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北京 (第3/5页)

何东见证了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本土化走向，说我是他认识的“最中式的白人男性”。在网上查一部电影的时候，他发现我用的是豆瓣而不是谷歌。在外面走路，我把“天桥”说成“sky bridge”，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们两个人都笑了。不过比起“pedestrian overpass”，“sky bridge”显然更简单、更有画面感。在大钟寺吃烤肉的晚上，服务员将刚上的三瓶啤酒都打开，我习惯性地站起来给每个人倒酒。何东看起来有些担忧，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说：“这有点太中国了吧。”那时候，我可以用中文生活，但是依然难以表达自己的幽默。我会尝试开个玩笑，接着得到一片沉默。一天下来只说字面话，让我很难受，会觉得生活缺乏层次。幽默交流这种需求，我仿佛外包给了何东。没事，我们就坐在寝室煮一壶咖啡，吐槽最近遇到的事情，不担心说的哪一句话会让气氛变得尴尬。

我们是无龄无纸的

我们的关系简单，也因此而舒适。可能会有段时间都不联系，然后本杰或我随便发给对方一个文章的链接，闲聊几句，约下一次大跃啤酒。我有次一口气交一年的房租，向本杰借了些钱。他有次写关于北京电影学院入学考试的报道，为此采访了我。多亏工作福利，我们一起去天桥艺术中心，看了一场《杨门女将》。我们的生活在平行的轨道上进行，却总是有交叉。

时髦的无神论者

我和本杰也是在汉语初级班认识的。他后来找了份工作，在一家中国官媒负责英文内容。过着首都白领生活的他成了我面对社会的窗口，让我跟校外的世界保持连接。他住在中国美术馆附近的东厂胡同，有人说他像个地位不够高的小妾，只争取到住在紫禁城旁边的资格。本杰周末值班，我们喜欢周一晚上到亮马桥的大跃啤酒。在学校，大家关注社会事件的热度有些低，发言也比较谨慎，平时都喜欢聊和学业相关的。而本杰算是新闻工作者，不仅跟我谈论，他还可以分享编辑部的内幕。我们借着酒精尽兴聊，聊到十号线的末班车时间为止。

狂热的、尖酸刻薄的

按摩完回学校，寝室里接下来的两天都会有艾灸的香味。我无法用英语向室友何东解释我做了什么，只说它涉及烟，我们从此也就那样指它。何东是学电影摄影的，和导演专业的我相当于彼此成就：我们一起拍东西，从讨论构思到拍摄和后期——当他和我讲要给中戏的人做摄影，还给我看剧本时，我忍不住感到自己要被出轨了。他和澳大利亚朋友本杰一起构成了那些年我的精神支撑。在陌生文化里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他们给了我一种依靠，一种随时都能够切换到最熟悉的交流模式的安全感。

需要娱乐的

出于尊严，我想自己忍着，但后面实在是忍不了了。我发出绝望的呻吟，希望医生能尽快回来。不知道他是对这样的反应已经习惯了、麻木了，还是走远了根本听不到。过了挺久，他才终于回来了。医生的判断就是，我的胃病来源于焦虑。去治的话，他说要几个月到半年。我找的其他中医说我没什么大问题，一两周就可以了。可能是这两个医生对恋爱的看法不同。“你的洋气可以抵消寒气。”同学叶星宇让我放心。

我们是美丽年轻的

医生在给我做针灸。我躺在非常简易的、类似盲人按摩店里的那种床上。我身后和右边是墙，前面和左侧是窗帘。上午10点多，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房间里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都和我一样被用窗帘隔了起来。给我扎了好几根针后，医生走了。过了十分钟还是十个小时，我也不好说。我只知道现在痛死了。这就是我的临终床吗？我还没做好准备。

完全无用的

我躺下来，医生问我谈过几次恋爱。“你有三次受了比较重的伤。”他摸着我肚子说。我用一个比较万能的说法来回答：“差不多吧。”

常青永远的少年

三号老师说我脾胃不好，湿气很重。“你赶时间吗？”按摩做完，他会问我。我经常会留下来做个刮痧、拔罐，或者艾灸。至于怎么解决我的问题，三号老师的建议比较有限：不要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不要熬夜，要吃早餐。我决定到北京南四环外，去看中医。

这是迈克尔·伯顿写的部分诗歌。我们是一起在朝阳公园踢球认识的。我偶然加入了迈克尔和他同事的足球圈子，他们几乎都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雅思考试的考官。我曾经在百子湾面试过一家英国人开的传媒公司，没有什么后续，但是由于加了微信，我看到了他临时发的球友招募，就去了。那成为我在北京最固定的足球圈子。传媒公司老板没有在球场上出现过，也许那次就是他放鸽子了，找人替他去。而在那些雅思考官的身上，我找到一个很奇妙的连接：我们之间缺乏任何工作或文化上的关系，只有语言和足球是共同的。我们相处放松又自在。因为他们比我大个五到十岁，我们也体会不到同龄人之间的那种竞争感——一个是北欧的考官，一个是南欧的研究生，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冲突点。从每周一下午6点开始，我们就是两小时的朋友。

这是我们之间很典型的一段对话。“你很瘦。”每次开始做按摩的时候三号老师会说。“嗯，”我会回答，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一直都是。”他会问我多久回一次老家，老家什么天气，老家吃什么，有没有兄弟姐妹。他很会读气氛，一般刚上来聊得比较活跃，随着按摩的节奏，我会渐渐犯困，他的话也慢慢变少，直到我彻底睡着。半小时后醒来，时间就差不多了。三号老师拍我后背三下，叫我过会儿结账，喝点水。按了那么多次，三号老师一直保持着边界感，从没让我感到聊得不愉快或隐私被冒犯。约不上他的时候，我几乎不会去。

听到那首名字叫《常青永远的少年》的诗，是在东城区胡同里的摄影笔，一家比较文艺的咖啡酒馆。迈克尔的艺名是NotAnotherPoet，“不是又一个诗人”。周五晚上，诗歌之夜，摄影笔二层的放映室坐满了，气氛热闹又带着期待。迈克尔站在台上，和观众确认表演上的配合：每讲完一段，他会停下来，而观众会喊出诗歌的名字：“Evergreen, ever-teens”。这首诗是给这些人写的：那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生活在北京，白天挣钱，晚上喝酒叫滴滴的外国人。

“酸痛。”

对老外来讲，中国是一个可以让时间静止的地方。远离自己的原生社会，没有人催你到点要怎么样，你因此获得了某种无年龄的身份。中国人倾向于和你保持某种距离，不太可能催你到某个阶段要做什么事，像结婚生子。你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已经足够，只要合法合规，没有人管你下班后去干吗。这样的关系虽说有些功能化，但也是一种双赢——社会享受了这些人的职业技能，而他们拥有了无尽的青春，这就是人民币之外的福利。有人说，这里是老外的梦幻岛。

“酸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