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鼓奏鸣 (第4/5页)

首先，我买了一顶带有黑色发辫的帽子。戴上深色的美瞳。当我第一次在镜子前试戴帽子时，我看到了一种少女的青春气息呼之欲出。为了配这顶帽子，我特意穿了一条挂在屁股上的肥裤子和一双厚重的靴子，然后骑车奔向变幻叵测的城市。我真的就是那个小女孩，因为这就是我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就是我从别人脸上看到的反映，我给他们这样的印象越深，我就越能确定自己成了这样的人。我已经不再抽烟，也不再伏案书写，完全放弃了那些重要的专栏。我被那些曾涉足的地方所吸引，那些地方充满了响亮的音乐和与我类似的人——人头攒动的迪斯科舞厅前、城市公园的湖岸边，还有网吧。在网吧里我开心地点开有关时尚和布兰妮·斯皮尔斯的网页。我的嗓音变得更高亢，更尖细，我的肌肤变得更丝滑，更容易捕捉到风和水的气味。我碰到另外一些与我相仿的人，我与他们聊天，度过了一段透明而浮浅的时光。我还跟他们约了第二天晚上再见面，但我从来不确定是否会去赴约。

再说说商店。它们明目张胆地游荡着，而开门时间对我来说完全无法预测。我住的那条街上，永远不能确定此时此地的这家店铺是不是昨天的那一家。即便是，也不意味着今天你在店里见到的红酒、面包与昨天或者一周前买到的一样。而且，人们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喜新厌旧。经常会见到装满家具的大货车呼啸而过，又有人从一个街区迁居到另一个街区。还有，博物馆里的藏品也飘忽不定，这给游客们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博物馆视为地球上最为一成不变的所在。也许在其他地方如此，但这里显然不是。

能成为另一个人，是怎样一种解脱啊，哪怕只有这么短短的一会。其实，在这座城市中并不难实现，因为这里有数不尽的商店和丰富的库存，任何风格、任何颜色都不难寻到。还有那些二手店，大量被人穿过的衣服又在其他人中流转。城里有各种口红、假发、发油和染料，有文身的洞窟和黑店，有舒适的治疗师工作室。仅仅换件衣服、染个发色或是在鼻孔以及嘴唇上穿个银环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忘却自我。如无名氏般睡去，做无名氏状醒来。别人无限的生命旅程与我有诸多交会，是什么阻止我们变成他们？扮成A出门离家，归时饰演B回到另一个家里。

第一次坐火车横穿这座城市时，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这次旅程、窗外的风景、车轮滑过路轨的轻微摩擦声，都使我变得恍惚。车窗外的城市让我感觉特别虚幻无形、变化不定，因此我也丧失了轮廓感。有一架大型的齐柏林飞艇划过天际，随风逐云间，形状变幻莫测。表面上看，城市还是那座城市，但我每天都会注意到一些新的细节。比如，在空旷的广场上，一夜之间就会冒出几座玻璃建筑。有时，地铁站会打乱原本的顺序，从后一站跳到前一站；有些车站正好相反，迟迟不肯登上舞台。

我用在土耳其市场上花了几毛钱买来的布料给自己裁剪了一条纱裙，又用剩下的布头缝制了一幅真正的面纱，再用染料把眉毛染成了深色。我坐地铁来到泛滥着异国风情的区域，融入人群中，随手拍拍熟了的甜瓜。当目光撞到大胡子男人的凝视时，我会低眉敛目。我混入有一群孩子的大家庭里，走在他们后面，就像是他家的某个不重要的远亲一样，一路尾随到他们家公寓房门前。有时，我会不知不觉地跟着他们走进房间，坐在沙发上，喝一小杯甜甜的浓茶，然后完成摆在桌上还没收尾的手工活——童袜、线帽、手帕边上复杂的镂空刺绣。后来我甚至开始用他们难懂的语言喃喃自语，开始帮忙把盐渍花生从厨房里端出来，把用糖浆浸泡过的甜谷粒团成小丸子。但是到了傍晚，我就会感到蠢蠢欲动，似乎有什么东西驱赶着我奔向某个地方，因此我有几个小时会变成头戴棒球帽、身穿格子衬衫的帅小伙，最终与其他人一起出现在那里，用带毡子头的厚重鼓槌敲打着土耳其鼓。

我在城市郊区找到了学校，是熟人推荐给我的。距离相当遥远，我反而觉得甚是欣慰，因为坐火车总能让我心绪舒缓，气静神凝。从火车上无法一览城市的全貌，只能看到孤立的、彼此分开的建筑，这些建筑还总是在翻建装修中，一片乱哄哄的施工现场，起重机忙碌着，五颜六色的围栏将工地与街道隔离开。有时还会看到几条刚刚完工的街道，路面上散布的白色砂浆和混凝土渣也未清理干净。整条街区尚无人入住，似乎谁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能下决心搬入一个全新的现代空间。也许未来的城市就会以这种方式彻底清空人口——新建的房子越多，想入住的人就越少，房子越积越多，而人越逃越少。对于这个简单而神秘的原理，建造者们应该并不陌生。或者，人们将会固执地、绝望地、痛苦地挤在胡乱分布于公园间的窝棚和简易木板房里，让空空如也的银色摩天大楼忧郁地折射着天空的光线，映照着云卷云舒——而这些转瞬即逝的浮光掠影，不是人间的烟火气。

如此变换身份并非难事。就像从帽子里变出兔子的戏法一样，我会把各种角色从自己身体里揪出来。这些角色既不是我创造出来的，也不是我所扮演的。

我看到，那些鼓总是被摆成一圈，仿佛一间自助乐器工作坊，谁若是演奏累了，就会消失在窝棚间的黑暗中，自有精神饱满、跟得上韵律节奏的新人取而代之。也可能相反，演奏者尝试彻底换个节奏。当时我还是孤身一人。入夜后，我会在脸上涂抹晚霜，敞着窗户入睡。夜里常常做梦，早晨我会一边喝咖啡，一边把梦到的内容记录下来。我坐下来投入案头工作，无外乎阅读、记笔记和写信，信的结尾总是用相同的方式落款。我会列好每天的计划和采购清单，然后逐一付诸行动。然而每晚听到的鼓声，开始改变我看待一切的方式，那鼓声，是提示的鼓声，是警告的鼓声，是唤醒的鼓声。

周六，我化作一个久未洗浴、蓬头垢面的流浪老妪，在跳蚤市场里徘徊，四处寻找有璺的茶杯和破损的小镜子。人们对我避之若浼，这反倒让我十分欣喜，因为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过如此宽裕的空间。

他们在我晚餐时打鼓。我把椅子搬到直对窗口的位置，在桌上摆好餐巾和餐具，又倒了一杯红酒，开始用餐。我坐姿笔挺，仿佛身处异国的餐厅。慢慢地，日复一日，我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鼓声在白天也从未停息，只是移到了棚内，乐器的数量也减少到一件，以避免在阳光下暴晒。而到了夜晚，就像著名的异国植物仙人掌的花朵一样，鼓声在整个交响乐队中绽放。

每个月，我会变身为一个男性商人，在某家酒店里开房入住一次。每到那时，我会把抽剩下的烟蒂塞满烟灰缸，打开电视看美元汇率，还在浴室里留下男用古龙香水的味道和剃须泡沫的痕迹。我给女清洁工塞小费，总会比她通常拿到的多不少，以便让她记住这个并不存在的人。

我透过窗户打量这些人，慢慢地熟识。每个小时，我都会从案头工作中起身，舒展一下筋骨。我走到窗边，向外望去，一边咀嚼着新鲜的萝卜、草莓或者刚上市的小杏，一边去认识他们。后来我还以吃李子、苹果、涂黄油的盐水煮玉米的方式了解他们。当天气转暖时，他们的生活开始延展到窝棚之外。他们像游牧民族那样，用酒精炉煮饭；或者直接生一堆火，架上锡锅烹饪。他们喝啤酒，抽大麻，还仰头把烟雾喷吐向上空，以便其直抵天堂。当夜幕完全降临，他们会取出鼓，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就像交响乐团中的那些在音乐会上偶尔敲响两三声、发出短暂的震撼的声音、箍紧听众的心随即又将其轻轻释放的鼓一样。

我一直乐此不疲。从根本上讲，在这些变化中我并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我没有假装，也没有演戏。又不是在剧院。所有的工作都是别人完成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涉及我，所以这些努力都与我的存在毫无关系，只与别人对我的感知有关——这便是始终深藏着的整个秘密。原因大抵如此，尽管我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现，但还是身不由己地被吸引到那些大商店和装有自动扶梯的大型购物中心去，我坐着电梯上下穿梭，往复奔走。其他人一定也会有这种想法：在此类地方，不仅可以让自己在别人眼皮底下隐身，还可以在自己面前隐身，如此这般，就能避免自己与自己周旋，避免像拼装乐高积木一样，付出将自己拼装起来的努力。

一个又一个下午，这些花花绿绿的人会组织音乐会。他们将大功率扬声器摆到院中，播放着过时的布鲁斯音乐或者帕瓦罗蒂的歌剧（很遗憾，还曾与他一起尝试过进入同一家公司演唱）。日渐黄昏，他们将歌剧换成了单调、阴郁、悲伤的电子音乐。乐声如炊烟，自院落中升腾而起，惊扰了教堂塔顶的天使。

因此我像所有人一样，像那些吵吵闹闹的兄弟姐妹、招摇过市的同事、游戏人生的玩伴一样，在摆满了名表、手袋、丝袜、香水、法国奶酪和时尚拖鞋的流光溢彩的柜台前游荡。我这样游荡，只是增加了一点视野。我在香气四溢的摊位前徘徊，冷漠地扫过女店员，她温柔细腻的纤纤玉指在收款机的键盘上弹奏着银铃般的旋律。

我把全部的就餐时间献给了他们——我将桌子挪到窗边。现在，我正慢慢地咀嚼我的早午餐，他们就一直处在我的视线所及之处。他们很少在窝棚之间走动，惯常的喧嚣和匆忙在他们身上更是难得一见。只有在阳光明媚时，他们才走出来，坐在台阶上晒太阳。他们的孩子们也在安静中玩耍，从来听不到尖叫声。就连他们养的狗都似乎是某个安静的品种，像个哲学家一样在思考着鸟儿如何从这随意搭建的露台上开始了混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