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过《金瓶梅》吗？ (第2/5页)

外公因是畏罪自杀，家属得不到任何津贴，姥姥被打成反革命后，也停了薪水，每个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我们的家境变得很拮据。母亲和姥姥都不会过日子，心血来潮的时候，母亲会去买话梅、桃瓣、酱芒果干；姥姥也会买椰子酱、面包、烤子鱼罐头那样的奢侈品，经常是到发工资前几天就维持不住了。这种时候，母亲和姥姥就会互相责怪、争吵。吵架开始都是为了菜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母亲对姥姥的控诉：“我才五岁啊，你就把我丢给人家，自己去了英国，我吃蛀掉的米，裤子破了用书包来挡，后娘都不会这样对孩子啊……”那段幼年的不幸被母亲多次提起，每次吵到这个地步姥姥就只好不响。

十多年后，我跟N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交换婚戒，更没有出行远洋。我们在离洛杉矶不远的沙漠之城度过了新婚夜，因为那里办理结婚手续最快捷简便。婚后不久我到澳门拍戏，他飞来现场探班，一到就去了酒店的赌场。次日凌晨我听到开门声，接着他疲乏的脚步声向我走来。一会儿，我的手被轻轻拉起，一只冰凉的戒指被戴到我的无名指上。我睁开一线眼睛，六颗白钻进入焦点。他俯身在我耳边温柔地说，我为你赢回来的，呼吸里散发出一股威士忌酒味。蒙眬中，我感到一股悲哀，少年时代对婚戒的美妙幻想已经荡然无存……

有几回，在没钱买菜的时候，我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用粮票去跟人换鸡蛋。印象里那人像农村来的，鸡蛋放在一个竹篮子里，上面盖着破毛巾。老保姆被送回乡下老家后，我开始掌厨。那时我大概十一岁，还在长个儿，周围的煤气灶、水槽、刀砧板都显得很高。每天早上，我把米淘好。中午一下课就把书包往背后一推，开始烧饭。我能把很小一块肉切成很细的肉丝，炒一炒，再把大白菜放进锅一起煮烂，勾芡后放味精，就是一大锅很香的“烂糊肉丝”。我还能把一根很细的带鱼，做成两大碗“苔条面拖带鱼”，分两顿饭吃。弄堂大门外的水果摊上，常有烂掉了半个的苹果或鸭梨。我总是会很便宜地把它们买回家，去掉烂的部分，切成小块，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这些都是我非常乐意做的家务，但是我痛恨洗碗和一切厨房的善后工作。这些全都推给哥哥去做。哥哥画画，需要我做模特儿，我常用洗碗作为交换条件，同时还要求他，必须把眼睛画得比实际的大。

我跑上楼把金戒指的事告诉姥姥，她听了以后说，那是新郎新娘互相戴的婚戒，象征他们从此属于对方。那时中国刚刚成功地制造了第一艘远洋轮。二姨从银川寄回上海的信封上，有一张蓝白版画式的远洋轮邮票。高大的船头下面一卷卷的浪花，看上去跟戒指上的图案一样。婚戒和远洋从此在我脑中连在了一起，成了我对未来懵懂的憧憬。

哥哥天性敏感，从小热爱美术、诗歌，他最大的梦想就是把画画好。但是为了避免毕业后插队落户，父亲逼他参加过游泳队、水球队和划船队。硬是把一个文弱的男孩，练成了一个浑身腱子肉的少年运动员。哥哥所在的划船队，每天在长风公园训练。有一天，他在湖里逮了十来只蛤蟆，回来后放在澡缸里。它们长腿、大眼睛，丑得可爱，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做成菜。母亲到家后，站在澡缸边看了一会，然后回屋拿了一把剪刀。她抓起一只蛤蟆，拎着它的脚往澡缸边上狠狠一甩，看它不动了，就在嘴上剪开一个口，拽一把，整张皮就撕了下来。

传说有人为了躲避抄家的红卫兵，半夜里把金条用塑胶包好偷偷丢到了粪池里。上医领导知道后，抽粪车就来了。记得那是穿棉袄的季节，一个明亮的晴天，粪车边上围满了人。抽完后，一个穿着橡皮衣服和套鞋的人拿了手电筒跳进了粪池，我们几个孩子挤到洞口去看。一会儿，那人爬上来说，没有找到金条，但发现一只金戒指。一个邻居递上一团擦脚踏车用过的纱头，我看见擦过后的金戒指在阳光里一闪，上面刻了波浪。

我不会忘记母亲那天的手，她的动作自信、简练，好像这是她每天在做的事情。澡缸后上方有一扇朝北的小窗，渐暗的天色里，蛤蟆在搪瓷上徒劳地趴着跳着。母亲紧闭着嘴不说话，只听到蛤蟆和澡缸暴力相撞的啪啪声和撕皮的刺啦声。

隔着草坪也有同样的五栋连体洋房。原来十栋房子住十户人家，“文革”开始后，一下子搬进来好几十家，到处加建水管、水槽、电线，连抽粪车都比之前来得频繁。化粪池在两栋房子侧门之间的地底下，地面上可以看到四个直径半米的圆铁盖，封得很严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