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鼓奏鸣 (第3/5页)

这座城市最深处的本质是雌雄同体的，很容易就把上帝划分两性原罪的庸俗界限模糊掉，只有世界边缘的那些新贵暴发户还在小心呵护着这种区别。

我几乎每晚都去看他们。当我完成了手头无聊的工作——坐在数不尽的文件中，将这一摞移到那一堆；当我把那些任务终结，把一切琐事都记录在案后，我会从冰箱里拿一罐啤酒或者一盒饼干，带着出门。

假如有人可以跟踪我在城市中漫游，假如有人紧随着我，并在纸上画下描述我行迹的复杂图形，或者甚至（趁我睡着，让我毫无察觉时）在我的脚上绑个跟踪器，就像给鸟儿绑的那种，那么在电脑上就可以看到我所留下的奇异轨迹，这是毫无男性特征的路径。因为我所结识的几乎都是女人。这怎么可能？这座城市的男人为何比女人少，数量少到我每次碰到他们时，他们都好像是转瞬即逝的、心不在焉的、疲于奔命的、有约在先的，他们就像是用柔软的铅笔画在纸上的浅浅的线条？我怀疑，男人们在城郊有着自己的独立社区。或者，是的是的，他们肯定都在坚固的红砖砌成的政府大楼中忙忙碌碌，在那儿统治着这座城市。他们低沉的声音在空中回旋，也许这就是城市中总能听到的不间断的嗡嗡声的来源。也许他们正在筹划下一次战争？我甚至错误地怀疑，这座城市被不存在的界限或是无法看到的间隔划分成了男人区和女人区，而有一些会飞的警察在空中巡逻。当然，这不是真的。模糊不清的不仅是人们的面容，不仅是个体，还涉及性别。我见到过男芭蕾舞娘、男荡妇和男歌剧皇后。他们被挂在墙上，有一部分遮盖了建筑工地。他们脸上化着妆，窄小的臀上穿着纱裙，虽胸部平坦，却比女人还要女性化。我多次打量着他们，最终我开始拿不准了，也许他们根本就是女人，只是装扮成了男芭蕾舞娘。也许是女芭蕾舞娘假扮成男人似的女人，或者男性化的女人。后来我给出了盖棺定论的判断：

去那里的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有新人加入，有旧人离去。金属桶里燃烧的火焰每次都映照着不同的面孔。鼓也在变。我最高兴的时刻是一面磨损严重的旧鼓的出现，此鼓被人们称为“擦鼓”。这是一面高大而厚重的鼓，鼓面上有个洞，通过拖动绳子来演奏——就像鼓在说话，在用几个钟头的时间来倾诉、哀泣、低唱。鼓中的国王无疑就是它，而不是另外两个男孩带来的那面需要用柔软的鼓槌从两侧敲击的土耳其鼓。想演奏擦鼓的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希望在节奏感十足、粗犷又感性的鼓声中忘却自我；天快亮时，我的手已经累得麻木，泛滥的汗水淹没了眼睛，身体也虚弱不堪，但我似乎还没有得到满足，是的，永远也不会够。

我需要转三次车才能到达学校。在路上吃了几个三明治，还观察了沿途的旅行者。我惊奇地发现，他们中不存在同类，他们每人的特点各异，互不相同，完全不能形成一个整体（他们的妈妈肯定永远不会把他们与别人弄混）。到最后，其余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归于混沌。皮肤黝黑的壮汉，睫毛漂亮的小伙儿，宽脸庞的妇女，眼眶湿润的老者。难道人不仅仅是一堆特征的集合体？还有地域因素，那些经过的地方不也在闪耀着时间的色彩吗？

一个肤色黧黑的漂亮女孩带来了一面印度达曼鼓，鼓身两侧的皮带上各系了一个球，当她用手掌击打旋转的鼓时，两个球会碰撞绷紧的鼓面，发出令人神经紧张的焦虑节奏，这节奏仿佛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雷暴，它已经在地平线之外酝酿形成，正在上升、逼近，一会就会像冰雹一样瞬间劈中我们的身体。姑娘解下小鼓交给周围的人，每个人都想加入这个蕴含着净化意味的灾难预言中。长得像门环的西藏小鼓发出警告和怒吼声。另一个单调的咔嗒声就像哀怨的圣歌，如泣如诉。总是会出现某个不那么清醒的人，猛然间抓住铃鼓，这是一件最安全、也最著名的乐器。人们对这样的行为听之任之，允许他寻觅重返幼儿园的感觉。现在，他用拳头捶击着鼓面，拍打着鼓边的金属圈，然而这种金属撞击声听起来实在让人觉得刺耳。当喝醉的手鼓让我们恢复了意识之时，军鼓自然也加入进来，这是位从了军的亲戚，变得越来越令人畏惧。军鼓说，即将到来的雷声实际上是战斗的高潮，这样的激战每天都该发生，永远也别想逃避。当非洲的墩墩鼓、会模仿人说话的马来西亚伊迪奥风鼓、只有女人可以敲击的定音鼓、只能在家制作的单鼓、从玩具店买来的婴儿鼓，还有优雅而极具异域风情的鱼形鼓，形形色色的鼓全部都加入进来后，喧闹声变得令人难以自持。此时此刻，才创造出真正的交响乐——节拍相合、共鸣绕梁、错落有致。偶有拍子被击错，蹦出不和谐的杂音，但很快就会消弭于无形，自动调整，重归有序。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感受到自己的战栗与躁动，拼命吸收着来自外部的节拍，这节拍比我们自身可悲的尖叫声更为重要。节奏席卷了我们，淹没了我们，让我们为即将到来的风暴做好准备。当风暴真正来临时，我们竟令人难以置信地、眼睁睁地屈服了，就像被淋了一场倾盆大雨。

城市，城市。他们带着激动和骄傲的心情重复着这个词，共同参与着某种我所不知的神秘行动。那些游客也加入这个行列之中，他们甚至更加兴奋，在散布于地图上的众多公园中探索这座城市；他们踏遍城市的主干道，在干涸的河底漫步，甚至买下几年前崩塌的建筑物残片。他们是否跟我一样，迷失于其中，却怀有美好的愿望，希望能抓住身处的这个被称作城市的梦境，哪怕只有一丝半缕？

然后一切归于沉寂。只剩下一面儿童鼓的声音，它均匀地奏鸣，如钟表一样与时间保持着一致——嘀嗒，嘀嗒，嘀嗒。节奏从一开始就创造了时间。鼓乐喧天，再安静下来，这样的循环在夜里发生了几次。清晨时只剩下一个人，他像个哨兵，确保着鼓声不会中断。

我透过车窗所看到的城市，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更像一个充斥着各色建筑的混乱空间，是围绕地铁口而组织起来的某种大杂烩。令我担忧的是，我看到的一切与其他人眼中所见截然不同。因为所有人都惊叹地重复着：城市，城市。他们明显在脑中形成了某种具有统一性和连贯性的概念，但对于一个外乡人来说，这很难理解。难道是我无法看见他们所注意的事物，无法理解那些看似杂乱无序，又像被错综复杂的地铁网络如不均匀的珠链一样串联起来的地点之间所存在的神秘联系？

这，就是在这座城市中，发生在我身上的唯一不变的事。也许正是因为这鼓声才让这座城市始终保持在受控状态，虽然城市并不知道，这应该归功于谁。

可能是因为，我从更远的一站下车了，不得不从那儿步行十五分钟，一路上我时不时地对获得细节产生了极度渴望。所以我本能地冲到了书报亭（那里有杂志出售，真是对“细节刚需”的巨大胜利），或者浏览那些寻常摊位上售卖的花束。在花摊前，因长途跋涉而涣散了的目光得以再次聚焦，被小苍兰的紫色脉络勾勒起来，被镶嵌了奶油色边缘的玫瑰花瓣安抚下来。

我与卡尔拉成了闺蜜，花在案头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少了，现在几乎每天都下楼蹲在她的棚屋里。我们一起看电视，当她出去时我帮她照看孩子。我把孩子用布巾系在腹前，溜达到其他人的棚屋里，坐到破旧的沙发上，安静地与他们一起看电视。他们一共有六台电视机（一台放在户外的树下，为了防雨还在上面撑了一把黑色大伞），每台电视都播放着不同节目。因此当我从一台走到另一台时，就可以看到整个世界——战争的硝烟、百慕大的整容手术、大草原的野生动物、人类的性行为、朝鲜的大阅兵、无休止的时装秀。常有人把我误认为卡尔拉，尤其当我抱着她的孩子时，我也懒得纠正。我们俩经常在午后坐在普希公园的长椅上，看着那些从头到脚罩着黑纱的女人或者戴着麻线帽的大胡子老头儿。

观察玻璃外浮动的画面，通过几个手势勾勒出世俗的生活场景——这是我唯一所能见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树木勾连成一片，公园融为一条柔和的绿化带。事实上，我的视线无法在任何事物上驻留片刻，永远在线的自我，温柔地接受了所有的视觉膨胀。在连绵的掠影中，我将外部的一切统一起来。车窗外的一幕幕连成序列的细节刚被命名，又旋即失效。

她曾经问过我：“你会不思考吗？”我答道：“当然。”我倚着长椅的靠背，眼盯着鞋尖，沉入自己思绪的灌木丛中，一部分想法是油腻而富有弹性的，另一些则虚弱而飘忽不定。它们互相串联，又彼此融合，最后像椒盐卷饼一样卷起来，像甘草做的黑色糖块，然后凝结成气泡向上漂浮。“我们就是带有欺骗性的影像流。”卡尔拉重复地说，带着某种陶醉，尤其是当她成功地把孩子扔给某个人带，自己可以安静地抽烟时。

我感觉很幸福。这可能是我存在的最自然的方式：从远处泛泛地观察，不融入其中的生活，只观其表象。我匆匆而过，投以一瞥，仅此而已。乘车在城市中巡游的我，如同那些上了年纪的游客，他们租一辆空调大巴，就像装上了发动机的幽灵一样游荡在城市中，透过有色玻璃，扮演移动的事件见证者。我亦是如此：

没有任何持久固定的基点，没有方向，只有永恒的流动，以及发生在转瞬间的诞生与湮灭。如果可以穿越到每个时刻的内部去旅行，你就会发现，构成存在的基本要素是“即将”和“已经”之间的空白地带。世界就是由这样的空白构成，很遗憾没有合适的语言去描述它。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真实事物，其实就是它的昙花一现，是对不存在的完美性的扭曲。“那又如何？”我追问道。她习惯在吸烟时长时间地喷吐漂亮的烟圈儿。“没什么，”过了一会她说道，“留给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所有行为都煞有介事，好像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假装我们同样不真实的、不习惯虚无的身体也希望能体验到这一切。我们要忽略刚才我们对真实性的所有质疑，假装笃信它的存在，就这样活着。服从于你的感官吧，姑且接受它们所传达给你的一切。要将这些视作绝对的金科玉律。就像巴黎那边的塞尔夫哲学模式一样。每日清晨把你眼睑上的虚无抹去，陷入幻象的颤抖溪流中吧。让自己成为多姿多彩的幻象，但要记住真实。”

因此，不得不小心留意。我必须一看再看，悉心观察这座城市，以免它脱出我的监控。我坐车穿越无尽的郊区，掠过一座座方形的车库、满是悲伤意味的各色住宅楼，我慢慢地意识到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