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京华岁月 (第3/5页)

考入清华大学，从西城的那个公寓，移住到清华园来，季羡林被清华园的美丽景色陶醉了。他对清华园的印象是这样的：

还有一位老师，就是杨丙辰，则正好相反，他不是对学生过严，而是要求过松。考试时，他预先向学生声明：十题中，答五题就算及格，然后多答一题加十分。考完以后，这位老师根本就不看学生的试卷，学生一交卷，他随手就给学生打分，结果自然是没有不及格的，学生们皆大欢喜。如果有个学生在他面前多站一会儿，他立刻就问这个学生：“你嫌少吗？”于是，大笔一挥，再给他增加十分。

1．充满诗意的清华园

教师的教学态度，学校没有统一的要求，好像当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概念。教师也不准备教学大纲和教案。教授在课堂上，可以信口开河：谈天气，可以；骂人，可以；讲掌故，可以；扯闲话，可以；老师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愿意讲什么就讲什么。天上天下，唯师独尊，谁也管不着老师。有的老师竟能坐在讲台上睡过去，有的上一年课，不和学生说一句话，有的教授同时在几个大学兼课，必须制定出一个轮流请假表，才能解决上课的冲突。勤勤恳恳的老师有，但是少数。

二、水木清华

老师这样待学生，学生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师生之间不是互相利用，就是互相敌对。没想到师生关系竟成这样的一种关系：老师为了混饭吃，学生为了拿文凭。

就这样，季羡林进了清华园。

2．和老师的交往

我左考虑，右考虑，总难以下这一步棋。当时“留学热”不亚于今天，我未能免俗。如果从留学这个角度来考虑，清华似乎有一日之长。至少当时人们都是这样看的。“吾从众”，终于决定了清华，入的是西洋文学系（后改名外国语文系）。

季羡林自认平生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喜欢拜访人。在清华大学期间，他拜访的老师，也只有少数的几个。

对这样的民主气氛，季羡林心向往之。当然，北大的学术自由也是他向往的。所以，季羡林在选择面前为难了。

在大学四年期间，季羡林同吴宓先生接触比较多。吴先生当时给天津《大公报》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季羡林和几个喜欢舞文弄墨的青年学生，常常喜欢给《副刊》写点书评和散文一类的文章，因而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小团体。学生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作客，也被请到在工字厅教授们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他回忆起来，还感到温暖。

季羡林后来的另一位同学乔冠华，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这一年清华招生不分系，只分文科、理科。乔冠华选了国文系，但到了第二年，发现哲学系的课程更少，每天讲课只有一个多小时，自己看书时间更多，于是转入哲学系。

后来，季羡林离开了清华，在以后漫长的几十年里，他只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在北京大学燕东园李赋宁先生家中拜见过吴先生。吴先生在抗战期间去了西南联大，北大和清华复员到北京，吴先生留在了四川，没有回北京。

后来成为季羡林同学的胡乔木，也在1930年夏天考入清华大学。他入的是物理系，系主任是吴有训。新生入学时，吴有训总要与他们谈话。吴有训对胡乔木说：“上物理课，要做许多实验，很费时间。”胡乔木希望能有时间，自己多读点书。吴有训作为物理系的系主任，给他出主意说：“文科学生的读书时间多，何不转到文科去？”这样，胡乔木就从物理系转入文科，本想进国文系，但由于国文系新生名额已满，而历史系尚有余额，于是胡乔木进了历史系就读。

另一个交往比较多的教授是郑振铎先生。

对这两所大学，季羡林认为北大强调兼容并包，自由发展，各极其妙，不可偏执，而清华则强调计划培养，严格训练。季羡林对清华的印象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

郑振铎先生当时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燕京大学是当时全国十多所教会大学之冠，耶鲁大学建筑师亨利·克拉姆·梅菲（Henry Killam Murphy）所设计的办公楼和教学楼，是用现代钢筋水泥建筑与传统的琉璃瓦大屋顶相结合，形成的新式的对称型宫殿建筑，连自来水塔也隐藏在钢筋水泥的宝塔内，该塔被称为“博雅塔”。

清华是1911年成立的，是清朝政府用美国“退还”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办成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是原来清代的皇家庄园，建筑则是中西合璧的产物。

郑先生在清华大学兼课时，季羡林旁听过他的课。他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有大量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学生们印象是非常深的。

按理说，北大和清华各有其优点。北大建校略早几年，建于1898年，原名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1917年，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从此以后，北大一直存在着民主与进步的传统，自由阅读、独立研究学术的空气比较浓厚，比较活跃，且养成了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北大一直有学术造诣极高的教授、学者执教。上这样的名牌大学，自然是考生梦寐以求的。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但是，到季羡林这里，选择却成了难题，北大与清华对他来说，成了鱼与熊掌，何去何从？一时成了他挠头的问题，一番艰苦的思考开始了。

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那时候，考大学不像现在这样录取，而是同时几所大学都可以录取。比季羡林早一年高考的乔冠华，是1929年在上海报考大学，他报考的是武汉大学和清华大学，乔冠华两个大学也都考取了，后来选了清华大学。乔冠华似乎容易做出选择，因为清华大学比武汉大学名气大多了。

清华的学生们原以为燕京大学的郑先生，一定也是有架子的教授。但是，同他一接触，他们马上感到，他与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教授的架子。

结果，这次高考他撞上了喜神，北大和清华他都被录取，一时成了人们羡慕的对象。

郑先生没有一点论资排辈的恶习，从来不觉得比学生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们。

济南高中英语教学从来没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考北大的几个学生被这当头一棒给打懵了，没有几个考生能听得懂。季羡林因为从小学开始就学英文，基础比较牢固，很容易就对付过去了。听写时，老师念了一段寓言，其中有狐狸，有鸡，他大都写对了。但有一个单词suffer（经受，忍耐），由于临阵惊慌，听懂了，却没有写对。考完之后，同去的山东老乡都面带惊慌之色，几乎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录取的希望破灭了。对付不了北大考试的一些考生，最后被为了收报名费和学费的朝阳大学录取。

郑先生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装腔作势，自然更不以势压人。他从来不随便教训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有一种帮派习气，但在他身上一点都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是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能一视同仁。因此，学生们在背后都议论，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

而且，在英语考试中，出乎考生的意料，在公布的考试科目之外，又加了一盘小菜，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加试英语听写。

郑先生同巴金、靳以先生在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编刊物，按照惯例，是要找一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因为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吸引力，扩大发行量。郑先生虽然也找过一些名人，但是，像季羡林这些清华既无名又年轻的大学生，他也决不嫌弃。学生中有的人当上了编辑，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这样一批年轻人的名字，都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自然都感到沾沾自喜，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他们感到郑振铎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以外，恐怕并世无二。

这样的半阙词，对一般高中毕业生来说，确实是很难啃的硬骨头，不用说译成英文，就是译成现代汉语，也绝非易事。

郑先生这样没有架子，又如此提携青年学生，学生们自然都愿意接近他。

更行更远还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里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离恨恰如春草，

郑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名教授，兼职很多，常要奔走于北京城内城外。进城要经过长途跋涉，校车虽有，但非常少，有时候进城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郑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皮包，里面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的近视眼镜度数很深，走路总愿跨大步，风尘仆仆地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

路遥归梦难成；

郑先生爱书如命，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认识许多书商，从来不与书商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临时手头不一定有钱偿付书费，先留下书，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还书费，实在凑不齐钱，就用自己出的别的书来对换。比方他印过一些珍贵的古籍《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就用这些书去还债，书商愿意拿他的什么书，就拿什么。

雁来音信无凭，

对这样一位郑先生，学生们自然都是很尊敬的。1921年，他与沈雁冰、王统照等名家组织起文学研究会，1923年又主编《小说月报》，1931年开始在上海、北京任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术研究、主编文学刊物，他的代表作除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外，还有《取火者的逮捕》、《中国俗文学史》，并编有《中国版画史图录》。所以，在清华的学生眼中，他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微不足道了。

原来是五代时李煜《清平乐》词的上半阙，下半阙未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