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了家的人 (第3/5页)

我对导演这一专业所知甚少，只有脑海里那部挥之不去的电影，和想把它呈现出来的激情。从Pan加入摄制组那天开始，他就成了我的老师——如何拍一部“好电影”，而不只是一部“电影”的老师。

我和主创一起在上影厂小放映厅看了第一批样片。由于我们在野外拍摄各方面条件太差，装卸胶片的时候片门进了沙子，许多地方胶片划了道；然而，银幕上那条熟悉的地平线，天上变幻莫测的云彩，还有那些特写——唇须上那颗颤抖的汗珠，手指尖轻轻的碰触……令我看完后悲喜交加，难以平静。

第一次见朴若木是在上海我儿时的房子里，上影演员培训班的同学们为我庆祝三十岁生日的晚餐上。不知是谁把他和关锦鹏导演带来了。朴若木当时是关导的美术指导，他用很难懂的香港普通话自我介绍：我是 Pan，和关导演在上海拍电影《阮玲玉》。印象中那晚他喝了不少酒，也很健谈，却好像没有跟我说什么话。之后一段时间，我完全忘记了那个叫 Pan的人，直到我再一次回上海，接拍电影《红玫瑰白玫瑰》。当时有不少明星对演红玫瑰表示了兴趣，制片人也曾经怀疑我是否是最佳人选。 Pan由始至终坚持，这个角色非陈冲莫属。电影上映后，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个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据说，开拍前 Pan跟摄影师杜可风开玩笑说，咱俩先说好了吧，红玫瑰归我，白玫瑰归你。杜可风说好啊，这样挺好。但是开拍后没几天 Pan就发觉，这个红玫瑰原来只能做兄弟。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要在摄影棚里拍的都是洛桑和小璐在帐篷内的重场戏，在一个礼拜的拍摄计划里，他们的人物将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记得进棚的第一晚拍的是场里来的供销员和文秀的戏。小璐比起我半年前初见她时成熟了许多，她把人物天真无辜、情窦初开到欲望的唤醒演得微妙而复杂，十分动人，让我赞叹不已。文秀的寂寞被打破，她的毁灭开始了。

我马上把剧本寄给美术指导朴若木，希望他来参与拍摄。他读完剧本后给我写了一份传真，表示他在剧本中看到了电影的可能性，美丽的青春、美丽的天地与残酷的现实形成张力和对比，而且越美丽就越残酷。我阅读小说时眼前出现的电影与它对我的吸引力所在，被他一语点了题。

帐篷内有些裸露和情爱的镜头，小璐少女的身体非常切合影片主题，很难代替，但是她不肯演。现在想想那是多么情有可原的事，我当时真像个无情的“后妈”，太为难她了。副导演找来一位替身演员，没想到她是个“大师”级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严肃得体，落落大方，听完要求就开始稳重地脱衣服，没有半点扭捏，也不刻意回避旁人的眼光，始终平和礼貌。她没有任何闲聊，只谈工作，时时刻刻保持着统一完整的人格，得到全组人的钦佩和尊重。她离开后，我问副导演是从哪里把她找来的，他说是某个艺术学校的老师。

朋友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以前在海南搞房地产的有钱人。据说他卷进了什么法律问题，就跑到美国来，在湾区南面的高尔夫球场边上买了一栋别墅隐居下来。他耐不住寂寞，扬言要结识影视圈的人投资拍戏，我和朋友就驾车去见他。他请我们在高尔夫俱乐部里用午餐，我等他炫了一番富之后，给他讲了拍摄这部电影的意义和预算，我们将需要一百万美金。他说，一百万小意思，没有问题，他很期待跟我们合作。

戏里文秀的衣服会被粗鲁的手扒掉，所以这些衣服必须是有情感记忆的。文秀的父亲是个裁缝，Pan在设计服装的时候，为文秀设计了用花布碎片做的圆领衫和母亲织的毛衣。电影开场的时候，父亲在缝纫机上用边角料为文秀踩了这件圆领衫，它是父爱；毛衣和上面的针脚花样，是母亲的用心——文秀是个父母疼爱的孩子，现在这些衣服被扯掉便更不堪入目。这样的细节从观众的眼帘进入潜意识，他们意识里感受到的是演员的感情。回想起来这些都是我对细节的启蒙教育，每一个选择，都会使你的电影更令人信服或者出戏，更令人回味或者乏味。

在柏林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我看到几部很有挑战性的短片。朋友的小说只有十来页的样子，我以为它会是一部短片。读的时候许多电影画面出现在我的脑海，比方文秀被糟蹋之后，老金的大手把她湿漉漉的脑袋捧起，像捧着刚刚分娩出来的湿漉漉的羔羊；还有文秀昏倒在医院外结了冰的水槽边，老金抱起她，在大雪里背朝光区走向草原，被黑暗吞噬。我开始在酒店里写剧本，反正因时差失眠，干脆不睡了，从柏林一直写到旧金山。我在下飞机前完成了初稿——它是一部长片。

Pan在景片安置了无数的小灯，那是帐篷门窗看出去的星空。放到今天，只要想得到，技术上都能达到，想哪儿有星星哪儿就有星星，要做的决定只是判断它们在为电影加分还是减分。但是当年那些灯泡很难控制，弄得 Pan和他的手下焦头烂额。摄影部门开始抱怨，说，太假了，难看死了，还不如不要了。这片“星空”衬托帐篷内污秽的行径，这个童话式的叙事风格是我们的初衷。在做出利弊衡量和决策的时候，我想如果一定要出错的话，我宁可错在为完成初衷的努力中。

几天后我给朋友打电话抱怨，就在那个电话里我第一次表达了想导演电影的愿望。我跟她说，我想祭奠我们这代人的青春，把你的短篇小说拍成电影。这样来势汹汹的表达欲望也许是被某种潜意识的危机感所驱动？也许就是所谓的中年危机？我感到“现在或永不”的紧迫感，我必须把想讲的话讲出来，我必须突破自己。回想起来我很惊讶，我怎么从未想过这事会做不成？这个可能性根本没有进入过我的头脑。

我们每天下午六点进棚，我带着演员排戏、走位，各部门看完排练后，各就各位开始工作。演员去化妆梳发、换服装，我和副导演、摄影师讨论机位、镜头分切，安排当天的拍摄顺序，Pan也经常跟我们一起讨论，建议构图。当年的胶片宝贵，不像数码时代可以把一整场戏从每个角度从头拍到尾，后期让剪辑师来“分镜头”。确认机位和顺序后，置景组道具组调整布景，灯光组布置灯光。现场准备完毕，演员再次带妆排练，然后实拍。记得我的监视器非常小，比现在的手机大不了多少，清晰度也很差，实拍的时候我经常是直接看现场的表演，而不是通过监视器。演员先走戏后化妆的程序，是我从美国摄制组学来的。国内当时一般是演员直接进化妆间，化完妆才开始走戏，有时候机器架好了，演员进景后会完全颠覆导演和摄影的设计，一切只好重新做过。

一九九五年二月，我以主竞赛评委的身份参加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拍摄电影的想法是在那两周里明确化的。印象中不少参赛电影令我失望，故事或多或少都散发出一种世纪末现代人的精神萎靡、颓废和恐惧，但又缺乏尖锐的提问和思考，观影时既得不到视听上的感官刺激，也得不到思想上的冲击、颠覆或心灵的升华。

摄制组一般在早上七点收工，每天凌晨四点左右工作人员就有点像僵尸了，走路眼睛直愣愣的，开始出现各种奇怪的错误。整夜拍戏的确违背了进化论，人类不是夜行动物。

怀里的孩子贪婪地嘬奶，我望着她，认识到前半生结束了。一个母亲誓死捍卫的唯有她的孩子，和孩子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别无其他。这天经地义。我再也不可能像拍这部电影那样不留后路、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棚内戏还剩两晚的那天，我在睡梦里接到上影厂的电话。老厂长说，他能为我做的就是完成今晚的拍摄，我必须在明天早上拆景撤走。我说我还有两个晚上就拍完了，能不能延长一天？他说绝对不行。

第二天我就启程回家，在飞机上我的一颗门牙断了，我没有咬任何硬的东西，它就莫名地掉了下来。我把它吐出来，完全蒙了，再舔了一下嘴里的空缺才相信，手心里的确是我的门牙。牙医说道理很简单，我因怀孕、哺乳严重缺钙，但我却从中感到某种另外的预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