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京华岁月 (第1/5页)

醉爱小说网 zuiaixiaoshuo.net，最快更新季羡林传!

陈先生开设的“佛经翻译文学”这门课，所用的课本是《六祖坛经》。此书略称《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记载六祖慧能的事迹和语录，是禅宗的基本经典。慧能的基本主张是佛性为人心本有，万法尽在人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他认为人性即是佛性，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慧能的一首偈特别有名：“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认为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对于这些，季羡林是不相信的，也从来不信任何宗教，但是，他对于佛教却有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知道，中国同印度有千丝万缕的文化关系，要想把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搞清楚，不研究印度的东西是困难的。陈先生的课开扩了他的眼界，增强了他研究印度的兴趣。

陈先生讲课与写文章一样，特别重视资料，有一些文章，他往往先罗列资料，然后再对资料进行分析与评断，如剥春笋，愈剥愈细，最后画龙点睛，点出要害。到了此时，读者往往会豁然开朗，或者小吃一惊，如拨云雾而见青天。人们会想：“原来是这样子呀！”顿时得到一种解悟甚至顿悟的快感。陈先生在讲课时，往往也重用这种办法：先在黑板上，密密麻麻，写满了资料，然后再开讲，根据的就是黑板上的资料。学生们得到的感受，同读他的文章完全相同。

吴宓先生开设的两门课“中西诗之比较”、“英国浪漫诗人”，也给季羡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讲课认真、严肃，有时候也用英文讲，议论时有警策之处。

陈寅恪先生在东京上高中，在上海复旦公学、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学习，精通梵文、巴利文和东方古文学。1925年回国后，即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被清华聘为教授，并在北京大学兼课。他讲授的主要课程是佛经翻译文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料、蒙古史料研究等课程。

这三位老师，都是对季羡林影响较大的，他搞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显然是受朱光潜先生和吴宓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寅恪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朱先生在清华的课堂上，介绍了许多欧洲心理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的新理论，比如李普斯的感情移入说，还有什么人的距离说，等等。这些西方学者，从心理学方面，甚至从生理学方面来解释关于美的问题。而且，朱先生自己也有自己的美学观点，他认为在美感经验当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者，只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实用的态度不相同，美感的态度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的观赏。朱先生讲的许多理论，季羡林觉得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今天仍能记忆不忘。

清华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非常完整，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也是很富余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去旁听甚至是偷听自己感兴趣的课。教师不以为忤，学生也各得其乐。季羡林旁听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是非常顺利的，且还和郑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是他同一群学生去听冰心先生的课。当时冰心先生极年轻，但已名满天下。她是燕京大学教授，在清华兼课。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这么多学生，知道有“诈”，便威仪俨然地下“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季羡林他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的讲堂。想不到40多年后，她由怒目金刚而变为慈眉菩萨，季羡林和她谈起此事，她一笑了之。对于这些选修课，季羡林留下了深刻印象：

朱光潜先生那时在北京大学任教，还不是教授，在清华大学是兼课。朱先生从香港大学文学院肄业，于1925年在国外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大学，1933年回国后即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大概三十四五岁。

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郑西谛（振铎）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他也有意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尚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朱先生不是那种口若悬河的人，他的口才并不好，讲一口带安徽味的蓝青官话，听起来并不“美”。看来他不是一个演说者，讲课从来不看学生，两只眼向上翻，看的好像是天花板上或者窗户上的某一块地方。然而却没有废话，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他介绍西方各国流行的文艺理论，有时候举一些中国旧诗词作例子，并不牵强附会，我们一听就懂。对于那些古里古怪的理论，他确实能讲出一个道理来，我听起来津津有味，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在学术上诚实的人。他不哗众取宠，他不用连自己都不懂的“洋玩意儿”去欺骗、吓唬年轻的中国学生。因此，在开课以后不久，我就爱上了这门课，每周盼望上课，成为我的乐趣了。

季羡林觉得这些先生们的课，水平都很高，至今让他忆念难忘。他自认在清华期间，真正获益的，不是必修课的那些“正课”，而是这些选修课和旁听课。

朱光潜先生开的“文艺心理学”，季羡林作为选修课，认真地听了一年。他对这一门课的印象之深，从一开始就感觉到它非同凡响，比那些外籍教师所开的课不知好到多少倍。

5．广泛的兴趣

四年大学的必修课，季羡林觉得收获甚微。而使他感到满意的，反而是旁听和选修的两门课，旁听的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选修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就是美学。正是这两门课，使他终生难忘，终生受益。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的四年间，学习兴趣相当广泛，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几乎都涉及到了。

4．获益于选修课

在专业课方面，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德语学了整四年，但是，最后本科生的毕业论文系里要求的不是用德语写，而是要求用英语写。季羡林的毕业论文是《The Early Poems of Hlderlin》，指导教师是艾克（Ecke）。他本人当时认为这篇毕业论文的水平是不高的，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这些外国教授，除了个别的，大多是草包。他们都在本国大学毕过业，但肯定在本国当不了大学教授，有的可以作大学助教，有的可以作中学教师，有的只配当商店店员或小公务员之类，找不到太好的工作，但到中国来却成为名教授。更为可笑的是，他们在中国并不老老实实当教授，而是来中国猎奇，看看这个神秘的国度。受好奇心驱使，有的人学了一脸假笑，挤鼻子弄眼，打拱作揖，能说上三句半中国话，便成为中国通，回国去了。不久居然还写出几大本论中国的书，名也有了，财也有了，皆大欢喜。殊不知，这些人花钱雇人帮自己翻译中国古籍，结果书出版时，译者名字不见了，只剩下了他自己的名字。个别“杰出者”，还在本国的大学当了汉学教授。在清华，这些非正途出身的洋教授，讲课都有点野狐谈禅的味道。所以，在规定的所有必修课中，洋教授教的，没有一门课让学生们满意。季羡林自己觉得，四年下来，收效甚微。尤为可笑的是，学了四年德语，只能看书，却不能听和说。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羡林继续写作散文。他相继写成《枸杞树》、《黄昏》、《回忆》、《年》、《兔子》、《母与子》、《红》、《寂寞》等多篇散文，发表在当时颇有权威的报刊上，《年》发表在由叶公超主编的《学文》上。本来已经准备编成一个集子，定名为《因梦集》，郑振铎先生准备编入由他主编的一个丛书之中。后来因为忙于办理出国手续，没来得及编成。这些散文中有几篇，后来编入《季羡林散文集》。

毕莲是一位美国女教授，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硕士，教英文文字学。在大二第一学期，她拿一位丹麦语言学家论普通语言学的书当教本，把本来不是很难懂的格林定律越讲越糊涂。古典语言她一点都不懂。第二学期，换了课本，第一堂课讲乔叟杰作《坎特伯雷故事集》，她高声背诵了书中的第一段，让学生们大惊失色。课上下去，才发现她的本领也就会背这第一段。她不懂中古英文文法，学生们只得读译成近代英语的乔叟著作。教欧洲文学史的翟孟生也是美国人。他用自己著的一部五六百页的巨著当教材，一开始挺能吓唬人，但学生们很快就发现，这部教材除了厚以外，没有任何别的长处。里面涉及到许多世界名著，有一个内容提要，但却不可靠。原来原著他没读过，连译本都没读几本，只是抄了一些别人书中的内容，抄得又极不细心，错误百出。他连抄的耐性都没有，除了中国不会有人给他出这部书，然而他却成为清华当时的名教授。

除了散文创作，季羡林还从事翻译。他先后翻译的作品有德莱塞的《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屠格涅夫的《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史密斯的《蔷薇》，杰克逊（H．Jackson）的《代替一篇春歌》、马奎斯（D．Marquis）的《守财奴自传序》，索洛古勃（Sologub）的一些作品，薛德林的一些诗，其中《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代替一篇春歌》、《蔷薇》等几篇正式发表了，尚有一些没有发表。季羡林在清华时的兴趣还表现在对西方的所谓“纯诗”上，但他与西方的“纯诗”观有一定的分歧。西方的纯诗观主张废弃韵律，季羡林主张诗歌必须有韵律，否则的话，叫任何什么名称都行，就是不能叫作“诗”。即使印度泰戈尔主张废除韵律的观点，也没能说服他。当时，他最喜欢的西方诗人，是法国的魏尔兰、马拉梅和比利时的维尔哈伦等人。魏尔兰对于“纯诗”的主张是：首先是音乐，其次是明朗与朦胧相结合。这种观点符合季羡林当时的口味，只是后来他反对现在的所谓“朦胧诗”，怀疑现代的“艨胧诗”是“英雄欺人”，是以艰深文饰浅陋。因为文学艺术是要人了解的，如果只有作者一个人了解，或者连作者自己也不见得了解，那么文学艺术还有何用？除了所谓“纯诗”，他还喜欢英国诗人的所谓“形而上学诗”。

另外的几门必修课，老师水平大多也都不高。

对于中国文学，季羡林仍喜欢六朝骈文，唐代李义山、李贺，宋代姜白石、吴文英，这些都是唯美主义的，讲求辞藻的华丽，这些诗作和骈文，至今仍在影响着季羡林，唯美仍然是他的嗜好。

季羡林这时还旁听过俄语课。老师是白俄人陈作福，他不会英文，也不会汉文，用直接教学法教学生，但教学又不得法，学生听不懂，季羡林旁听的兴趣也越来越低，最后终于放弃不再听了。这门课，他只学了一些单词和几句话，便结束了第一次学俄语的过程。

他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是梵文。由于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更加深了他对梵文的兴趣。但是陈寅恪先生当时不开设梵文课，也没有其他人教梵文课，所以此时是空有兴趣，而没能开始学习梵文。这个愿望后来到德国留学期间实现了。

华兰德小姐也是德国人，教法语。她年纪很大，头发全白了，由于独身，性情反常，专在课堂上骂人，以此为乐。学生越学得好，她挑不出毛病来，学生挨骂就越厉害，结果法语课的学生被她骂走了一半多，只有季羡林、华罗庚几个不怕骂的留下来了。学生们予以反抗，治了她一次，她反而屈服了，从此天下太平。她还请这些学生去她家吃饭，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了。

由于学习的兴趣提高了，小学、中学贪玩的兴趣减弱了。四年大学期间，北京那么多的古迹，那么多好玩的地方，尽有许多机会可以作赏花的韵事，但他却很少去光顾了。四年中，他只到中山公园去看过芍药，到颐和园去看过一次玉兰。有一次，好不容易腾出点时间，与一位老朋友在大毒日头下，跑过许多条窄窄的灰土街道，到祟效寺去看过一次牡丹，因为已经错过机会，到了以后看到的只是满地残英，这对于特别喜欢赏花的季羡林来说，太过于残酷了。尤其是，季羡林在济南时那么喜欢海棠花，在北京却很少能看到，连因海棠而出名的寺院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北京的春天非常短，短得几乎没有春天，最初还是残冬，可接连吹上几天大风，再一看，树木已经长出了嫩绿的叶芽，天气陡然暖起来，春天没来就进了夏天了。

教三年级德语的是德国人石坦安先生，他教课比较认真，要求也严格，学生还学了点东西。到四年级，是德国人艾克教他们。这又是一位马虎先生，对教书心不在焉，讲德语只用英文讲授，有一次学生们请求他用德语讲，他便哇啦哇啦讲一通德语，速度快得如悬河泻水，使学生反应不过来，结果还是用英语讲德语。学生们自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艾克不是没有水平，他对艺术很有兴趣，用德文写过一部《中国的宝塔》，在国外学术界颇得好评。尤其是他喜欢德国古典诗歌，对季羡林产生了影响，致使学士论文也是在他影响和指导下写出来的。

6．政治活动

杨丙辰（字震文）是一、二年级的德文老师，时任北京大学德语系系主任。他德文水平应该不错，是在德国学过多年的留学生，并且译过德国名著，如席勒的《强盗》等。他没有教授架子，平易近人，常请学生吃饭。但他教课，却不负责任，教第一个字母a时，说a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到教b、c、d时，也都说是丹田里的一口气。学生们便窃窃私语：是不是丹田之气我们不管，我们只想把音发准确。从此，“丹田里的一口气”几乎成了杨老师的代号。他在生活上也很有趣，因为同时兼五个大学的教授职务，月工资可达上千银元。他住在北大沙滩，有一处大房子，侍候的人一大群，太太年轻貌美，天天晚上去看戏。老师推崇佛家的“四大皆空”，这种人生哲学应用在教学上，表现出游戏人生的态度。甚至考试打分，杨老师也不负责任。学生交上卷子，他连看都不看，立刻把分数写上。有一个同学，脾气粘粘糊糊，交上卷子站着不走，杨老师以为他嫌分数低，立即把S（第二级）改为E（最高分）。如此懈怠的老师，竟也在北大任教授、系主任，且在五个大学兼课。跟这样的老师学德语，基础自然也脆弱了。

季羡林曾多次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而且申明：“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给季羡林教课的主要老师，教大一英文的叶公超，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他教课的水平不低，但有时故意不修边幅，好像在模仿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因此学生们对他没有什么好印象，季羡林也不例外。而且，他不准同学问问题，一个同学问他一个英文问题，他竟狮子般吼叫：回去查字典去！班上同学面面相觑，再也不敢问他问题。教他们大二的是毕莲（Miss Bille）。教现代长篇小说的是英国人吴可读，他同时还教中世纪文学。教文艺复兴文学的是温特（Winter）。教欧洲文学史的是翟孟生（Jameson）。教法语的是一位华兰德Holland小姐。教德文的是杨丙辰、石坦安（Von den Steinen）、艾克（Ecke）。教东西诗之比较的是吴宓。

季羡林在清华大学期间，虽然发愤读书，兴趣全在各种知识的获取，但他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他不是置国难当头于不顾的人。

当时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有一个非常古怪的规定：学习英、德、法三种语言中任何一种，从一年级学到四年级，就叫什么语的专门化。季羡林是德语专门化的学生。但德语和法语，是从字母学起，而大一的英语一上来就念J．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可见英语专门化与德语和法语的专门化，水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季羡林对政治活动的认识，有一个逐步加深的过程。

这个系分三个专修方向（specialized）：英文、德文、法文。只要选某种语言一至四年，就算是专修某种语言。其实这只是一个形式，因为英文是从小学就学起的，而德文和法文则是从字母学起。教授中外籍人士居多，不管是哪国人，上课都讲英语，连中国教授也多半讲英语。课程也以英国文学为主，课本都是英文的，有“欧洲文学史”、“欧洲古典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文学”、“文艺批评”、“莎士比亚”、“英国浪漫诗人”、“近代长篇小说”、“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美学）”、“西洋通史”、“大一国文”、“一二年级英语”等等。

起初，刚入大学的时候，季羡林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安静的清华园内，国共两党在学生中的势力也有激烈的斗争。与季羡林同年考入清华的胡乔木（当时叫胡鼎新），一边在历史系读书，一边参加学生的社会活动，于1930年底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胡乔木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活动。胡乔木和吴组缃等几个同学一起，在学校里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夜校，以便宣传革命。胡乔木本人进行革命宣传鼓动活动，也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在学生洗脸盆里塞上传单，就是出自于他之手。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一天深夜，胡乔木去西洋文学系找到季羡林，动员他也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季羡林还没有意识到革命就等于爱国，加上胆小怕事，他没敢答应。只答应到由胡乔木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季羡林在考上清华以后选择系科的时候，却有过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理科的数学或经济。可是，季羡林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是没有学过数学，所以在高考时数学成绩只有4分。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或是经济，可真有点滑天下之大稽了。自然，他想学数学或经济的愿望，只能落空。在经过一番冲动之后，他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选择了对新生文科学生吸引力比较大的西洋文学系。

稍后，国内政局更为紧张，国民党蒋介石在拼命“安内”，日本侵略者已兵临古北口，在东北兴风作浪。终于在1931年9月18日，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同时在吉林、黑龙江也发动大规模进攻。而蒋介石集中力量反共，对日本侵略军采取了卖国政策，命令东北军“绝对不可抵抗”，并撤至山海关内，致使日军在9月19日即侵占沈阳，接着又分兵侵占了吉林和黑龙江等省。

由于有留美预备学校的基础，清华大学的西洋文学系名震神州。究其原因，教授几乎全是外国人，讲课自然用外国话，中国教授很少，而且，即使是中国教授，也全用外语授课。这对于新生来说，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包括清华大学师生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清华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组成了学生赴南京请愿团。季羡林读高中时就对国民党官员没有好感，更加上国民党杀害了他的老师胡也频先生，他对国民党群魔乱舞的统治十分痛恨。此时，新仇旧恨一并爆发，季羡林便毫不犹豫地随清华同学，先是在前门火车站卧轨、绝食，而后赴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在南京，季羡林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没想到，学生们满腔爱国热情，结果却被满口谎言的蒋介石捉弄，最后是铩羽而归。

清华学堂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正式完成了从留美预备学校到大学的过渡，成为具有现代色彩的文理科综合大学。

对于清华当时的政治分野，季羡林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