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的人 (第5/5页)
还有，我觉得，一个演员应该有自己的特点，他演出来的东西必须给人一种新异的感觉。《海外赤子》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没有抓住这一点。我在书中看到有些外国演员所强调的“缺陷美”就是这个。这是他自己的，别人怎么也达不到，因为别人没有此“缺陷”。要让人感觉到只有你才有这样一种味道。
本来这封信应该是去那儿写的，可我想，一到那就得开拍，我又没排练，加上每天还得读英语，时间一定很紧，所以就在上海写好了，上那儿去发。
你肯定能成功，希望将来在单调的学生生活中能看到你演的片子。也许那时可以引起我的许多回忆。
我真不愿意让剧团或厂里知道我去北影，他们不知道内情一定会笑话我的——虽然被电影厂的人笑话不足轻重。
至少有过三次我们渴望过对方的触碰，那是可以闻得到的感觉。一次是在看《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的时候，我转头看了他一眼，突然感到心跳得直发抖……还有一次是他来外语学院看我，我们思念已久，并肩围着操场走了无数圈……最后一次是在我出国留学前夕，夜幕低垂，我们站在纷乱的行李箱边，离得很近，他的气息就在耳旁，我感到这也许就是永别……
回到家里，屋子里也只有我一个人，妈妈、哥哥都不在。我把行李重新理了一下，准备后天上火车。等我妈、我哥回家的时候，我又不在了。就是这样有意思，老是碰不到一块。
他的克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确恋爱关系，在他传统的道德观念里，如果没有爱的承诺，肉体的接触是不检点的行为。我也相信爱情是神圣的，而且一生只有一次，用完就没有了。还要再过许多年，我才会懂得，爱与生俱来——就像勇气和力量那样——是用不完的，是越用越多的。
今天，当我一个人提着沉重的大包小包回家的时候，我又想起了同学们。来校报到那天也是这条路，这些行李，是有那么多同学在一起提的，现在我一个人了。
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一只熟透了的果，一不小心就会落下地来。谁在树下接住了我，我就在谁的怀抱里。后来交往的第一个男友 W，没有跟我谈到感情，更不用说爱，他只是将我一把揽住了深吻，我便奋不顾身起来，其实那时他对我来说几乎还是个陌生人。
去了也许并不会坏到哪里，我把学院原来的体育课、政治课、语文课的时间省下来，拼一下命，也许并不会落下多少英语，我一定要让老师们吃惊。有的老师认为脱半年课再跟班，简直是奇迹，不太可能。当然现在又要琢磨角色又要读书，时间、精力又有限，是有很大困难。但是我想，一个人只要是诚心的，上帝是会支持、同情他的，会多赐给他时间和智慧。但愿这件事，并没有违反我的命运。
也许母亲比我更知道我的本性，记得她在见过W以后跟我说，他的灵魂猥琐。我正在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热恋中，听了震惊不已。后来发生的一切已是历史。
你好！晚上回家看到了你的信。已经定型了，导演买好了星期六的车票，直接送我到外景地。学院领导给我看了教育局下来的文，上面已经先定型了。
跟W的关系破裂后，我给M写过一封信，但没有跟他提及那段让我体无完肤的经历。我怎么能让他知道我如此糟蹋自己，我不再相信爱情？
M：
M：
陈冲
你好！
上次你说的同学们上戏的事，还有“我们有亲人”是怎么回事，请告诉我，好吗？
好久、好久都没有给你写信，但是常常从闵安琪那儿知道一些培训班同学的情况，最近又接到她的信，谈到你们在考试什么的。她说你考了八十一分，她考了七十六分。生活能这样充满生气是幸福的，我应该向你们祝贺……
上次在工人文化馆遇到你和同学们，我不是说我已经彻底回掉北影了吗？可昨天学院又来找我，说北影后台很大，从上面下来的压力，学院很难开口，有点顶不住了……他们认为实在不行只能去演，但回来后百分之八十会留级。学院的课程很紧很紧，可北影偏不让我专心一志地学习，而且今后，如果拍完戏还有什么事，也只有天知道。学院领导还说，如果我硬不肯去的话，上面会认为我不服从党的需要。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现在我妈又在青岛开会没人商量。我想起你上次留在条子上的话，我有事可来信。我就来信，问问你们是什么看法。我打过电话到剧团，凤皇说要下生活都不来上班了。
……人必须向前走，告别昨天，这是很残酷的事实。然而昨天是永存的。当我们回首眺望时，它会永远地在那儿，引起我们的渴望。一首儿时的歌，熟悉的旋律在脑子里来回过，但是词却记不全了，有的地方还不知不觉地改掉了一点……
你好！
我常常想你们。
M：
……你大概已经知道，我住在一家美国人家里，在加州大学上课。一切都还过得去。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你大概都忘了我长什么样了。我倒在一家中国书店里一本电影杂志上见到过一张你的黑白照片，穿长衫的。
写这些信的时候，中国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整代人正在从十年的冬眠期复苏，百废待兴，她的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老闵的来信使我突然想给你写一封信，也许你会觉得有点奇怪。我真的常常想念培训班和同学们。
“弹指一挥间”是她在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学到的，那时她还无法体会其意义，只是喜欢词句的潇洒，比语文课本里的东西好看得多。妹妹的语文课本非常贫乏，只有董存瑞、焦裕禄、黄继光、欧阳海的英雄事迹，或者南京长江大桥、第一艘远洋轮的光荣建成，或者地主刘文彩、周扒皮对贫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那个语境里不存在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没有名称的感受和欲念，就像躺在污泥浊水里的珍珠。还要过很久，她才会看到和认识它们。
老闵告诉我你现在有一位可爱的女朋友。你喜欢的人，我相信一定是可爱的，那也代问她好吧。
我仔细打量她，胸脯轻轻起伏，鼻翼微微翕动，眼睛里闪烁着所有被她抑制了的本能。你以为自己长大了会是谁？我问。她眼里闪出困惑，还有些诧异。你能想象得到的未来都已逝去，我说，人生就在弹指一挥间，不要错过欢乐。
祝你一切都好！
扎着两条短辫的“妹妹”突然站在了我的面前，用清澈的眼睛审视着我——眼角的皱纹、鼻侧的阴影、松懈的脖颈……她从没想到过这么久远的岁月，连她母亲都要比我年轻许多。
陈冲
信封上的许多邮戳虽已模糊，但还能隐约辨认得出，信始于一九七八年——我十七岁的时候，终结在一九八三年——我留学美国的第二年。这些发黄、发脆的薄纸，这些熟悉又陌生的手迹，这些从遗忘的深谷里反射出来的星点光亮：某曲循环不断的华尔兹、某只放在我腰间的手、某个烦躁的午后、某个玫瑰色的夜晚、某句不知所云的低语……
“我常常想你们……我真的常常想念培训班和同学们”——为什么思念之情永远躲在复数的后面？回想童年，我每天都说“我们热爱毛主席”，每天都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写作文的时候，也多次写过“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红小兵想念您”。
二〇二一年我回上海陪病重的母亲，见到了M，他把我写给他的几十封信还给了我。他说，我们那一代的友谊感情，是现在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不想让这些信件付之一炬，不忍心，那里面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只有物归原主！有些东西是铭记在心里永远也抹不掉的，永远永远……
然而——还是所以？我从来没有对父母、姥姥、哥哥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记忆中我也许没有用中文对任何人说过“我爱你”。我似乎无法想象这样宏大的直白，可以用于个人之间私密微妙的感受。
我人生中重要的通信人之一是M。我已写过一些他与我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的事，不知道那算不算我的初恋——我们连手都没有牵过，但我们有过许多朝夕相处的日子，分离时也有过心心相印的思念和牵挂。
如今，除了爱某种饮料、某道菜，爱某个电影、书籍、音乐……诸如此类，我只能对丈夫和两个孩子说“我爱你”——仅此三个人，用的还是英语。与时俱进的人们，早已自由地在微信里表达“爱你”“想你”；而我尽了最大努力，也只能非常偶尔地发个红心的表情包。我的确是“从前的人”。
我意识到我就是他们所说的“从前的人”，信曾经是我游荡生活中最可依赖的伴侣。我很认同山姆·夏普德对通信的感受：“我喜欢写信，因为它是一种可以随时展开的对话。无论对方在不在，你都可以在任意一个早晨坐下来跟他说话。你可以随便聊，而不必礼貌地等待对方完成他的思路。段落之间可以隔很长时间——也许好几天过后，你会重新拿起笔接着聊……”
这些信写得并不好，只因被M保存了四十多年而变得珍贵——好比《小王子》中那枝玫瑰花，本身再普通不过，只因“小王子”爱与呵护而变成世上唯一。它们被“妹妹”折叠成复杂、巧妙的形状，又被M的手打开，读完后再小心折成原来的样子，放进抽屉里。没有人再会如此写信、折信、贴邮票，把信投到邮筒后，开始期盼对方的回应。当年一封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信，最快要四五天的时间才能到达对方的手里，如果寄到小县城或农村就会更慢。这样充满孕育和等待的交流，也许是人际关系中最美丽的表现了，或者，是它最可贵的残留物。
前不久一个周末的日子，我走在桃江路上，看见一对年轻的父母，指着一栋文物保护房屋上绿色的信箱，问身边八九岁的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儿子摇头。妈妈说，这叫信箱，从前的人写信，邮差就把它们放在邮箱里，收信的人再从这里取出来读。
（上图）这是在什么情形下拍的？完全不记得了。是母亲的基督教信仰影响了我吗？姥姥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当年却把母亲送去了教会学校，也许那只是她在战乱中能找到的最安全的地方。印象中我拿着的十字架是哥哥用泥（还是橡皮泥）做的，好像等很久才干，挂到了客厅的画镜线上。那时我们处在彷徨的年龄，思考生命意义和寻找信仰的年龄，想从宗教中寻找答案，后来还在大学里选修过两堂宗教课，但我无法改变怀疑一切的本性。（上图）晚年的姥姥虽仍是无神论者，却也与上天对话。这首诗写于她去世前的一年，我一直以为那时她老糊涂了，而她其实在这么清醒和淡定地面对着死亡。她写下这些话，是不是因为身边没有可诉说的人？这个想法让我伤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