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号人物” (第5/5页)
《青春》上映以后，我一夜成名，被邀请到各学校和少年团体去做讲座，让我父母非常担忧。正巧那一年，停止了十年的高考终于恢复。家里决定我必须复习功课，奔赴考场。母亲希望我能学医。她问我，你想做电影厂里中等好看的，还是科学院里最好看的人？但是我读小学的时候正遇上“文革”，基本没学到什么文化，中学又只上了几个月，数理化水平离同龄人太远，要报考医学院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姥姥商量下来，决定我应该报考文科。我那些年没有中断跟着无线电学习英文，考外语学院就成了我唯一的优势了。
记得那是穿薄外套的季节，上海人称“两用衫”，就是春秋两用的衣服。我一共有两件两用衫，一件军装，还有一件淡色带粉红花的娃娃衫。在去上影厂之前，母亲、姥姥和我反复讨论了两件衣服的利弊：军装精神，但是左上臂被钉子钩破打了补丁；娃娃衫可爱，但是缺乏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风格。最后决定“不爱红装爱武装”。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培训班院子里的树叶和草叶纹丝不动，小湖里还滋生出好多蚊子，我打着扇子，点了蚊香，坐在桌前学习。总是M，拿着一只热水瓶，里面盛了冰凉的酸梅汤，给我送来。那是多么甜蜜的慰藉。我边喝冷饮边小歇一下，跟他诉说自己的不自信。他说，你这么用功，上帝一定会保佑你的。说来也奇怪，我们经常提到“上帝”和“命运”这样的字眼。我那时还不知道，M已经开始渐渐地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奉者。
那时候每个星期天，我们一家都会到奶奶爷爷家吃午饭，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星期天，改变了我的人生。那天，上影厂的武珍年导演通过我姑姑的一位朋友，来奶奶家看我。在那之前，她见到过一张父亲为我照的相片。印象里她没跟我多说什么，也没有留下吃饭就走了。几天后她通知我去上影厂面试，不过那时还没有“面试”这个讲法。武导演只是说，去厂里让其他人也见见你吧。
有一次，在复习了一天以后，M、闵安琪、我，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坐在我们女生宿舍前聊到深夜。印象中那天大院里好像只剩我们四个人，远处几间平房的窗户都是暗的，到处一片漆黑。我们宿舍外的木头电线杆有点歪斜，灯罩把灯光聚成一个黄色的圆圈，笼罩着我们四个。我不记得那晚我们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我们不是在说笑，而是在交流思想。那份信任和知心的酣畅，是日后很少再有的。
然而，命运向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它跟海底大菠萝里的实验室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居然成了电影演员。仔细回忆起来，有这样一件事：十四岁的一天，在看了电影《春苗》之后，我跑到母亲大衣柜的镜子前，对着镜子模仿李秀明说电影里的台词。也许那份莫名的冲动，就是我未来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高考的那个星期，我搬回家里住，姥姥每天为我蒸状元蛋，那是用鲜鸡蛋、咸蛋和肉糜做的炖蛋。姥姥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她坚持说这个状元蛋很灵的，在她自己身上、在她女儿身上都得到过验证，我吃了一定考得上。那时的物质生活还是很贫乏的，状元蛋是极其奢侈的食物，每天吃了去考场，我感到非常满足、温暖和笃定。记得在我高考前两年，哥哥要参加一场全国划船比赛，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以留在上海队，避免到农村插队落户。赛前晚上哥哥很紧张，姥姥见了就从壁橱里找出一根一寸长的高丽红参，跟他说，这个很灵的，以前我弟弟打仗开战斗机几天没觉睡，就靠咬着高丽红参活了命。明天你把它咬在腮帮子里，你就会超出你以前的速度。哥哥果然在那场比赛中超出了自己过去的最佳成绩，进入了前三名。在我和哥哥准备背水一战的焦灼时刻，姥姥那么不动声色，巧妙地赋予了我们一种神秘的信念。
女儿们还小的时候，我每天跟她们一起看《海绵宝宝》，有时我会走神，幻想那个海底的大菠萝里，是我的海洋科学研究室。成群的小鱼像银色的雨点那样围绕着我们闪烁，千姿百态的海绵、海星和珊瑚在我们的周边栖息。我和几个志趣相投的同事，为发现了某种奇特的浮游生物而激动不已。也许这个发现很重要，说不定可以解决地球温室效应的难题。但真正令我们心旷神怡、如痴如迷的其实只是海底本身——那个永远夜幕低垂的世界，和它无穷无尽的奥妙。世人完全不在意我们，但是我们对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毫无疑问。那是多么幸福的人生。
奇迹般地，我真的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我的相册里，保存了一张去上外之前的照片，我捧着一大堆同学们送给我的纪念礼物，抬头看着照相的人。礼物大多数是在扉页上留了言的笔记本，这是那个时代最时兴的临别礼品，寄托了两年多来同学之间的情谊。
我从小脸皮薄，羞于在人前流露感情，还惧怕人群，不是一块演戏的料。如果在我十四岁的时候，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武珍年导演没有偶然地出现，我今天会在哪里？那时“文革”快结束了，高考也快恢复了，也许我会按照前辈们的脚印，步入科学事业？那似乎更符合我的个性。
到上外报到那天，好多同学都去送我，每人手上拎着一点行李：被子、枕头、垫被、蚊帐、脸盆、热水瓶、箱子，浩浩荡荡的一群浓眉大眼的“一号人物”，吸引了全校师生的目光。我好骄傲啊，别人最多只有一家人，而我像一只森林里傲慢的狼，有我的群。同学们放下行李离去的时候，我心好痛，不只是离别友人的伤感，而是预感到我们将要真正意义上的分道扬镳，各自奔向完全不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