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实现的梦想 (第4/5页)

Henderson的信中还提到，母亲接到试剂后请他到家里吃饭。那天上海市政府有盛大的招待晚宴，但是他觉得，在一位中国科学家的家中吃便饭，是更难得的机会。那次以后，Henderson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末代皇帝》在华盛顿的首映式，我也邀请了他。有一次他访问上海，我和母亲都不在国内，他独自去探望了姥姥。信中他写了对姥姥的敬佩。寒冬腊月，老人家在阴冷的屋子里瑟瑟发抖，把双脚放在一只铜炭炉上取暖，但是她仍然幽默机智，谈笑风生。他跟母亲说，你长得像她，应该庆幸基因有可能让你成为这样的老人。

母亲阅读了美国神经药理学家所罗门·斯奈德（Solomon Snyder）关于受体的文献后，激动不已：“爸爸，你对吗啡作用于专一的受体而发挥作用的设想，终于被证实了！如果你还活着，现在应该是你一生中最兴奋和幸福的时刻，也是你可以大展宏图的时刻。你曾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为此项研究做的一切：跨学科之间的合作，科研条件的准备，自己身体条件的准备，都在这场运动中化为乌有。我一定要接你的班做下去……”

又梦见母亲——前些天也做过类似的梦：我背着她在街上行走，她的身体完全是软的，不停地从我的肩背滑下来。眼看她的头要摔到地上，我拼命护住她，但她的头还是砸到地。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外公张昌绍就发现了吗啡的中枢神经镇痛部位，包括第三脑室周围和导水管中央灰质脑区。他认为吗啡在脑内作用的高度选择性，很可能是针对某种高度选择性、专一性的细胞组织的作用，并预测那将是药物作用原理的核心。但迫于科技条件的限制，他的想法只能停留在推测和想象。十年以后，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内源性吗啡样受体，那正是外公当年假设的那种细胞组织。

镜子里，一双昨晚吃过安眠药的眼睛望着我。自然睡眠和化学睡眠的差别，就像是真爱和一夜情的差别，眼睛和身体都没有被糊弄，它们知道的。

这位“主考官”是谁？他是否从母亲的眼睛里，看到了被迫害致死的好友，感到了他曾经的才华和炙热？他给母亲出的考题是什么？

哥哥和我都遗传了母亲的失眠。“睡得好吗？”在我家从不是一般的问候，而是会引起早餐桌上的严肃讨论：昨晚服的哪种安眠药，醒了几次，做了什么梦；哪种药入睡最快，哪种睡得最长；母亲会告诉我们，哪种药是作用于哪些受体，最新的科学文献上是怎么说的。有时，我吃了药仍然彻夜不眠，母亲会说，那只有祷告，你一定要记得祷告。

母亲有很多笔记本散在家里各处，大多写着人名、电话号码、几时上钢琴课、修理工几时来等。她走后我仔细翻看，才发现她也记录了往事。为什么写过往的岁月？想给谁看？或许她只是不想遗忘。笔记本没头没尾没有年月日，也许那些越来越潦草凌乱的字迹，越来越碎的记忆，是她在迈近生命的尾声。关于一九七八年出国留学考试，她写了：“上海医学院派出一批三十岁以下的大学生和业务干部，参加上海市举办的出国考试，但是这些年轻人由于十年‘文革’的耽误，业务学习受到很大影响，未能通过。学院只好让四十左右的中年人去应试，我也参加了，首先是笔试及英语口试，通过后便到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去专业面试。我被带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几位考官，其中一位主考人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他向我提出的问题，正好是父亲生前很感兴趣的、也曾在中科院作报告建议大家联合起来共同研究的课题。这些内容有一定的难度，但恰好是我很熟悉的。面试顺利通过了，当我起立告别时，主考官送我到门口，我看到他的眼圈红了，这时我努力忍住的眼泪也刹不住车地往外流，我是一路哭着跑回家的……”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母亲应邀去美国与杜邦公司合作，研究脑中的LSD受体，用以治疗精神分裂症。当时美国的几大药厂，都在激烈竞争研发这个药，她对那项科研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我似乎记得她总是离成功的结果很近，然而提取物总是在一次次提纯的过程中消失。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恢复全国统一高考、研究生招考之后，走出了振兴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第三步棋：结束几十年来的闭关锁国，向发达国家派遣留学生。母亲参加了那年的出国留学考试。医学界一共考取了三位，她便是其中的一位。

有一天，母亲突然带着她所有的行李出现在我洛杉矶的家里。她看上去苍白无力，神情有些恍惚，手指甲都脱落了。我很震惊，但不敢问她。马里兰州的高医生告诉我，母亲患了严重抑郁症，也许是工作压力太大，生活太孤独。

“文革”结束后，欧美医学代表团开始访华，当时外语人才奇缺，母亲常被叫去当翻译。每次活动前，母亲总是跟姥姥一起准备和排练可能聊到的内容。有一次，她们排练见面和告别礼仪，姥姥扮演外宾，跟母亲说，“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ime. Thank you！”母亲回答说，“It's my pleasure！”姥姥说，你也可以说“Oh，the pleasure is all mine.”这样听上去更优雅，也更热情好客一些。我也这样在一旁学到不少课本里没有的英语。

大概在她八十岁上下的时候，我们不知为何聊起，那个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始终没有人做成。母亲说，可能是上帝的旨意吧。我感到诧异，从小时候“鸡怎么到了鸡蛋里”的问题开始，她一直在给我灌输科学的思维方式与逻辑。难道她现在认为，鸡在蛋里是上帝的旨意？她接着说，科学虽然是掌握知识最好的工具和途径，但它只能发现自然的规律，不能改变自然的规律。

然而，母亲对知识的追求从未因此消沉。我依稀记得，在炎热的夏天，她和我赤着脚用滴水的拖把拖地板，然后躺在潮湿的地板上听广播英语课，跟着大声朗读。当时的教材，经常是直接把小学语文课内容翻译成英文。有一篇是周扒皮剥削农民的故事，周扒皮在英语里的声调拉长了，听上去是“周八屁椅一”。教了几天后，房子里七十二家房客的小孩看到我，都叫我“周八屁椅一”。

不久后有一天，母亲跟我说，我知道我的脑子要比我的心脏先走了，过去姥姥也是这样的，科学对这个问题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有祷告。那以后，她的记忆不断地衰退，思绪不断地回到造物主的身上。

母亲的命没我的那么好。她的一位老同学跟我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安中怀着你，你外公有两个鸡蛋的补助，××就不许他把鸡蛋留给你妈妈，他说这是给一级教授的补助。安中在药理教研组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尤其在你外公去世后。我真的很恨××，我们都知道整死张先生的就是他。安中在他手下从来没有机会做科研，她对科学的激情、才华和学识大多都被时代和环境消耗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