澳门，母亲在一家夜总会当歌女。有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是在远洋轮上拍的。托尼说，这是一九六四年，母亲跟一位停泊在香港的澳洲水手——也就是我的继父艾尔斯结了婚，带着我和我姐移民去墨尔本。照片里，苏身着一条西式呢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头上围了一条丝巾，几缕烫过的头发被风刮起，她双臂轻轻搂着年幼的儿女，洋溢着无限的憧憬。谁能想到八年后这个女人将在大洋彼岸悬梁自尽？

我明白她的意思是，她没什么值得科琳妒忌的，她没有妈妈，而科琳有妈妈。

一位服务员从大圆桌走过来为我们点菜，托尼看到咸鱼蒸肉饼很兴奋，他说小时候经常吃这个菜。啊，托尼的咸鱼蒸肉饼，我的雪里蕻炒肉丝，味蕾的记忆像一条无形的脐带，一丝长长的乡愁，永远连着那片失去的故土。

进入五月也意味着小女儿文姗要满四岁了。来澳洲前，我带她在一家游乐场付了定金，并给她全班同学寄了去游乐场开生日派对的请柬。没想到我定的日子是一个长周末，又正好遇上母亲节。拍戏期间我陆续接到家长们来信说，他们那个周日已有安排，孩子不能出席。我为这事焦灼不已。

当时我对托尼和他的作品都了解甚少，但是他的信说服了我。二〇〇四年夏天，托尼千里迢迢从墨尔本来到旧金山，我们约好他下机后在一家中餐馆见面。记得那时已过了用餐的钟点，伙计们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吃饭。我们坐下后托尼说，我小时候母亲也常带我和姐姐去蹭伙计吃的饭。我问，她在墨尔本的中餐馆工作吗？托尼笑了，说，她曾经带我们从澳洲东岸的中餐厅一路蹭饭到西岸，然后又蹭回东岸，有时候山珍海味，有时候剩菜剩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