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 格瓦拉 (第3/5页)

那时，我也需要柔软。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挂着豪华窗帘的电影院和饭店方向，渴望那些不可触及的雪尼尔和天鹅绒，我不断摩挲着自己的灯芯绒裤子，直到绒毛几乎被磨秃，又把一条褪了色的丝巾揉得皱皱巴巴。我渴望柔软，比如春天温和而湿润的空气、阳光、沙滩，还有一杯纯咖啡，哪怕是一块香皂也好。硬邦邦的桌板睡得我骨头酸痛，粗糙刺人的毛衣高领在我脖子上勒出一圈红印。

安娜女士的本体论是这样的：她相信自己的睡梦拯救了世界。她睡着的时候，这个已经腐朽破败、元气耗尽的旧世界将会重获新生。她一边睡着觉，一边就拯救了世间万物，让它们起死回生。如此伟业显然无人察觉——人类是多么可悲的二维生物啊（“就像一张纸。”她说），唯有她自己、我和她的医生三个人了解真相。即使是安娜女士的女儿，一位著名的媒体人，也蒙在鼓里。这个女儿只会在安娜女士因沮丧和失眠而陷入长达好几个月的抑郁时，开车送她去医院。

玻璃窗外的城市变暗了，闪着微光。在暖气片上方，从我放在桌子上的睡袋开始，这似乎不再是一个能容纳人类的友善空间，仿佛此时此刻的世界已经撕裂了外表包裹的柔软装饰，露出了它锋利而丑陋的骨架。还记得那几只实验中的幼猴吗？给了它们两个假母亲供选择：一个可爱又柔软，但是没有奶；另一个是用冷冰冰的金属线缆制作而成，但可以从它们的人造乳头中随心所欲地吸吮乳汁。小猴子宁可选择在愉悦的柔软中饿死，它们虚弱地在人造毛皮上挤成一团，任生机流失殆尽。睡觉之前，我会为做实验中的所有生灵祈祷。当然也为人祈祷。

“为什么是您？”第一次见面时我问她。她让我把做完的填字游戏剪切成带字母的小方块，她要用这些纸屑弄出一张巨大无比的拼图。过了一会，她才神秘兮兮地举起手指，以施洗约翰的手势指向天堂。

礼堂里的会开得没完没了，需要进行投票表决了，委员会主席用木屐敲打着水泥地板，这东西还是当年盖世太保占据心理学大楼时遗留下来的。此时此刻，每一分每一秒，崇高的革命气氛都在感染着我。仿佛我只是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沙海中的一粒细沙、一个微小的分形，哪怕是一片雪花，也明确地昭示了自己是属于暴风雪的一部分，这种归属于某个集体的存在感使我倍感欢欣。多么让人宽慰啊！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存在，不再属于自己，取消了隔阂的边界，哪怕只是一瞬间。通向礼堂的走廊里有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我们站在旁边抽烟。吸烟的人围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圈子，不时有人加入，有人离开。突然间，我感到十分疲累，对独处片刻的渴望变得空前强烈，于是我把自己锁在二楼的洗手间里，坐在马桶上盯着墙面片片剥落的油漆。忽然有人拉隔间门把手，我忙屏住呼吸，直到那人在隔壁的马桶上坐了下来。我悻悻地回到桌子边，又一次重读《跳房子》，这次是换了个角度，根据不同的关键线索去读。我发现，书中事件发生的顺序未必是一成不变的，也许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件件事浮现在我眼前洗牌，又以随机的形式重新排列——我被这个想法打动了。我走下楼，排在等待打电话的队伍里，然后立即出队，跑去自助餐厅，接着再回来排队，如此循环往复。之后上桌子，去洗手间，回礼堂，排队打电话，桌子，自助餐厅……最终我有了一丝明悟，原来别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在秩序与混乱中试探着，因此大楼里总是动荡不安，路上总是人潮汹涌，旗帜四处飘扬，还有正午时分突如其来的不可穿透的黑暗。

既然饱受失眠之苦，又如何能拯救世界呢？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用眼神将我引向人头攒动的示威队伍和大学里悬挂的罢工横幅，似乎上面写着“世间诸般乱象源于长期居住在新世界大街的退休波兰语教师安娜·托皮埃尔女士的失眠”。

罢工期间的晚上，两部公用电话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要打电话的人排起了长龙。妈妈只会像着了魔似的一遍一遍重复道：“回家吧，坐火车回家吧！”爸爸会从她手上抢过话筒，说：“给我带点东西回来。”我爬进暖气旁桌子上的睡袋里躺下看书。紧邻我的那张桌子上睡着一对老夫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谈，他们正忙着卿卿我我。

我们用她漂亮的镶金茶盏喝劣质的马德拉斯茶时，她会向我解释，这个世界需要大约八个小时的睡眠。这其实不算多，但她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而且天还没亮就再也睡不着了。她睡得很浅，梦中能听到大地的根基在噼啪作响。尽管医生给她开了辅助睡眠和改善情绪的药片，但她拒绝服用。她认为借助原始的药理学来操纵现实法则的做法十分荒谬。我同意她的看法。我开始发牌，我们玩起了惠斯特牌，所有纸牌游戏中最无聊的那种。这是为了让她感到厌倦，让平静在她身上缓缓流淌，让我的话语乏味冗长，永远空洞无物，让寂静发挥作用，让水把茶冲淡，如此种种就像顺势疗法的镇静药物，在我的呼吸下哼着摇篮曲。这就是我施展的魔法巫咒。

“也许你就是疯了。”

有一次我看到她睡着了。她睡在扶手椅上，头斜侧向一边，面容安详而姣好。我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得验证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奇迹。太阳从低垂的、翻涌奔腾的秋日云海后面露出了头，阳光洒落在联排公寓的屋顶上。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周六下午搭电车去看他，只是为了快速确认一下，是否一切正常。这场大罢工演变成了轮流罢工，明天在大学里将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场集会。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切·格瓦拉一直不想开门。我能听到他在糊了报纸的房门内侧的呼吸声，甚至还有他睫毛扫过猫眼的沙沙声。

“我知道。”

“口令？”他终于发问。

“你还装扮成游击队员，在街上大喊大叫，跟别人瞎扯，胡言乱语。”

我慢慢地说出了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天空、树叶或是罐子，现在已不记得了。然后他犹豫了一下，咔嗒一声锁响，门开了。

“我知道。”

他看起来状态不佳。浑身的怪异特征都被剥夺了，腰带上的手榴弹、头上的钢盔和身上的军事徽章统统消失不见，他只穿了一件灰色的腈纶运动服，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眼前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浑身不停地发抖——有关他的真相总算大白于天下。他根本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他是个骨瘦如柴的早衰老人，既没有童年，也没有经历成年，而是直接从婴儿期一步跨入了暮年。现在他必须把失去的时间找补回来。他穿着对他而言超大号的拖鞋，走得拖泥带水，把我带进了那间满是报纸的单间公寓。一张旧毯子遮盖着窗户，窗帘杆上挂着一条条毛巾。他的牙齿打战，也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寒冷。我们呼出的雾气浓郁得就像漫画中从嘴里冒出的讲话泡泡一样。

“看看你干的那些事，被人当成疯子是你自找的。”

他告诉我，自己从早上就开始受到监视。他说，那些人起初在街上观察他，但现在爬上了一棵树，用双筒和单筒望远镜透过窗户盯着他，所以他才不得不遮住窗户。我想要问他是谁，谁在监视你，谁会潜伏在你的生活里，你这个可怜的疯子，但最终没有问出口。我强忍住，什么也不说，因为任何解释都只会强化他那疯狂的幻想，每一个词，每一次定义迫害者的尝试都会使这幅画面变得更加强烈。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开始煮速溶白罗宋汤。他看着我，似乎希望我能说点什么，身体颤抖得愈发剧烈，我打开了电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