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燕园春秋（一） (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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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号召发出之后不久，季羡林在五一节那天，早晨起来就乘无轨电车进城去。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在全军、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

在季羡林的座位前面，坐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和她的母亲。小女孩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外面的无轨电车站上站着几个解放军战士，在那里排队等车。女孩小小的黑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她似乎是对着解放军，又似乎是对着母亲，高声叫着：“解放军叔叔！”

从北京解放之时，季羡林就爱上解放军军衣的黄色，觉得这黄色是朴素的，像真理那样朴素；是动人的，像真理那样动人。而自从解放军里出了雷锋，季羡林越发喜欢这军衣的黄色了。

“解放军叔叔好吗？”母亲问着可爱的女儿。

8．报春的燕子——雷锋

“解放军叔叔好！”女孩立刻用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不假思索地答道。女孩接着情不自禁地拍着小手，唱起了：

一向爱护学生的季羡林，心里只觉得有一阵阵的凉意。一向以尊师重教闻名于世的文明古国，师生关系竟被糟蹋到这种地步，悲夫！

我是一个兵，

就在南口进行社教之时，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从此，开始了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批判，敲响了“文化大革命”的钟声。而“三家村”的主人，季羡林全都认识，而且，还和吴晗在一个代表团出国访问过。他在南口无意中说了出来，结果被一位“高足”有意地牢记在心，文革伊始，这位“高足”对季羡林竟然落井下石，把季羡林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进行批判。

来自老百姓……

在南口，季羡林他们充当了社教的领导，党政财文大权统统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不许自己开火做饭，在全村轮流吃派饭，鱼肉蛋之类营养丰富的食品不许吃，自己的身份和工资不许暴露。因为当时农民每天挣到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干一个月也就合十二三块钱，而季羡林是一级教授，在教授中工资是最高的，每月四五百块钱，这样的身份暴露出去，怕农民会吃惊。时隔三十多年了，今天一级教授的工资数目，再到农村就不肯说，说出去，农民会笑话了。季羡林抚今迫昔，真不禁感慨系之矣！

听着这清脆的声音，季羡林从内心深处羡慕这幸福的孩子。触景生情，他不由自主地想到，自己像她这样大的时候，看到的兵，一个个都是手里提着皮带、斜楞着眼、满脸杀气的样子。那时的季羡林见了他们，就像是老鼠见了猫，远远地只有躲开，哪里敢同他们说什么话呢？

参加完国际饭店的会议，已经是1965年秋天。季羡林被派到北京郊区农村南口，去搞农村的社教运动。

从眼前的解放军，季羡林又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雷锋。雷锋也是一个穿黄色军衣的解放军，由于生活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雷锋成长起来。又由于有了雷锋这样的战士，解放军就更显得可爱。雷锋作为儿童校外义务辅导员，怎样对孩子们进行辅导，季羡林并不清楚，但他想，雷锋一定会把自己优秀的品质在潜移默化中传给孩子们，雷锋那光辉灿烂的人格一定会照亮儿童们的心。孩子们看到雷锋，也一定会眼里闪出亮光。

事实非常明显，“揪出”了陆平，目的在于“揪”彭真。所以在1965年7月，北京市委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进行干预，为被揪被批的学校领导陆平等人平反，这就伏下了“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季羡林不禁想到雷锋入伍那天的日记：“这天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这天是我最大的荣幸和光荣的日子。我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穿上了黄军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我好几年来的愿望在今天已实现了，真感到万分的高兴和喜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季羡林想象着，当雷锋穿上这一身黄色军衣的时候，内心会多么激动，肯定会用双手去抚摸这身军衣，感到它比丝绸更柔滑，比世界上一切美的东西都更美。每当雷锋穿上这件黄色的军衣，便感到有无穷的力量在鞭策自己，这个力量是在驾驶汽车、在火车上当服务员、在工地参加义务劳动的时候，……永远永远也用不完的。

作为北大社教运动试点的直接结果，是在1964年冬天“揪出”了以党委书记陆平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黑帮”，之后，在1965年1月1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制定了“二十三条”，肯定了社教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些当权派，有的在幕前，有的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甚至有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

想到这里，季羡林很自然地把雷锋当成了报春的燕子。

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我因此就又想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不但像以前那样想到过去，而且更多地想到将来。我相信，像雷锋这样的人将来还会不断地出现，数目会越来越多。他们就像是报春的燕子，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的影子。这样的人，穿黄色军衣的人们里面会出现；穿别的颜色的衣服的人们里面也会出现。

北大因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先走了一步。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就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

是的，正是由于这报春的燕子越来越多，才使祖国到处都充满了春天。

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季羡林产生了解放后第一次形成的一点“反动思想”。

9．社教中的心路历程

到1965年3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会议上，要求按“二十三条”把运动搞下去，肯定成绩，改正缺点。

季羡林自己常说，在政治上，他是幼儿园的小学生。这意味着他在政治上并不敏感，嗅觉并不灵敏，具体表现在对社教的态度上，他并没有嗅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会酿成一场大灾难，社教会成为“文革”的前奏。而是相反，在社教中的季羡林，作为党员教授，是得到信任的，是以领导者的身份参加社教的。他在社教中的心路历程上明显地写着，他是相信阶级斗争学说的，而且认为阶级斗争观念的增强，就是阶级觉悟高的直接表现。另外也明显地写着，在他眼中的社教，使人们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到11月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开始在北京大学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由五人小组领导之下的运动工作队领导。五人小组成员是：张磐石（中宣部副部长）、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庞达（中宣部教育处副处长）、宋硕（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运动工作队队长是张磐石，成员有从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文教部门及各高校抽调的干部二百五十多人。

对此，我们用不着为贤者讳，这正证明了人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圣人。

1964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知具体落实毛泽东的路线，指出文科脱离实际的倾向十分严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相当普遍。今后的方向，是使文科院校附设工厂或者迁到农场，办成半工半读或者半耕半读的学校，使文科师生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逐步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1964年2月，季羡林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深入到城市普通街道妇女的家中，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几乎天天跟她们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他当外人，非常愿意向他倾吐她们心里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憧憬的又是什么。

毛泽东伟大领袖的地位已经奠定，他一声令下，全国立即投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中。

这使季羡林大吃一惊，平常在城市里生活，经常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领着孙子孙女出去游玩的老奶奶、梳着两条大辫子卖车票的姑娘、还有忙忙碌碌的街道女干部，只觉得这些人平平常常，面带笑容，心平气和。至于她们想什么，从来没引起过季羡林的注意。但是，这次宣传使季羡林蓦地发现，这些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这些普通人，觉悟竟是如此之高。

因为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因此，全党都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阶级斗争从这时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当时觉悟高的表现之一，是诉旧社会之苦，忆苦思甜。经常召开各种各样的忆苦思甜会议，大会、小组会，形式多样又活泼，且人人都愿意以自己是“苦出身”的身份，勇敢地揭发地主、资本家的罪恶。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季羡林领导了一个小组会的忆苦思甜，为了存真起见，不妨摘录季羡林的原文：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会上，毛泽东阐述了著名的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泽东指出：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头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地主、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就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就用大烟杆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和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7．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时候，会开到热烈之处，大家边说边哭，有时候竟引得全场流泪。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霍地站起来，把诉苦推向了高潮。她小时候到地主家要饭，地主放狗咬烂了她的腿，地主拿出煎饼擦她腿上的血，又把煎饼扔给狗吃。后来，父母受人骗，把她许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男人不正，只知赌钱。他们头一胎生了个女孩，饿死了，第二胎生了男孩，第三胎又是女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出月子就给人锯木头挣钱，坐在洋灰地上整宿拉锯，又硬又凉，好容易挣到的一点钱，又被丈夫偷去赌输了。儿子三岁时，丈夫要把儿子卖了。她气得去赊了半斤烧酒、五盒洋火（火柴），把火柴在酒中泡了泡喝下去，心里难受得像用尖刀割、滚油烧，幸而别人用胰子（肥皂）水灌她，把喝的东西吐出来才没有死。可丈夫卷起两床被子走了，再没有回来，她千辛万苦，拉巴着两个孩子，既受中国有钱人的气，还要受日本人的气，公公和舅舅都被日本人打死了。

正是这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在随时提醒着季羡林：自己永远是大地之子，永远是一个“土包子”。劳动，不仅给季羡林带来了乐趣，也使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

老大娘声调一转，接着说，好容易熬到解放，她从地狱里一步登上了天堂，儿子、女儿、儿媳，都是国家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穿不愁。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她的骨头早就烂在土里了。

就这样，在公共汽车行驶声中，我的回忆围绕着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联成一条线，从几十年前，一直牵到现在，集中到坐在我眼前的这一位老妇人的手上。这回忆像是一团丝，愈抽愈细，愈抽愈多。它甜蜜而痛苦，错乱而清晰。在我一生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三双长满老茧的手，现在似乎重叠起来化成一双手了。它在我眼前不停地晃动，体积愈来愈扩大，形象愈来愈清晰。

老大娘“解放”一词，把大家的话头都引了出来，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一个四川口音的老太太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谁要想捣乱，我们一定阶级斗争他！”“阶级斗争他”，她连说了三遍。

最初，季羡林只是坐在车上看着一张晚报。但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他的眼光偶尔一滑，正巧落在一位老妇人的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他的心立刻震动了一下，眼光不由地就由这双手向上看去：先看到两手之间一个胀得圆圆的布包，然后看到一件洗得挺干净的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再往上是一张饱经风霜布满了皱纹的脸，长着一双和善慈祥的眼睛；最后是包在头上的白手巾，银丝般的白发从里面披散下来。这一切都给了季羡林极好的印象，而印象最深的是那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它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他的眼光。从而想起了母亲、王妈，以及人民公社老大娘的长满老茧的手。

这次小组会后，季羡林看到的这些平常人，心里埋藏着对旧社会无比强烈的恨，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决不允许他们复辟；埋藏着对新社会无比强烈的爱，用火热的心爱着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这爱与恨都是达到顶点的、不可调和的。季羡林感到：这样的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是伟大的。他感到振奋与骄傲。他感到全国亿万人民都是向日葵，向着一轮巨大无比的太阳开放，这轮太阳赤红如炽炭，威猛如火龙，辉辉煌煌，高悬在宇宙之中，吸引住朵朵葵花，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光芒直上三千大千世界。

有一天黄昏，季羡林乘公共汽车从城里回北大。车上乘客的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引起了他的注意。

季羡林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年以后，自己也被“阶级斗争他”的那些人所斗争。

从这以后，季羡林不仅享受到参加劳动的乐趣，而且总是把自己的生活和长满老茧的手联系在一起。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是靠双手实现的。从此，他一看到长满老茧的手，心中便不由自主地生出敬意。

1965年底、1966年初，季羡林在京郊八达岭北梁子上亲眼看到社教后人们觉悟的提高。

天仿佛特别蓝，草和泥土也仿佛特别香，人的心情当然也就特别舒畅了。——因此，我们干活都特别带劲。人民公社的同志们知道我们这一群白面书生干不了什么重活，只让我们砍老玉米秸。但是，就算是砍老玉米秸吧，我们干起来，仍然是缩手缩脚，一点也不利落。于是一位老大娘就走上前来，热心地教我们：怎样抓玉米秆，怎样下刀砍。在这时候，我注意到，她也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我虽然同她素昧平生，但是她这一双手就生动地具体地说明了她的历史。我用不着再探询她的姓名、身世，还有她现在在公社所担负的职务。我一看到这双手，一想到母亲和王妈同样的手，我对她的感情就油然而生，而且肃然起敬，再说什么别的话，似乎就是多余的了。

那里正展开一场挖坑田的大战。天寒风急，风沙击面，从八达岭上扫下来的狂风，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扑向这里，把人吹得像水上的浮萍。挖坑的活十分艰苦，地面上松松的一层浮土，几镐刨下去，就露出了胶泥，胶泥软硬不吃，带有弹性，一镐下去像刨在硬橡皮上，留下一点浅浅的镐痕，却掉不下多少泥来。镐下如雨，而地坚如石，刨不了几下，人的手就给震出血来，有的虎口都给震裂。

1958年以后，北大每年都要组织下乡劳动。季羡林最难忘的，是1960年秋天，他和学校里的一些人到离北大不算很远的附近乡村，在一个人民公社参加劳动。他感到，虽然同样是秋天，但是这秋天同他五六岁时在家乡与母亲去摘绿豆荚时的秋天大不一样：

往年的数九寒天，人们呆在家里的热炕头上，干点轻活，等着吃过春节的饺子，而社教后，人们竟愿意干这样扎手的活。干活的人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飞沙走石中，沉着、勇猛，身上的热气顶住了寒气，镐声压住了风声，热烈紧张的气氛直冲云霄。

季羡林生在农村，家庭清贫，对农村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六岁时便从农村来到城市，从此再也没有在农村长住。所以，他虽然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体会。他小时候捡麦穗，在德国留学时，到农村帮助农民摘摘苹果，那毕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劳动。

忽然，远处烧起了野火。野火烧掉人民的财富，是决不允许的。大家几乎是在同一秒钟内，丢下铁镐，扛起铁锨，向着野火，飞奔而去。

然而，思想改造并非易事，对于季羡林来说也是这样。

山沟里并没有路，地边上沟边上长满了葛针，浑身是刺，衣服碰上，会被挂破；手碰上，会被扎伤。但是人们不顾这些，奔向火场。

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人们很少再谈思想改造了，好像一谈就是“极左”。但是我个人认为，思想改造还是必要的。客观世界飞速前进，新事物层出不穷，我们的思想如果不改造，怎么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呢？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不是空口白话。……思想感情方面的转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至少能证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其优越之处，确实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它能让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甚至像南北极那样的变化。现在有那么一些人觉得社会主义不行了，优越性看不出来了，这个了，那个了。我个人的例子就说明这些说法不对头。这也可以说是我的现身说法吧。

在火场，人们奋力救火，有人用铁锹扑打；有人用衣服扑打，有人甚至用自己的手脚扑打，衣服烧着了，鞋子烧破了，手烧伤了，脸烧黑了。大片的野火终于被扑灭了。

季羡林一直认为，像他自己这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管是“高级”的，还是其他级的，思想都必须改造，而且能够改造。他说：

救完野火，人们又回到北梁子。天更冷了，风更大了，飞沙更多了，人们又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挖坑田的劳动中。

在经历运动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要通过劳动锻炼来接近劳动人民，以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季羡林作为这次劳动中的一员，觉得农民的形象在自己眼内高大了起来，他不由自主地想到毛泽东的一句诗：“遍地英雄下夕烟。”这样一群老实朴素的农民，不正是毛泽东诗中的“遍地英雄”吗？！

6．劳动的乐趣

这是季羡林在1966年2月17日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时距“文化大革命”中“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的5月25日，仅有三个多月。而文革一开始，季羡林仍在南口农村参加社教，陶醉在社教所掀起的一重又一重波浪之中。直到1966年6月4日，他奉召回校，才结束了农村的社教，而投入到另一场规模更大的“阶级斗争”中去，只是到那时，他已不再是领导者，而是被批斗者了。

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而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生死斗争，知识分子随时在提醒自己：反右，反右！

这自然是后话。

反右斗争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人民群众也开始相信这样的事实：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而且，这样的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三、春满燕园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内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乱乱哄哄，时松时紧，时强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

1．人生百味

然而知识分子却在继续反右的运动中，一个个难免厄运。

季羡林自认不喜欢拜访人，就是很要好的老师、朋友，也不例外。但他不拜访人，却并不是不交朋友。他交的朋友，既有同道者，也有不同道者，既有比自己大的人，也有同龄的，还有比自己小的。

彭德怀的表现，却深得季羡林的赞许，一直到今天，在开国元勋中，他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在季羡林眼中，彭德怀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其实，季羡林不喜欢拜访人，并不是绝对的。他拜访过恩师陈寅恪；从认识了臧克家，他们俩是经常互访的，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在发展着。

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

臧克家1949年春天从香港来到北京，住在笔管胡同7号。

《意见书》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是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企图招兵买马，分裂党，因此，同彭德怀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原则的问题，而不是个别的问题。

笔管胡同坐落在建国门内一条不宽的街道上，臧克家的住处是在一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里。院子里住有七户，臧克家与王子野住在东院，庭中有棵大香椿树，挺立如盖，两家屋子均在其荫下。臧克家在这里住，到东总布胡同10号人民出版社去上班，徒步走十多分钟，一路安安闲闲地就走到了。臧克家在这个院里的两间小平房里，一直住到1958年建国门内大街扩建，从那以后，他住到史家胡同8号。

知识分子聪明过了头，反而是害了自己。本来从全国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但是到1959年6月，偏偏出现了一些“右倾机会主义”，他们“猖狂进攻”，他们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做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攻击，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代表人物是彭德怀，他在7月14日庐山会议上，忽然间上了万言《意见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

此时，季羡林只身住在翠花胡同。他们经常互相访问。