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实现的梦想 (第5/5页)

为了理解母亲的失忆，我买了一本脑神经科学家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写的《错乱的头脑》。 Kandel因研究“学习与记忆储存”，在二〇〇〇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

大约十年前，忘了在什么情形下，母亲跟我说，你为两个孩子作出太大的牺牲，耽误了你的事业。她的话令我震惊。我总是觉得，是丈夫和孩子为我的工作作出了很大的牺牲。难道母亲认为，命运赋予了我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遇和成就，而我却没有孤注一掷地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和理想？

见我在读书，母亲问，你在看什么书？我说，一本科普，通过有病的头脑去理解“正常的”头脑。这曾经是她着迷的话题，但她已经无法在真正意义上阅读，因为她失去了储存新信息的能力。她拿过书看里面的插图。我说，书中的科学家企图用生物学和影像学，用“意识的神经关联”的实验，来定义意识是什么，从哪里来。她说，光用生物学和影像学来解释意识，怕是不可能的。这实验没有接触到意识的根本，无法证实人的体验是如何产生的，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人只有用自己的意识去解释意识，怎么可能彻底理解？那个时刻，清醒像一道闪电划过了母亲头脑的夜空。两分钟后，她完全忘记了这场对话，令我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过。

我想起那时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屋里，夜晚我只要看到母亲坐在书桌前的身影，就仿佛感到世上一切平安无事，可以放心入睡。

癌症发展到后期，医生给母亲用了大量止痛药品——包括她研究了几十年的吗啡，使她经常处在半睡眠状态。有时她清醒过来，断断续续嘟哝着脑内PCP 受体的什么什么，MNDA受体的什么什么——仿佛她在梦中顿悟到了精髓。

他说，他们两个人用一张写字台，有时候我们也用，台面总是堆得很满。她发脾气，大概都是因为她备课写好的一沓纸被弄乱了，或者少了一页。妈妈做所有的事都特别用功，其实她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

整理遗物时我看到母亲的简历，从字迹来看，写时她已经很老了，早就不需要简历了。她翻来覆去打了好几页草稿，仿佛不能相信，那些曾经澎湃的雄心居然缩成了这样干瘦的几行字。有一页草稿上，“杜邦公司”下面有五个潦草的铅笔字：最大的失败。那后面还写了半行字被画掉了，不知她觉得解释不清，还是解释没有任何意义。

我问，她为什么发脾气？

我问哥哥是否知道在杜邦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回，妈妈那次是拼了命的，好像她为了操作更精确，有时在提纯过程中不戴手套接触同位素。后来她发现，部门上司在申请这笔科研资金的时候，其中某环节的数据不符合事实。

他说，妈妈跟爸爸发脾气。

原来母亲燃烧了近两年的激情与生命，企图证实一个不存在的前提，企图到达一座海市蜃楼。

我问，还有呢？你还记得什么？

我想起作家斯坦贝克的一句话：世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冥冥中知道无法实现的梦想，但他会用毕生去希望和等待它的到来。人类因此而悲哀，也因此而伟大和辉煌。

他说，家里第一次装日光灯的时候，房间里突然变得老亮。那天妈妈开心得不得了，在日光灯管下面唱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唱“北京的金山上”。

也许母亲没有实现她的梦想，也许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她的梦想。科学本来没有终极，每解决一个问题，只会揭开另一个问题神秘的面纱；每到达一个山峰，只会发现前方还有另一个山峰。这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宇宙永远比我们对它的理解更为丰富。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一样，母亲毕生都在朝着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奋斗。也跟任何真正的科学家一样，她深切体会到人类无法理解的东西确实存在，因而敬畏自然的神秘。

我问哥哥，你记得些什么小时候妈妈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