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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吗？”她说，用指头摩着修剪整齐的发梢。

我坐在餐桌旁，听见塔玛消了音的小便声、水龙头的流水声。她在里面待了很久，等到终于出现的时候，她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涂了我母亲的口红。当她发现我注意到她时，就好像我打断了一场她正在看的电影，她的脸上充满了对另一种生活预景的痴喜。

她不断地寻找，直到只剩下寻找本身。阿拉米达的占星师曾让我母亲哭泣，说着她上升星座投下的不祥阴影。那些疗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一群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到处都包上了护垫，她把身体投向地面，不停地旋转，直到撞上什么东西。回到家里，她皮肤底下都是淡淡的灰雾色，瘀伤深成了暗红色。我看着她摸那些瘀伤，带着类似欢喜的感情。当她抬头发现我正注视着她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新漂染了头发，散发出一股化学品和人造玫瑰的刺鼻气味。

我最喜欢的幻想是在《娃娃谷》里读到的安眠疗法：医生在病房里诱导尼莉进入长期睡眠，这是她唯一的解药，可怜又要强的尼莉在杜冷丁的作用下慢慢昏睡过去。这听起来很完美——我的身体有安静可靠的机器来维持生命，大脑休憩在一片水域里，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不受侵扰。几周后我将醒来，尽管生活会滑回那令人失望的地方，但仍会有一段僵硬的延后时间——那一片空白。

病情虽然模糊，疗法却很具体。她新交的朋友推荐她做按摩。她们还建议她去感觉剥夺箱里泡一下盐水，除此之外，还有皮肤电测试仪、格式塔心理学，包括让她只吃满月时种下的高矿物质食物。我不相信母亲真的会采纳她们的建议，但是每个人的话她都听。她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计划，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地尝试，答案就有可能随时随地来到她面前。

让我上寄宿学校的目的是矫正，我需要这种推力。我的父母，尽管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但仍然对我感到失望，为我平庸的学习成绩而沮丧。我是个普通的女孩，这是所有失望中最大的失望——在我身上看不到一点儿伟大的光亮。我的长相没漂亮到可以代替成绩的程度，天平不肯热心地往长相或聪明上偏一丁点儿。有时我被一股虔诚的冲动压倒，想要做到更好、更努力，不过最后当然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冥冥之中有别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课桌旁边一扇窗户开着，于是我浪费整节数学课去注视树叶的震颤。钢笔漏墨水了，于是我做不了笔记。我擅长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在信封上用泡泡字写姓名、地址，在封口那儿画上一些有笑脸的小东西；做一杯泥乎乎的咖啡，庄重地喝下去；在收音机上找某一首想听的歌，就像灵媒搜索死人的消息那样。

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吃肉。我的母亲，珍，从离婚后的第四个月开始戒了荤食，她还戒了其他很多东西。过去她会确保我每个月有新内衣买，会把我的短袜卷成可爱的鸡蛋形状，会给我的娃娃缝衣服，跟我身上穿的搭配起来，连那珍珠般的扣子也一模一样。这样的母亲现在不见了。她已经准备好要照料自己的生活，热切得就像个女学生在解答一道数学难题。她一有空就会做伸展运动，踮起脚瘦小腿；焚香的气味从铝箔纸包里飘出来，熏得我眼泪直流；开始喝一种由芳香树皮制成的新茶，在房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抿着，茫然地摸一下喉咙，像正从一场久病中痊愈似的。

母亲说我长得像外祖母，但这话听起来很可疑，像是一厢情愿的谎言，为的是可以有点儿虚假的希望。我熟知外祖母的故事，重复过无数次，已经像祷告词那样可以脱口而出了。哈莉特，种椰枣的农民的女儿，被从印地欧灼热、默默无闻的土地上采摘下来，送往洛杉矶。她的下巴线条柔和，眼睛水汪汪的，牙齿小而整齐，又略有些尖，像只陌生又美丽的猫。制片厂体系宠溺她，给她供食打成奶泡的牛奶加鸡蛋，或者烤肝加五个胡萝卜，在我童年时期，她每晚吃的就是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她与家人蛰居在佩塔卢马的大农场里。外祖母种一些从路德·伯班克那里插枝过的观赏玫瑰，还养马。

我独自坐在长椅上，膝盖上铺着餐巾，开始吃我的汉堡。

外祖母去世后，我们靠她留下来的钱生活，那片山区就像我们的王国，尽管我也可以骑自行车到镇上去。这种距离更多是心理上的——作为成年人，我惊讶于我们当时如此与世隔绝。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围着父亲转，我也一样——他总是斜着眼瞧我们，劝我们多吃蛋白质，读狄更斯，或者呼吸再深一点儿。他自己吃生鸡蛋、放了盐的牛排，还在冰箱里放一盘鞑靼牛肉，每天舀着吃五到六次。“你外在的身体反映着内在的自我。”他在泳池旁的日本垫子上边做运动边说，我坐在他的背上，他做五十个俯卧撑。这种感觉像一种魔法，我跨坐着，被举到空中，鼻子里是燕麦草的气息，还有渐凉的大地气息。

夏天在我面前张口打着哈欠——散漫的日子，行进的时光，母亲像个陌生人似的在房子里四处游荡。我和父亲只在电话里说过几回话，对他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我一些感觉怪怪的很正式的问题，就像一个远房的表叔，关于我，他只知道一些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信息：伊薇今年十四岁，伊薇个子不高。如果我们之间的沉默带着些难过或愧疚的话，那还能让人好受点儿，可事实比这糟糕——我能听出他很开心自己已经离开了。

有一次，一只郊狼从山上奔下来，与我们的狗厮斗，那可怕的急促的嘶嘶声吓坏了我。父亲就会射杀那只狼。一切似乎就是那样简单。我对着一本画册描上面的马，石墨的马鬃渐扫渐深；临摹一幅山猫叼走田鼠的画，那造化的利牙。后来我知道恐惧是如何一直都在那儿的。当母亲留我独自和保姆卡尔森在一起时，我就感到慌张，她身上有一股潮湿的味道，她总是坐错椅子。当他们告诉我我一直很快乐时，我却无法说明自己并不快乐。即使是那些幸福的时刻，也伴随着失望：父亲的笑声，他大步远远地走在前面，我必须使劲跑才能追上；母亲的手放在我烧得发烫的额头上，可紧接着就是病房里绝望的孤独，她消失在门外，用一种我认不出的声音与别人通电话。桌上有一盘丽兹饼干和一碗变凉的鸡汤面，灰黄色的鸡肉从薄布似的油脂层里凸出来。即使是个小孩，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星空般的浩渺与空幽，近乎死亡。

“你是怎么回事？”他咕哝了一句。我张口道歉，但他已经走开了，好像已经知道不需要去听我说什么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