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 (第3/5页)

为什么陈丹青不在那张照片里？这么些年来，我一直以为是拍照的人把他放在了画外，只拍了我们兄妹两个人。最近跟陈川说起这件事，他说，拍照片的是一个《解放日报》的摄影记者，他请你换了画里的衣服，然后让我们摆拍的，陈丹青已经走了。

单把目光闪一闪。

我有一张那天画肖像的照片，我和哥哥面对面坐在姥姥房间里，陈川一手拿着画笔看着我，一手扶着正在画的肖像，我挺直了腰望着前方的白墙，好像在考虑什么严肃的问题。每次看见这张照片，我都会想起那天窗外知了的聒噪、屋里颜料的气味、坐在我对面的哥哥和陈丹青，他们的头发都很短，脸颊都很瘦……

有谁知道他呢？

画中女孩黝黑的皮肤、结实的胳膊，让我想起童年的一个暑假，父亲每天带我去游泳，一个同学笑我黑得像个乡下人，我跟母亲说，不想去游泳了。她说，我觉得你黑点蛮好的，比又白又胖好看多了，对伐？那时我的脸很圆，想想她说得有道理，从此放心大胆地游泳，练就了强壮的三角肌和肩脖肌。陈丹青的确抓住了我的特点。

他为什么眨眼？

画完这幅肖像后，我们都陆续到了美国，没有什么来往。但我脑中有这样一个模糊的场景，晚饭后，路灯下，几个在纽约的上海画家——陈丹青也在其中，站在唐人街一个昏暗的报刊亭前，一排排的杂志中有《花花公子》，他们互相调侃着……再次见到他便是几十年后的事了，我们居然在上海一家什么商店里偶遇，停下来聊了几句，提到了画肖像的事，我跟他要画，他就慷慨地答应了。几天后，画便送到了我家。

他为什么眨眼……

那么多的肖像，我自己只有一张陈丹青画我的油画。当时他好像刚完成了西藏组画，我们坐在姥姥房间里——为什么不是在客厅？也许楼上自然光更好一些，也许姥姥要我们在她屋里，记不清了。我穿了一件自己做的连衣裙——红白条子的棉布，宽而低的方领，无袖贴身的裁剪。我们画了多久？聊了什么？也记不清了。

突然想起那条神秘的猫鱼。我的脚踏车骑得飞快，心中满怀憧憬。奇怪，想到当年就会想到苏联。

我问哥哥，你小时候画了那么多张我，怎么都没有了？他说，好多都留在孟老师那里了，那时画能被孟老师看中收下来是老开心、老骄傲的事，画留在自己屋里有什么用？我没钞票买纸，没画过的纸才是更宝贵的。十多年前，有人在拍卖市场看到几张陈川画我的素描，那是在孟老师去世后被谁拿去卖了？

中国有不少伟大的艺术教育家，如徐悲鸿、吴冠中。孟光不是伟大，而是美。一种脆弱的美；好像从高深的荒草中挣扎出来的蔷薇，与现在花房里粗壮的玫瑰不同。他也不像哈定把艺术大众化的教育家。绘画不是混饭的工具。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吸引我的不是能学会艺术，而是他使我感到艺术是无止境的。艺术不是为社会的，不受时尚左右的。

从平江路走去孟老师家大概半个小时，我多次跟哥哥去那里为他们做模特。孟老师在美校的得意门生，比方夏葆元、陈逸飞等都在那里画过我。不知那些画都去了哪里？

我认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上海的文艺复兴。四川艺术如罗中立《父亲》，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是伤痕美术。有很大的影响力。从主题到画风都使人感到一种暴力。但上海的艺术情感就像是后弄堂悄悄的肺腑之言……把闷在肚里的一点点不规矩的隐私用最美的方法说出来。不是宣言而是流言。流言往往更生动更美，我觉得，美术灵感是对美的期待，是在美的饥饿中产生的。

陈川从静物开始，画屋里的椅子、厨房的洋山芋、晒台上的葱。然后他开始画动物和人，有几次，他背着画架长途跋涉走去动物园写生，画老虎、狮子，画大象、犀牛。当然更现成和方便的是画我和家里的猫。父母为我们俩分配好了每人饭后隔天洗碗，为了让我给他当模特，陈川只好被我敲诈勒索，每天洗碗。

那时的画家们有多饥饿？多寒冷？当年的“黑画展”。画家们被一个个叫到办公室单独审查。很多人后悔画了那些画。现在看来，这就是海派风格的开始。夏葆元的“恋爱史”是一种没有反抗的反抗。今天有谁画得出来？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没有宣言。只是把上帝人性化。拉斐尔是梵蒂冈教堂的画家。他的圣母画得很性感。有过做主教的念头，一直不敢结婚。只活到三十七岁。由于和情人做爱过度死在床上。上海当年还不如梵蒂冈自由。感情像是挤牙膏挤出来的。但那种感觉和现在比起来，没有市场，没有商业操作。那种纯真有多可贵。一切出自内心。为艺术而艺术。

他如果看到我这么写，肯定会抗议：侬瞎写啥啊？哥哥极其谦逊、害羞，尤其对于内心深处最在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