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实现的梦想 (第3/5页)

父亲说，你还是去英国吧，中美没有正式建交，万一发生什么意外怎么办？姥姥、哥哥和我都同意父亲的说法。我听小学老师说过，美国的富人把牛奶倒进河里，而穷人的孩子没奶喝，那一定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国家。但是母亲说，美国在神经药理科研领域全球领先，要学就要去最顶尖的地方。

张老师直接和间接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一九七八年国务院副总理王震访问了英国，为那里科技、工商业的发达和人民生活水平而震惊。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自行车还属于奢侈品，而英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有私家车、私家房。他说，我看英国三大差别基本消灭，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孙凤艳教授也经母亲推荐，先后在东京理科大学和美国乔治城大学深造。孙教授在悼念母亲的文章里写道：

考取留学资格以后，母亲必须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挑选一个国家。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全家人讨论起英帝国主义与美帝国主义之间哪个好一些，就像一家井底之蛙讨论外面的天地。

在美学习期间，国际著名的药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 Costa教授，在向其他人介绍我时总是说，孙教授是张安中教授的学生。我与国外同行的交流中，一次次感受到，张老师的学术水平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

我仿佛能看到母亲掩面跑出面试厅，沿着外公生前走过无数次的路线，从太原路拐角的书报亭，穿过肇嘉浜路，沿枫林桥路跑进平江路的弄堂。她所失去的一切——亲人、年华、机会——都化成了泪水，冲洗着她心灵的伤口。母亲终于有希望去继承她父亲未酬的壮志。

母亲的遗物中有几封 Henderson医生给她的信，其中一封是在美国总统里根去世后写的，信中回忆了一件鲜为人知的趣事。一九八四年 Henderson以国务院医学顾问的身份，跟随里根总统的“空军一号”飞机，为上海医学院带来稀缺的实验试剂。他说，里根总统见我一路捧着一个金属冰冻盒，开玩笑说，你还怕我不为你提供伙食啊？

姥姥曾用工整秀丽的手迹，写下了六页生平重要年鉴，她传奇性的生命中却有十年是“空白”的：“一九六七十年动乱，家破人亡。一九七八亡夫张昌绍得以平反。”这两行字背后有多少诉不尽的血泪和沧桑，也许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

据不少同行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内实验室的条件还很差。不仅仪器跟不上，也没有他们做实验需要的阿片样物质的标准品，及其他几种具有阿片样作用的化学试剂。母亲当年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往来，为国内的科研作出了重要贡献。

不难推断，母亲在中科院的留学考试题目，是关于阿片受体与内啡肽的研究——这是她和外公两代人共同向往的。

我去函美国国立毒品研究所（简称NIDA），解释了我们的情况，希望得到他们的赠品。不久得到NIDA 回信：我们愿意支援你，但是这些试剂属于毒品，是海关的一级禁运品。如果你能解决海关问题，我们可以将试剂寄给你。

那天的对话之所以难忘，是因为母亲接着给我举的例子。她说，有些能忍受酷刑的英雄，也许只是基因赋予了他异常富足的内啡肽——天然止疼药；而有些经不住酷刑的叛徒，也许并不一定都像《红岩》里的甫志高，也许就是缺乏了同样的天然化学物质。内啡肽的研究几乎超越了科学范畴，进入了哲学范畴。

母亲在报上读到里根总统即将访华，并会在上海停留，就想到总统的飞机是海关免检的，可以请他把试剂带过来。母亲毫不精通人际关系，也不懂办事，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但是她富有想象力的思维，她天真、诚实和执着的性格，赢得了多方支持，居然让这样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成为了现实。NIDA经里根总统同意，用直升飞机到北卡罗来纳州的毒品仓库取来试剂，直接跟随“空军一号”到了上海。

记得有一天她跟我解释，阿片受体好比脑中的一把锁，而生命的进化绝不会允许“没有钥匙的锁”那样奢侈的浪费。“锁”的存在意味着一定有相应的“钥匙”存在。现在科学家证实，脑内果然产生了与罂粟惊人相似的化学物质，作用于阿片受体——就像钥匙作用于锁。这个被称为内啡肽——“内在的吗啡”的物质，决定了一个人对痛觉、快感、欲望与情绪的体验。

就这样，上海医学院得到了迫切需要的试剂。后来实验室中各届研究生都用过这些试剂，并撰写出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杂志上。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些试剂是美国总统带来的吧。

当时母亲正在上医针刺麻醉研究组，钻研针灸原理。她以敏锐的洞察力，提出了针刺穴位的镇痛，可能是因为刺激了脑内某些区域释放吗啡样的物质，与中央灰质脑区释放内阿片肽有关的设想。经过艰苦的实验，这一科学假想得以证实。母亲用受体研究，回答了中国古老的针灸疗效的部分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